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在1980年代，在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的注视下，市场经济被想象为一种解放力量，而阶级则被视为陈年故纸，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然而，在90年代，当“底层”这个词被发明时，人们才发现阶级的幽灵从未散去。与阶级一同复活的，还有1960年代的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简单地回到过去或是粗暴地丢掉过去。对此，只有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产生危机又克服危机的动态过程，认清历史的辩证复杂性，从现实和整体出发，才能避免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和目的论，才能探索出未来路在何方。
本文原为2010年北师大出版社《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蔡翔卷》的序言。感谢蔡翔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1982年，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工作，课余无事，乱翻杂志，恰巧读到路遥的《人生》，心有所动，便著此文。文章写好后，投稿给《上海文学》，不久，收到通知，约我去编辑部面谈。在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座老洋房三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后来又见到了李子云老师，他们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成了我的引路人。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的第一期。再不久，我就调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直到2003年，我才最终离开，到上海大学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想想，也真有点“弹指一挥间”的感觉。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即使1990年代，也未免恍如隔世。恍惚间，栩栩如生的，反而是1960和1970年代。
也许，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复唤醒，并被形式化。
我想，对许多人来说，1980年代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我也一样。但我以为，1980年代不应该只是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它还应该成为一座活着的图书馆，以供人们反复阅读，并不断地征用。重新讨论1980年代，是我目前的一项主要工作，但困难很多。困难之一，恰恰在于自己的新历性，经验有时候反而可能是一种羁绊，甚至是视野和想象的局限。因此，个人的记忆也仅仅只是个人的记忆而已。我在19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以文学评论为主，后来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另一本是《躁动与喧哗》。
我不太清楚别人的知识背景，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受别林斯基的影响很深，无论是他的文章风格，还是他对俄罗斯的深厚的感情和关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后来有些人批评别林斯基，坦率说，我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
一方面，1980年代，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好像是一个没有规范和家法的年代，每个人都在突出自己的个性，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隐约其中的，或许正是吉登斯所谓的“解放政治”。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也难免逞才使气，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辞害意也是常有的。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走进1980年代，并且努力塑造着1980年代。一个人和一个人不一样，一代人和一代人也不一样。
对我而言，被唤醒的，可能是1960年代的记忆，这一记忆被压抑在1970年代。那或许是一种有关青春和激情的记忆，一种解放和抗争的记忆，也可能是一种重新创造世界的记忆——有关这一切的记忆，都隐蔽在共和国的理念之中，或者，我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革命”的理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80年代也是对这一理念的遥远的回应，尤其是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暗暗接通了1960年代的血脉。因此，1980年代，在它拒绝政治的时候，却隐伏着另一种重新创造政治的愿望，这可能更重要。但是，1980年代毕竟有着它的规定性，尽管1980年代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在1960或者1970年代找到它的历史缘起，但仍然不能完全说明1980年代的重要意义。1980年代的重要性仍然在于它处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它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历史意义，至今也仍然难以估计。然而，这一转折的最终完成，却是因为各种的因素，甚至包括偶然的历史机遇。而在这一历史机遇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学的介入。一些历史事件被重新解释，比如“五·四”，“个人”再次成为一个统治性的概念。所谓“现代化”，也更多地被技术化，或者可以称之为“技术现代性”。正是“技术”(科学)的介入，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才可能完成，显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制度崇拜——意识形态崇拜，也正是1980年代的逻辑演变，这一逻辑帮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被这一逻辑吸纳，但仍然可以看出一种大致的变化。因此，一方面，1980年代在努力回应“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中断了这一“革命”的逻辑发展，人们试图找到另一种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被简单地解释为“封建”和“人治”，而“1980年代”则被理解为“现代”和“法治”。
所谓重新“创造政治”在这一逻辑的裹挟之中，除了继续的“西方化”，似乎也很难找到自己新的形式化的可能。我想说明的是，尽管如此，1980年代的文学仍然呈现出一种抗争性的态势，它似乎并未心甘情愿地被这一“现代性”所“启蒙”，但是却逐渐退回到审美的领域，个人始终被强调，并抗拒一切的规范、约束和异化的可能，但并不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美的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同时生产出了一种巨大的幻觉，当然，幻觉依然可以生产激情，甚至理想主义的激情。
1980年代发生了许多事情，因此，这一时代就不可能被完全地做一种扁平化的处理。对我来说，1984年也许非常重要。“个人”的迷狂并未持续太久，“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引起我的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个概念仅仅停留在人类学的层面，但也足以引发我们继续的思考。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机械的二分法，已经无法继续吸引我们，“文化”恰在此时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领域，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这个概念可能悄悄地重新接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历史、国家、族群、甚至社会现实，都在这一关系领域中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一种记忆，一种有关1960年代的记忆也再次被悄悄唤醒，只是那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中，有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和文学》，其中说到：“当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已经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且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形象吗?”二十多年后，不幸而言中。当时有意识的，可能是“文化批评”这个概念，《躁动与喧哗》一书中，收录了我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爱莲女士的一次对话，在对话中，我强调了“批评如果能够进入了文化层面，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而在方法论层面，则更强调“为什么这样写”，当然，总体上仍然局限在一种“个人化”的立场：
“
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再具体地说，是它的个人化立场，它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地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也是我们这个是时代的精神反映。
”
这就是1980年代对我的启发和制约，它和后来的“文化研究”并不完全一样。重新翻阅旧著，我曾有一篇文章名为“神圣启示录”，里面粗糙地讨论了“文革”，也完全受制当时的思想氛围，但却强调了“重建信仰”。
