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周，郭敬明因青年作家李枫的控诉，再次走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今，事件热潮逐渐平息，但由此牵连出的郭敬明成功史及其商业模式，其商业成功所隐含的内在张力，其背后所隐匿的亚文化和被忽视的青年群落，依旧值得深思。本文系刊发在《文化纵横》的一篇旧文，或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有所启示，特此刊发。
2013年的夏天，一部面向青少年观众的青春片《小时代1.0：折纸时代》，创下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上的新纪录：院线单日排片量达到45.1%。在一些与片方有特殊协议的院线，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100%。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走进电影院，除了一部青春片，你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作为中影集团力捧的作品，《小时代》的海报充斥城市中每一块看板。海报上几位身量未足却珠光宝气的主人公，很好地表现出影片的主题：青春与财富。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止步五亿，一个虽然庞大，但在今天繁荣的电影市场上，意料之中的数字。
大众媒体和电影投资人那里，这是一场针对成年人的狂欢，关于一个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与他的资本时代成功学。人们试图复制这个年轻人的成功，却不知如何下手。而舆论场上，社会大众对这部片子近乎恶意的如潮差评，与一些社会成功人士对导演郭敬明的高度赞誉之间的高度分裂，说明这部剧情简单的电影已超出了单纯青春片所能负载的意义，碰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根敏感神经。
▍出售青春的文化帝国
《小时代1.0》上映前夕，导演郭敬明刚刚度过他30岁的生日。虽然大学学的是影视专业，最终因创业而肄业的他还是首次执起导筒，只是这一次，引起的争议与拢聚的财富都更甚于他过去十年间在文学领域的作为。
从20岁时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幻城》以来，作为作家的郭敬明就一直活在巨大的争议中。这部架空奇幻小说出版后大卖，成为当年小说品类出版物印数第一。随即这部小说被指认在情节和人物设置上与某部日本漫画高度相似，最终因无人起诉而不了了之。隔年，延续着模仿式创作法的第二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却给他带来了大麻烦。这部小说描述了几个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广告圈的浮华生活，上市不久后又创下出版奇迹，三个月内加印7次。很快有读者指认，此书存在抄袭另外一名网络小说家庄羽已出版的作品《圈里圈外》的嫌疑。此案诉诸公堂，经过三年的拉锯战，郭敬明最终败诉，小说下架并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
他拒绝道歉。面对公众，郭敬明表示，自己曾经非常喜欢庄羽的作品，一部致敬之作却被它的致敬对象粗暴地践踏了。审判期间，这个已经24岁的男青年每天在自己的社交网络发文描写心路历程，在这些文章里，他把自己称之为一个“单纯的”却“被这个成人世界一再伤害的孩子”。他说，即使法律判处他败诉，他内心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舆论哗然的同时，这个姿态让他获取了未成年读者们的支持，这些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偶像被一个富有心机却才华不足的成年人算计了。
但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弱势与幼稚相反，现实中的郭敬明几乎是这十年来最成功的书商。22岁时，他同几个伙伴成立出版工作室，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在25岁时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出版针对青少年市场的文学杂志《最小说》系列，他自己就是主力之一。在出版行业迅速衰落的这十年，只有他还能依靠杂志赚钱。在同样由一位80后所创办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他长年稳居头把交椅。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他也一直是作家群体中收入最高的人。
