大于为什么要连篇累牍地探究莫言“故事”后面的“故实”?首先是因为他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后，相关的标题如《莫言瑞典演讲回忆母亲 》，《莫言演讲回忆童年之最》，《莫言演讲以回忆母亲开头：站在大地上的诉说》，《莫言回忆童年之"最":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打》等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几乎是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把它作为莫言回忆自己亲身的经历来报道的。可是，大于发现他在演讲中说到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在他的散文或小说中找到影子。那么，就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也有必要弄清楚，他究竟是把“故事”当成“故实”来讲，还是“故事”来源于“故实”?并且有责任澄清这些“故事”与“故实”的相关事实，以正视听。
大于认为，莫言这次在瑞典学院的演讲，最大的败笔就是说他母亲的故事。因为他说的几个故事，都是他小说散文中的故事，这样的虚构的故事是表达不出真母子之间的真情的。就是媒体的一些喝彩声也不是出自真心，这样几个蹩脚的故事是不可能得到他们这些以稿费谋生的笔杆子们内心的认可的。因为“母亲”这个作文题，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写过的，不管写得好不好，谁都可以从他们对母亲的描写中掂得出感情的份量。
其实，莫言曾经正儿八经地写过一篇《母亲》的文章，文章不长，引录如下——
【我5岁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我母亲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如果这是一篇高考作文，大于估计也就是评个六、七十分的水平。 首先，后面两段写的已经不是母亲;其次，前面三段没有时间过渡，看上去写的都是五岁时记忆，可是，五岁的孩子又怎么会“每当我下工归来”呢?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到，莫言在瑞典讲母亲故事中有下面一段——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把它与莫言作文《母亲》中对这件事的描写对照一下，具体情节上的回忆有些误差是难免的，引人注意的是前者有后者没有的“父亲被人诬陷”，和后者有前者没有的“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大于认为，这两个内容是不宜割离的，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够比较完整地表现他的母亲。
莫言的父亲一直是大队会计，大小也算个干部。从当年“四清”的情况看，如果他“父亲被人诬陷”，一般来说，可能性最大的要么是经济问题，要么是作风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他母亲都是致命的打击。对莫言来说，这件事才应该是他记忆最深刻的，所以既在作文《母亲》中写了，又在演讲中说了。而他在演讲中所说的“记忆最早的一件事”，“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在他正儿八经写《母亲》的作文中，却连一点记忆的影子都没有，它又说明了什么呢?
不能说莫言对母亲没有感情，但是大于觉得莫言在演讲中说他母亲时有些矫情。实际上，他内心里对他母亲更多的是可怜和同情。正如他大哥所说的那样，他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这样的母亲在中国，特别是在旧中国，成千千上万万，是非常普遍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广大劳动妇女，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莫言母亲的遭遇说明，她曾经生活的家庭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时代，证明了当时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是非常必要的。莫言的可怜在于，他狭窄的眼光看不到自阶级社会以来，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
其实，莫言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在演讲中可以讲一讲，那就是他在“我的《丰乳肥臀》”中提到的，给他创造《丰乳肥臀》灵感的那位母亲——
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的一个地铁口出来，当我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攀登时，猛然一抬头，我看到在地铁的出口那里，坐着一个显然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她正在给孩子喂奶。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这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坐在她的左右两个膝盖上，每人叼着一个奶头，一边吃奶一边抓挠着她的胸脯。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我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我的心中顿时涌动起一股热潮，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出来。
如果他在讲了自己母亲的故事之后，再通过这个故事想到“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童年”，想到世界上所有命苦的母亲和孩子，并发出对她们关心爱护和解放她们的呼吁，那么，莫言也许可以感动一次世界。然而，莫言不仅是个俗人，还是个势利小人，他没有这种思想境界和博大情怀。他只想到如何用自己的故事换取嗟来者的认可，结果用他矫揉造作出来的故事，不仅出卖了生养他的血缘母亲，也出卖了生长他的祖国母亲。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他母亲的“双胞胎”
这一小节内容，当然不是要评论莫言的的代表作《丰乳肥臀》。实际上，大于至今还没有完整地看过他的《丰乳肥臀》，但是从看过的一点点内容、人物介绍和一些有关的争议中，大于得到的信息是，它也许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杂交再加转基因，尽管它现在得到了生长的气候，但最终逃不脱扫入垃圾堆的结局。
这一小节要说的是他在香港推销这本书作的一个广告：《我的<丰乳肥臀>》，还是先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吧(摘录)——
【1994年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写一部书献给她。
