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最近热映的《建军大业》由一众小鲜肉饰演革命青年，吸引了不少青少年的关注。影片在弘扬、传播主旋律文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影片围绕南昌起义来讲建军大业，但为什么建军、建的什么军却并不清楚。对国共两党的“黑化”处理，轻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重南昌起义，更是将三河坝战役塑造成了美剧《血战钢锯岭》的风格。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欧豪饰演的叶挺将军在攻占德胜门后的浮夸行为，网友评价其像是刚刚收复铜锣湾的古惑仔。不啻为对主旋律的“高级黑化”。与此相对的是电视台上《伪装者》《人民的名义》《中国正在说》等作品的主动“抹红”。
“抹红”和“高级黑化”这种现象在本文看来包含了一组二律背反命题：如果电视台的“抹红”或电影的“黑化”只是证实市场与资本主义文艺美学的传播有效，那么后者“为我所用”后应当为何以及如何走向衰亡?如果这种“抹红”或“黑化”只是影视工的权宜之计，那么它们更有可能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本的规训能力。而“赢得观念战场的胜利，直接关乎于主体性、能动性与意识的产生，直接关乎于一个新的群众与历史主体的诞生”。关键是，(新的)主体在哪，由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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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红”与“黑化”：
再问文化自信的政治主体
吴畅畅
8月初，一则消息在电视圈与传媒界广为流传，总局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对省级卫视提出一系列内容播控要求。五年一度的政治季，习惯性地让主管文化与宣传的相关部门有所行动。对省级卫视的严管，与6月底陆续上映的电影作品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然而，这一唱一和间，文化自信与中国梦的主旋律是否呼之欲出?
一切先从上海电视节说起。今年上视节开幕式，围绕文化创新，央视到省级卫视等电视机构轮番介绍各自所制作的(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成功经验，加上“引进模式遇冷”等观点的点缀，会场上下，喜气洋洋，自信无比。彼时，我便有所担心，这些在市场化浪潮中浸泡数十年的省级卫视，多大程度上能够不那么生硬地担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宣大使的职责? 不出所料，为了进一步延续党媒姓党的大原则，总局8月下发有关通知。不过，坊间把“限台令”的焦点大多放在全明星或引进境外模式综艺节目、娱乐性较强与题材较为敏感的电视剧统统退出黄金档等规定上。相较之下，通知中几项关键词却在媒体报道里消失无踪：总局不仅重申省级卫视“新闻立台”的根本原则，更旗帜鲜明地号召省级卫视应当主动向央视靠拢，打造真正走“群众路线”的新闻综合频道。
《奔跑吧兄弟》在黄河边演绎《黄河大合唱》
虽然这些条目在媒体上不可见，但省级卫视心明眼亮得很。实际上，自上世纪最后十年省级卫视相继启动市场化战略以来，他们早已学会如何在党的路线和市场底线之间寻求平衡。今年，浙江卫视的新版“跑男”、东方卫视的“极挑”尽管因为全明星阵容无奈退出黄金档，也不得不主动彰显“媒体社会责任”，积极与国内重大公共或政治事件“挂钩”。例如跑男家族的黄河大合唱表演、极挑男人帮致敬底层农民工、庆祝香港回归。这一切，凸显了国内广电业界唯一一条明规则：省级卫视在自我推销的商业化进程中，要占领国内市场，第一要义是，要通过官方的许可来得到与巩固自己的商业化地位，不仅是“人民”的喜爱，还要有“党和国家”的喜爱，因为前者只是获得市场化成功的关键，而后者却是获得市场化成功的前提。
《极限男人帮》帮助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公益、纪念香港回归20年
然而，明规则之下，潜规则暗流汹涌。自通知发布以来，社交媒体上不少个人账号(高校研究者、节目制作方等)主动扮演省级卫视智囊团角色，面授机宜一般地建议各大卫视如何规避“重要宣传期”硬性要求播出的主旋律电视剧可能招致的市场风险，或者如何凭借准科技类、泛文化类节目在一片血红色(此红非彼红)的收视市场中实现突围。过去十余年间，总局出台一系列非法律意义的通知，无形中却把大量解释权交给省级卫视;总局虽实行一刀切的行政管控，客观上却让各大卫视拥有操作性较强的弹性空间。盛传曾处处受到政策掣肘的湖南卫视，可谓深谙此道。自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别出心裁地推出美剧风格的“红色偶像季”后，芒果台在党宣和重大时间节点倒排编播计划上显得得心应手：2015年，抗战剧的硬性播出任务下达后，一部讲述汪伪政权时期地下党员抗日故事的《伪装者》不可思议地在青少年和中产受众群体中掀起CP热潮;今年《人民的名义》热播，不但撩拨了一直存在于民间的有关高层政治的想象与欲望，网友的解读将这部并非正剧的反腐大剧竟然变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小腐剧。