郭敬明公司的产品特色，还要从新概念中学生作文大赛说起。在新概念之前，中学生的阅读兴趣是由成年人决定的。而新概念中涌现出一批文笔早熟的少年作家，人们发现，他们所书写的自身感受和生活，远比成人写的更为鲜活。郭敬明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与新概念的其他一起，生产出大量用华丽空洞的词语，来书写忧伤躁动的青春期情绪的散文与小说。与同样出道于新概念的韩寒相比，郭敬明从不碰触政治与社会话题，他的视角比较女性化，以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为主。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真诚情绪，赢得了同龄人的共鸣。
然而成功后的郭敬明在谈起自己在“新概念”的成功时，却把它归于学习能力。在其他作家还纠结于“写作是为了传达自己还是满足读者需求”的命题时，郭敬明似乎在这方面没有太多迟疑。他说，自己在参赛前买来了全部的新概念往届作品集，研读和分析哪一类作品最受评委青睐，并从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一种。他又按照这个标准，写了七篇不同体裁的文章寄给大赛组委会。他说，自己就是奔着获奖去的。这种明确的目标性，更像是一个商人的禀赋，而不是文人。“新概念”至今15年，郭敬明是唯一一位用文学作为武器，获得了媲美商界的声望与财富的选手。只是，在其他人开始根据自己的心智成长，不断变化写作的关注点时，郭敬明15年来却只写作一个主题：青春的伤痛。他面对的读者也没有任何变化——有一定独立消费能力的、且只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中学生与大学低年级学生。
如今，郭敬明和他的最世文化公司，对这一类型文学的操作已经非常成熟。2008年5月，当郭敬明第五次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后，《纽约时报》在对他的报道中发出了这样的质疑：“郭敬明或许能在剽窃指控和糟糕的写作中生存下来，但是，现在他面临的可能是更危险的威胁：比他更年轻的。”
在严肃的主流媒体看来，郭敬明式的青春文学失之轻佻，毫无延展性。对口味多变的年轻人来说，他很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读者抛弃。然而《纽约时报》的判断失误了，郭敬明把青春文学做成了一门生意。他如今的身份，除了作家，还有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最小说》、《最漫画》、《文艺风赏》、《文艺风象》四本杂志的经营者，职业出版人。他的商业触手也开始伸向科幻、奇幻等类型文学。无论体制内外，漫画小说，他把那些比他更年轻的变成了他的员工。
作为一个文化公司的经营者，最重要的是判断、管理和营销的能力。郭敬明经营的对象不仅仅是自己的想象力，更是青春期读者的情感方式和世界观。在这个圣贤已死的年代里，郭敬明绝不会傻到去试图教育他的读者。而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他所做的，也不仅仅是讨好读者那么简单。
面对求知欲和创造欲无比旺盛、生活经验却一片苍白的年轻读者，郭敬明必须为他们塑造出一个足够有幻想空间的氛围。所以，最世文化公司延续着娱乐业的逻辑：不仅仅作品本身要有话题性，作品的创也要成为偶像。他们的一举一动，要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崇拜。在这方面，他营销的最成功的个案就是他自己。在与庄羽的抄袭案中，他就成功地利用一件丑闻，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面对成人世界的悲情英雄。这迎合了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青少年在成人世界中受到的伤痛。而对于他作品的另一主题：恋物与虚荣，他也毫无难度地化身拜物教教主。他一度热衷于在博客上晒出自己穿戴各类奢侈品的个人照片，并用PS技术营造出模特儿般的梦幻效果。
尽管蔑视法律与自恋让他变成了争议人物，但实际上，他懂得如何对权威做出尊重与妥协。虽然他是青少年亚文化的操盘手，但郭敬明并不拒绝与主流合作。在韩寒靠着攻击作协来为自己树立起批评家的名号时，郭敬明选择了加入作协，做出中国文脉接班人的姿态，由此得到了王蒙的赞誉。很快，你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在他与另外一位年轻作家合作的文学杂志《文艺风赏》中，有阿来、严歌苓、麦家、张翎等中国重要作家的作品。
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需要真诚地面对自身，但对类型文学来说，这不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市场需求并做出回应。2007年，郭敬明的两位创作伙伴因为创作理念不合离开了他，独立创业。郭敬明在媒体面前用一贯的夸张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惋惜，说他“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哭的像个孩子。”但没几年，这两位创作伙伴就因为创业失败回归了，郭敬明接纳了他们。在他看来，这些作为单独的创都有其才华，但作为产品经营者，他们“做得太个人了”。他很快为回归的量身打造了一本全新的杂志，在这本叫做《文艺风象》的杂志中，探讨的是如何“把文艺渗透到生活中去”，比如“喝什么咖啡，旅行去何处，听什么样的歌，家里放什么样的家居用品。”因为当初那些读着《最小说》长大的16岁少女，现在已经成为年轻的社会人。忙到没有时间读文艺小说，只有时间购物了。
