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中国的两级，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东北，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
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次以空间换喻时间的旅程：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过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
“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过程之中。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这个超现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但他们最终意识到：人类最需要是希望和目标。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通晓的乐团团长，一个从“物质劳动”中被排除的工人，却可以凭借“艺术”谋生。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文化工业的剧烈交锋。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投入走穴的市场……(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
《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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