这些摸着石头过河所积累的擦边球式的“成功经验”，无一不被其他卫视所效仿。作为广电行动者，以湖南卫视为首的一线省级卫视，每一次以市场之名寻求对既定行政结构的突破，往往造成非理性化的示范效应，并直接表现为省级卫视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在各类“限令”的调节作用下，省级广电内部形成了“一线广电集团内在危机——市场化改制——差异竞争——省级卫视无序竞争——一线卫视再度差异化市场竞争——……”这样一条无限循环轨迹。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各卫视先后确立了“新闻综合频道”的发展模式，所谓“千台一面”，不外如是。因而，总局此番强调的新闻综合，并无新意，延续了“限真令”以来扬群众路线、抑明星综艺的管理思路而已。站在高层的角度来看，省级卫视的梯队划分，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政治和文化维度上的。一线卫视“勇敢”走钢丝，不断探底，一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面只想着如何在新青年和城市中产已成为主体的大众文化中树立“领导权”。且不说这一领导权是对总局最初规定的曲解、改造、游戏或暗度陈仓，至少他们要在表面上完成任务：借助市场号召力所形成的量的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来(向上)佐证执政党的质的意义上的政治合理性。
于是，总局的战略规划下，省级卫视的策略性游击，反而暴露了行政管控与省级卫视在争夺受众上的根本错位。前者号召走群众路线，由上至下地面向“人民大众意识形态的广阔田野”，后者领兵请命，在市场化与资本化之路上越走越远，打造有别于执政党的新式“高级文化的城堡宫室”。田野和宫室之间，哪是经常的无缝衔接，宫室在节目实操过程中往往成为田野的借代。芒果今年暑期档《我们来了》在众目睽睽下挤进黄金档，与“素人”在后期剪辑中“转变”成“主角”密不可分：首集里，陈妍希或久未露面的关之琳等一众女星在剪刀手的“调教”下，只需负责微笑或搞笑，“甘为”陪衬。这里的“素人”，不仅由城市中产的“上流化”阶层所代表，更刻意契入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女大学生“爱华”，一如今年年初的《歌手》不但迎合“限韩令”，将节目去韩化，更有心引入哈萨克斯坦的“小哥哥”迪马希。《歌手》成功捧红迪马希后，湖南台台长吕焕斌在央视台长与总局国际司司长的见证下，与哈国家广电公司总裁签署交流协议，以“实际行动”不失时机地“响应”执政党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就连最近推出的《中餐厅》，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注入“一带一路”的宣传。坊间和业界都在感叹省级卫视生存“不易”的同时，是否想过，这种“不易”更易于催生出行动者的投机主义倾向?
哈萨克斯坦的“小哥哥”迪马希
对于所有卫视而言，彼此之间的马太效应在过去数年间愈发明显，说到底，这难道不是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不均? 它并非是对媒体改革的偏离，或许正是媒体市场化的“要义与表现方式”。曾经一线如今沦落为二三线的部分卫视，内心焦虑，惶惶不安。他们其中一定有在考虑，如果市场化行不通，不妨鼓足勇气，直接面向执政党的需求。白专变红专，不过一念之间。一度与湖南卫视比肩前行的东南卫视，历经市场刷洗，操持各种改革与破局后，突然间，大无惧地从右迈向左，开设《中国正在说》，重塑共产党的笔杆子力量，理直气壮，得高层厚赞。更不用说年初与青海卫视等六家“丝路卫视联盟”成员，共同制作“丝路春晚”。东南卫视此举，彻底地翻转了湖南等一线卫视的制作逻辑，先直入政治，后赢得市场认同? 只是，一片白茫茫，主动“抹红”，令人生畏的同时，更让人揣度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频道监理人的大彻大悟，还是暗藏心思，只待出头天? 这不禁让人想起上半年走红的某文化类节目。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内在于总局出台的针对广电乱象的各种通知的政治逻辑。然而，当我们心怀喜悦，嘹亮疏阔地预测同类型的人文节目将有助于缓解当前广电重度娱乐化困局时，是否需要自浇冷水，不无冷静地思忖全民阅读、诗词戏曲以及民歌类节目，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针对卫视(而非央视或者行政管控)目标受众的传播有效性? 多大程度上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青少年与满眼消费、深受新三座大山困扰的市民阶层之间“心有戚戚焉”?
这便是从田野到新宫室的转变逻辑及其历史条件。共青团邀请小鲜肉担任代言人，《建军大业》广开门路，让年轻偶像扮演近一个世纪以前的革命青年，享受市场红利、紧持高薪片酬的明星在总局宣传片里骄傲笃定地诵读“中国梦”，目的无他，意在深化国家意识形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效度——这些做法，吸引青少年关注不假，可是否被他们接收，却是另一回事。当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网络青晚首播的《TG有点甜》，与内蒙古卫视《开卷有理》首推的主题曲《马克思也是九零后》遥相呼应时，国家意识形态的流行化和大众化算不算走到一种极致? 1845至1846年写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进行论战，孰能料到，一个半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腔调十足”，大谈中国梦，提倡说好中国故事。殊不知，讲好中国故事怎能忽略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物质性基础，这种“经济/唯物论”的“政治无知”究竟是电视圈的集体无意识，还是学界的智识贫困?