最后，他像所有成功者一样，非常勤奋。据媒体的描述，他是一个几近专制的工作狂。不仅自己长期保持着4~5小时的睡眠节奏，对手下人也非常苛刻。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很喜欢这种忙碌的状态，它会带来一种满足感。运营一家公司，你一定是跟一个团队合作，要领导他们，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它满足的是你在理性思维方面的成就感。它能丰富我的人生。因为我现在比较年轻嘛，能拼能冲，体力也好，我希望在我状态很好的时候实现更多的愿望、抱负。我希望我的人生更满、价值更大。”
▍拜金还是奋斗？——年轻人的情感逻辑
《小时代1.0》登上大银幕时，苛刻的影评人大多直指它内容的肤浅和错误的拜金价值观。因为有件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又不好说破：相较于中国电影市场上那些基本电影语言不过关，连故事都讲不圆的作品，作为一个导演的处女作，这部片子算得上是制作精良、叙事线索完整。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一部好看的作品。
经过数年井喷式的发展，中国电影的技术力量已经成熟，市场运作也已经成型。决定一部电影品质和票房的最关键因素，并非一个好故事，而是制作方的资金量和推手的成熟程度。《小时代》作为电影的成功，与郭敬明的导演水平并无关系。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部片子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制作团队：台湾的青春片教主柴智屏，当年创造出《流星花园》奇迹的金牌监制。如何表现年轻人在浮华世界中的爱恨情仇，她是最好的操刀者。然而更重要的是，《小时代》的制作方案已经在中影集团放了好几年，他们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在中影副总裁张强的支持下，良好的资金运作和团队组织能力，使得《小时代》集合起了一流的制作团队，郭敬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挂名导演。
中国电影市场高度繁荣却结构畸形，在产业链条上有无数的口子，让政府与强大的制片公司随时可以插手。《小时代》首先赢在一部电影票房的最关键因素上：院线排片率。《小时代》的平均排片量达到了近50%，这让走入电影院的观众别无选择。同期先后上映的几部大片《中国合伙人》、《致青春》也斩获丰厚票房，原因无他，归功于同一个片方宣传发行和操纵市场的能力。《小时代》要成功，靠的是电影资本的运作逻辑。而制片方看中的，只是郭敬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固定观众群，中国院线观众的平均年龄不过21.5岁，郭敬明的铁杆粉丝恰好与其是重合的。《小时代》与大时代就此一拍即合，在一个经济低迷的年代里，擦出文化市场的财富火花。这印证了郭敬明为这部电影写下的主题歌词：“不管大时代小时代，有人瞩目就是好时代。”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曾撰文高度赞誉《小时代》，他说：“年纪越往上的人，越是‘大时代’思维，这其实是一种集权主义下的思维方式。而郭敬明在电影中表现的是个人的视角，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事业，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看来，什么时候中国进化到小时代了，就进步了。大家自己管自己，管的太多了，出来冲突了，人权法律公民安全的意识就有了。没有了英雄，天下就太平了。”这种自80年代一脉相承的启蒙式自由主义思维，被郭敬明很好地利用，从中提炼出向大时代挑战的口号。他书写的《小时代》的宣传语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梦想闪耀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理想冷却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小时代。”然而，这个借狄更斯名句开端的故事，情节上却出乎意料的简单：一群年轻人在拜金主义心态下，追求财富的过程。他们只做三件事：赚钱、花钱、谈恋爱。
《小时代》中匪夷所思的炫富，以及某种不择手段、成王败寇的狠劲，是其最富争议之处。它的支持者认为，拜金没有什么可耻的，甚至拜金才是时代进步的源动力。比如同期上映，讲述新东方创业故事的《中国合伙人》，其核心精神也是拜金，只不过用奋斗精神包装了一下。
或许正如冯仑所说，郭敬明笔下的男女代表了一种独立自信，直视自己欲望的新人格。如果中国未来的人格类型就是如此，那么与其批判，不如拥抱。然而，冯仑错误地将自身的问题意识代入到了郭敬明身上。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肩负着回归个人主义、告别集体年代的精神枷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时代”的奋斗与“合伙人”们的奋斗，看起来并无不同。表面看上去，他们都不过是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然而，《中国合伙人》中涉及的爱情友情、民族主义，以及人们在大时代中的迷惑，并非如郭敬明的观众们所认为的，只不过是拜金内核上的一层皇帝新衣，它也是俞敏洪和徐小平们奋斗时的真实困惑与背景。他们在赚钱时所想的，绝不仅仅是“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正是极端的困惑，让他们从人们尖锐急迫的需求之中，找到了赚钱的可能。