我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疾病缠身的女人。
她4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的外公也去世了。我的母亲是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母亲的姑母是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人，她的体重我估计不到四十公斤，但她讲起话来，那声音大得就像放炮一样。我一直都很纳闷，不知道她那弱小的躯体如何能够发出那般响亮的声音。
我母亲4岁时，姑母就给她裹小脚。母亲说她裹脚的过程持续了10年，从4岁开始裹起，到14岁才基本定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煎熬，但我母亲给我讲她裹脚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就像一位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
我母亲15岁时就由姑母做主嫁给了当年只有14岁的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我想困扰了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
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
我在《丰乳肥臀》第一章里描写了这种情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对难产的儿媳妇却不闻不问。
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母亲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的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
让人诧异的是，对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裹小脚故事，竟然会让莫言产生“一位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的感觉。下面还是先让我们探讨一下他“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故事的“故实”。这故事也许最能反映他《丰乳肥臀》的小脚母亲曾经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莫言说过，他“母亲一生中生过八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其中六个孩子的出生情况是：1943年以前生他大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43年生他大哥管谟贤，1946年生他二姐，1948年左右生他三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1950年生他二哥管谟欣，1955年生莫言。
那么，他母亲生这对双胞胎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根据他母亲1922年出生，15岁时(1937年)嫁给了当年只有14岁的父亲，而生了莫言后，莫言自己说他“上小学二年级了还要吃奶”等情况，他母亲生这对双胞胎的时间只能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或者1953年左右，而不可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集体生产劳动，按他大哥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的，青壮年出工都是“干活上午休息两次，下午休息两次”，怎么可能会像莫言说的，让一个妇女“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呢?
莫言“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无论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或者1953年左右，都是中国农民单干时期，就像后来小岗村搞的分田单干那样，完全是用他们的汗水和血水换粮食。如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年遇到大旱，仍然要讨饭和救济。第二年风调雨顺，通过“全家上阵，睡觉都在地里”是辛苦，终于取得丰收。但是，讲小岗村故事的人都蓄意掩盖了这种“故实”。莫言家单干时也是如此，在一年的辛苦收到了打麦场，突然来了暴风雨，为了日后有饭吃，不得不让刚刚生下孩子的产妇也到场上去抢麦子。像莫言家里这样失去人性要求女性劳作的情况，当年虽然不普遍，也不是个别的。实现了集体化之后，这种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在集体的打麦场上，任何紧急的情况，也是不需要一个刚刚生下孩子的产妇来做帮手的。
大于比较相信莫言的这个回忆，因为他大哥也说过：“我前面也有一个姐姐几天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我现在变成老大了。那时候穷，生活差，妇女怀孕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再碰着一个厉害的婆婆就更完了”，生了孩子“当天就得干，干到小孩来不及生，恨不得生在地上，干到那个时候。那时候太苦了。”莫言在另一个场合更悲愤地说到这个故事：“我想象母亲挺着大肚子(那次她怀着双胞胎)头顶烈日在打麦场上操劳的情景。母亲说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中午还在打麦场，下午便生产，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当天夜里暴风雨，又得拖着产后极度虚弱的身子去麦场上抢运粮食。我眼前暴雨倾盆，雷鸣电闪，产后的母亲被淋成落汤鸡，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一次次跌倒在泥水中，又一次次地爬起来……”
但是，莫言说这个故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忘记交代时间，也不说清楚这是在单干时候发生的故事，给听众的感觉就是，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集体化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对待劳动妇女。这种效果，也不知道是他有意要得到的，还是无意造成的。莫言也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忘记交代时间，但凡是他时间说得模糊的故事，也是最有“故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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