欧豪饰演的叶挺在攻打德胜门胜利后
别忘了，小鲜肉们靠着腐文化和互联网，尤其是“无远弗届”的粉丝力撑，早已在没有高层政治的加持下，轻松突破疆域藩篱，成功实现文化远征和对外传播，用毛尖的话说，参与历史。这种参与，是小鲜肉及其粉丝在遵循市场交易和商品化原则的前提下，所自觉保持的与西方文化规则与逻辑亦步亦趋的“开放”姿态：早有李宇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张靓颖参加美国脱口秀节目录制，现有粉丝租美国时代广场电子屏为王源庆生，挖空了历史背景的各种玄幻剧和CP剧在东南亚国家的大行其道。这样的背景下，高层政治对小鲜肉的低成本“租用”，能否有效地续接意识形态的传承工程? 会否如同电视与电商的合作那般，原本是电视的主动出击，结果反受其累? 有一点可以肯定，青少年的“捧场”大部分出于对小鲜肉的“爱”，而不是对其所负载的价值观的“认同”。《建军大业》上映以来，社交媒体上的段子，似乎向我们证实了青少年受众历史知识的匮乏，以及他们建立在“政治天真”基础上的文化优先倾向。更何况，邀请最善于黑社会题材的刘伟强担任《建军大业》的总导演，就不用惊讶刘导将国共两党“黑化”，轻秋收起义(更不用说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重南昌起义的历史表现手法，也不必对刘导耗费大量镜头将三河坝战役打造成“血战钢锯岭”美式风格的处理方式大惊小怪。正统历史叙述的悄然改变，荒腔走板，配合小鲜肉颇具现代感的发型、眼线，以及古惑仔一般的“热血”荷尔蒙，最终让小鲜肉的参与历史，与青少年的体悟历史，沦为一场历史修正主义的尴尬狂欢。
“《建军大业》上映以来，社交媒体上的段子，似乎向我们证实了青少年受众历史知识的匮乏，以及他们建立在“政治天真”基础上的文化优先倾向。”
要说狂欢，几乎同期上映的《大护法》值得一叙。这部靠着美国网民众筹的动画片，已成为社交媒体和知乎上热络讨论的议题;豆瓣得分8.0，远高于《建军大业》与升级版抗敌神剧《战狼2》。它的故事线索很简单，一个类似于奥威尔笔下1984一般的乌托邦村落(像极了年初上映的《健忘村》 )里，一位明显有所指涉的领袖为一己私利，创建了封闭的极权社会。这种最为素朴粗糙、非此即彼的自由主义二元结构，让言论自由、个人主义、人权、威权等平日在电视与电影上基本缺席的能指，统统具有了现实指向。借此，大护法不断追问的“我是谁”才能迎合当下年轻人的虚无和丧文化心态;他的个人单挑，以及花生人的醒悟与反抗，才能与现场受众一起“手拉手，心连心”。
《大护法》豆瓣评分8.0，《战狼2》7.5
这段时间，电视上的主动“抹红”，与电影中的“高级黑化”，相映成“趣”，发人深省。当文化阵地的建设逐步演化成文化工业目的论，后者往往“将自己打扮成实用现实主义”时，中国梦也好，中国的自我(文化)定位或文化创新、文化自信也罢，都不再属于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用什么方式、使用什么人群来表现这种政治性，或许才是关键。当前，大众媒体的政治性充分展现了昂格尔所说的相对于僵化“深层结构”的行动“弹性”——暂时不管它是出于被迫，还是猛然醒悟。可是，媒体的这种行动弹性，最终将中国带离还是靠拢消费主义实在论和全球现代性，孕育出一元论还是文化和政治多元主义? 一切还是未知数。
然而，当前影视圈所出现的“抹红”或“高级黑化”现象，包含了一组深刻的二律背反命题：如果电视台的“抹红”或电影的“黑化”只是证实市场与资本主义文艺美学的传播有效，那么后者“为我所用”后应当为何以及如何走向衰亡? 如果这种“抹红”或“黑化”只是影视工的权宜之计，那么综艺和电影创作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基底，就不是前期拍摄、后期剪辑等技术可以完全中和掉，更不会通过单纯强调群众路线就能彻底“扭转”的，它们更有可能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本的规训能力。如果这样，学者林春的一句话，反而让我们有所思索：“赢得观念战场的胜利，直接关乎于主体性、能动性与意识的产生，直接关乎于一个新的群众与历史主体的诞生”。关键是，(新的)主体在哪，由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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