但在郭敬明这里，你看到的只是欲望本身。《小时代》的世界，无需告诉你这群衣着光鲜的男女是怎样赚钱的。郭敬明设置了两个最讨巧的舞台给他的主人公们：时尚业和金融业。在这两个舞台上，人们对虚荣与财富的贪恋，变成了一件不需要解释的事情。时尚业最喜欢生产的，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享受当下、任性而为的观念，这和他们生产快速消费品的诉求相符合。而金融业的数字游戏，也使得钱的流动并不涉及具体的伦理观念。有句话说得很妙，所谓时尚业，就是一群月薪一万的编辑，教导那些月薪五千的丝，那些年薪百万资产上亿的人是怎么花钱的。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追求享受来获得享受的世界。
应该说，金钱本身是中性的，扭曲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小时代》的故事中，友情、爱情、亲情这些基本情感，事业心、奋斗、反抗精神这些自由精神，却都像是金钱与虚荣的注脚。这并非是说这个故事描写了人围绕着金钱所做的残酷斗争，恰恰相反，它是由《小时代》故事在剧本上的薄弱所佐证的。尽管讲述的是职场斗争和感情博弈，但工作的磨砺和人物的情感关系却都如同学生一样随意而矫情。在郭敬明的剧本安排中，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得很突然。冲突并不来自于伴随金钱积累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相反，它根本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理由。买一件奢侈品、开一个Party这样的情节却会被大肆渲染，比如，女主人公在一个豪华晚宴的现场与她的朋友们发生冲突，但与其说这一场戏是为了表现友情的破裂，倒不如说，这些激烈的情感使得晚宴的夸张奢华更容易被观众记住。
这才是郭敬明满足去贴近他的读者，令他们产生共鸣的主要方式。片中所有的社会逻辑，都仿佛源自一个少年的空想。一些成年人眼中的复杂冲突，被展现的爽快、直接而残忍：劈腿是可以被原谅的恋爱游戏，数亿元的并购就像放学后的小赌局。恋爱与事业所需要的细碎冲突和漫长努力都被忽略了。这是青少年易于接受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并不关注人在具体的利益和责任中的两难，只关注戏剧性和物质所带来的情绪。《小时代》故事的核心，是完全不足以回应冯仑们关于“一代新人”的想象的。至少，郭敬明完全没有解释，除了《小时代》故事中那些毫无缘由的任性与愚蠢，一个依循个人欲望而行的世界，其中最根本的冲突到底是什么。甚或，我们真的已经身处这样一个世界了吗?
而且，这个只有青少年的故事是不需要成人出场的。在一场任性的物质狂欢中，郭敬明并不花心力去处理在青少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他们与成人世界间依赖又对抗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片中被完全站在青少年立场上的简化为两种：财富提供者(从未露面)，或者需要被打倒的专制者(用金钱和门第阻碍青少年之间的恋情)。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被这个故事激怒了，因为他们不仅在青少年的世界中缺席，更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呈现了。郭敬明写给青少年的故事，是去历史化和去情景化的，青少年们拒绝理解财富和社会关系的产生历史，这一思维方式，让他们并不用去处理和父辈之间的关系。这些稚嫩面孔还无力去面对他们的父辈，他们尚沉浸于叛逆期的幻想中，拒绝承认父辈的存在。这种方式看似决绝，实则怯懦。
▍狂飙时代的价值体系
然而，每一个为青春造梦的作家、政治家、乃至商人都知道，仅仅满足人最浅层次的欲望是不够的。青春期虽然空乏，但它更是一个为了填满这种空乏而探索的过程，所以必须对青少年许诺未来和价值。所以这一次，郭敬明不再满足于仅仅沉溺在青春的哀伤之中，而是喊出了“这是我们的时代”这一口号。这是每一代20岁出头、正在定位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年轻人，最渴望听到的一句话。这一次，他利用的是青少年对社会的复仇心理。
媒体描述郭敬明故事的最常见模式，即将他包装成一个“丝逆袭”的故事，把他个人的成功，看作对势利社会的胜利复仇。记者们不厌其烦地讲述郭敬明异于常人的矮小和因为贫困而被上海这个繁华都市歧视的经历，认为他由此产生了反抗情绪和奋斗精神。青春期的人，一大特点是渴望认同、自尊心敏感，易于产生孤独感，并由此觉得全世界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从郭敬明早期的散文来看，作为一个敏感者，他对这一点的体会，比同龄人可能更为深刻。但对于早已完成个人阶层转化的郭敬明本人来说，复仇早已不再重要，但他聪明地将自己对于被迫害感和复仇情绪的深刻理解，化为作品中最核心的价值。
在一个平稳社会中，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和周围环境和解，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安顿下来的过程。人的自我认知，也由一个对世界依赖索取的状态，转变为与世界有机联系的一部分。因此，虚荣、奋斗、友情、反抗权威和残酷青春，是普世性的青春片主题。作为东亚出产青春片的两大重镇，日本和我国台湾的青春片皆具有这种特色。日本青春片中，常见的主题是“找到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成为大人”;台湾的青春片则喜欢描述年轻人团结起来，反抗成人社会的丑恶规则的故事。即使最后失败了，青春的单纯也依然是值得用毕生的感伤情绪去怀恋的。
在这种对比之下，郭敬明的《小时代》故事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看似充满青春的激情与胡闹，但深究起来，其中没有任何青春特有的价值。故事中，将青少年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哥们义气”、“爱好团体”等亚文化氛围，而是赚钱、互相利用、奢侈品竞赛，以及用成人世界的规则(金融游戏)去击败成人。在传统的青春故事中，作为核心的那一个少年往往是领袖气质的，冷静而有担当。但在这个故事中，作为领袖的少女只负责赚钱。即使是她做出了破坏小团体规则的举动后，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留在她身边。原因片中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她的姊妹淘在毕业后不用吃苦，跟着她可以立马住上体面的房子。这是为数不多的，将真实世界的隐晦规则作为正面价值出现的青春片。
郭敬明将青少年塑造成反抗成人世界的纯洁团体，但这个小团体又从一开始，就在拥抱那些成年人社会中特有的势利规则。他们在心理上拒绝成熟，价值上却异常早熟。郭敬明本人用一句于连式的名言来说明了他的取向：“和这个世界的规则对抗是没有用的，你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然后再利用规则把他们踩在脚下。”然而，郭敬明宣扬的这套成功学，就像他本人的经历一样，除了不可得的勤奋与天赋，其中晦暗而又必要的一面，是诸多不光彩的违规、算计与掩饰。他却许诺，每个青年都能够体面地成为赢家。这就是《小时代》故事的悖论：它混淆了青春期与成人世界的界限，用青春的天真与脆弱，把现实的成人规则包装的十分美好诱人。
在郭敬明许诺的这个价值体系中，只有个人的成功，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只有燃烧的欲望，没有对责任的承担;只有对势利社会的成功复仇，没有对成人社会的改造与和解。他塑造的这个追求享受就能获得享受的小时代，脱胎于对大时代丛林竞争的幻想——《小时代》也由此成为我们这个大时代的隐喻：青春期般的惶恐不安，以及为了克服它而对财富的疯狂追逐。
然而，这一延续着丛林逻辑的追逐本身，却连惶恐也无法克服。就像这个表面高度繁荣、内部毫无规则的电影市场，以资源的高度汇聚为代价，却只能出产《小时代》这样制作中规中矩、剧本内核薄弱的作品。并在观众们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完成对财富的回收与积累。同理，郭敬明塑造的这个以青春意气行驶残酷规则的世界，看似快意，其实质却是以简化真实社会逻辑的方式，遮蔽了所有代价。
事实上，郭敬明本人并不像他描述的这个世界这么天真，他深知，不是所有残酷都可以被美化成隔日即愈的青春伤痛。有一个关于他经营之道的故事是这么说的：郭敬明对业务员极尽苛刻，但对那些编织青春梦想的旗下，在待遇和态度上都几近宠溺。他说，要让这些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不食人间烟火，才能生产出青少年喜爱的、脆弱又美好的故事。至于这些本人的成长，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用他一贯的表达方式，他是这样解释这件事的：“那些复杂肮脏的事情，让我来做就可以了，我会帮他们应付好一切。”
这是他为这个势利社会开出的另一付药方：爱。但这种爱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倒不如说，是一个人的自怜自哀所投射出的幻影。他在《小时代》中塑造了一个作家周崇光的形象，被普遍认为是他对自己的代入。这个角色敏感、善良、体弱多病，在藐视社会规则的同时才华横溢，他最终给予了女主人公财富、爱情和幸福。郭敬明一次次地向他的读者重申现实的残酷，对弱者留下的救赎之道，却并非任何改造社会的良方，而是他对自己的造神运动。郭敬明的游乐园里，信他得永生。然而，这一幅图景，似乎离冯仑们所期待的，一个独立、自信、平等的新人格，尚有距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3年05期，原标题：“《小时代》制造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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