1980年代终结于1989年，但在1989年之前，却已经出现了某种疲惫的情绪。创造的激情开始冷却，怀疑和自我怀疑再次出现。我之所以要提出“之前”，因为我反对把一个时代的终结直接归之于某一政治事件，那样只可能束缚我们的思考。但是，1989年却把这种情绪强化了。但反过来，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想，包括更广泛地阅读。
1989年之后，我的写作范围开始扩大，但基本上仍然延续着所谓的“文化”。我讨论过武侠小说，后来结集为《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
有几年，沉迷于古代，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所谓的学术小品《自由注解》，另一本是《此情谁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
当然，这些文章搁到今天，我未必敢写，也正应了俗话，读书越多，胆子越小。但在那个时候，多少有一种重新反思1980年代的愿望在内。而在1994年，我出版了《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那是一本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1980年代的浮华之气略有减退。相反，可能更多的，是疑虑重重，以及再次奋发的希冀。
1990年代，我很少写作当代文学最新作品的评论，一方面，我觉得不断地追踪新的作品越来越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一直隐隐地抗拒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自由写”，所以在1990年代的后期，我基本上从事两方面的写作：散文和随笔。后来，散文结集为《神圣回忆》，随笔则命名为《回答今天》。
对我个人而言，1990年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980年代，尽管至今我仍然难以描述这个年代。但在那个时代，一种批判意识开始重新确立，并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我的确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描述这个时代，但有一点，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会将这个时代解释为一个“小时代”，一个不断向内又不断缩小的时代，一个模仿和复制的时代。
我也许应该提到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一书，这本书1990年代中期出版于香港，但通过各种管道进入大陆。书中的一些都是我在1980年代的朋友，我一方面感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的重新讨论，将“社会主义”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讨论空间。当然，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过于的“现代”，而忽略了“革命”的特殊意义。可能，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写《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的原因之一。但是，《再解读》仍然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使我看到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化的重要可能。
但是，1990年代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现实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才真正使我们从1980年代的幻觉中走出，直面现实。隐秘已久的1960年代的记忆，这个时候才可能被真正唤醒。1996年，我写作了《底层》一文，很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我在《何谓文学本身》一书的自序中，回顾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
“
大概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底层》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记录了当时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泛化的语词，而且，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视域。我无意把我当年的那篇文章纳入这一知识谱系，事实上，今天相关的学术讨论与我这篇文章也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活动。在这里，我重提旧事，只是感慨于现实的残酷性程度，正是现实的残酷，才逼使这个词浮出水面。在学术研究的热闹背后，却是一个阶级的日益贫困和更加不堪的生活状况。每念及此，常常感慨万千。
……可是，我仍然得面对这个语词，不仅因为这个语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实，而且，我们还得面对因为这个词而导致的各种批评意见。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评意见居然主要来自于文学批评届。或许，因为这个词的粗暴进入，破坏了文学的所谓的美和诗意，破坏了文学久已习惯的想象方式?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似乎是，似乎也不完全是。
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也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则，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普遍的价值诉求，甚至成为‘政治正确’的核心内涵。
”
也许，《底层》这篇文章，暗示了我的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很多年后，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我应李云雷兄之邀，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他主持的一个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正式用过“底层文学”这个概念，而且，坦率说，我对这个概念有点疑虑，也是在那篇自序中，我提到：
“
然而，在文学的意义上，我的态度却会更加谨慎。因为‘政治正确’并不可能保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常识。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即使把‘底层’当做题材，那么它也永远无法替代文学的其他叙事元素。‘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应该成为一个次序先后排列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的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文学的叙事过程。在我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的叙述底层，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
可是，我仍然支持这一写作倾向，我的意思是，这一文学写作倾向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有益的启示：一，重新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视野，并挑战心理主义的霸权地位;二，重新讨论个人和所属族群的关系，并挑战个人中心主义;三，重新讨论私人情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挑战泛滥化的审美主义倾向。
当然，更重要的是，并不是就此轻易地否定心理主义等等，而是如何在这数者之间构置一种必要的张力，当然，在我看来，所谓“底层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如何创造一种重新解释世界的思想，否则的话，即使“批判现实主义”，也可能无奈地默认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如此这样的话，那么，“底层文学”的意义就值得怀疑。
我在《何谓文学本身》的自序中，也曾回顾了近十年来的思想路程：“对我来说，近十年的道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转型的痛苦，内心更充满了困惑、焦虑甚至分裂，许多的想法沉入心底，成为隐密，难以言说。正是在内心的隐密深处，一些确立已久的信念开始动摇，而另一些曾被压抑许久的记忆却又渐渐复活。在许多的时间里，我默默注视自己，一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我曾经一度想放弃写作，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这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直到今天，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的意义何在，甚至有无意义，而在二十年前，这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写作前提。”不过，仍然没有放弃寻找。
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研究”这个概念的出现，同20年前的泛化的“文化”概念相比，“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性，而且指向明确：
“
另一些语词却在这个时代愤怒地涌现出来：资本、权力、阶级、市场……等等我们与这些语词遭遇，与这些语词背后的残酷的现实遭遇，现实逼使我们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或部分的接受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需要，更多的，仍然是现实使然。是我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确立过程之中，渴望找到的某种理论资源或者写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或者对我的朋友来说，‘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
”
就我个人而言，这一所谓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论的背景，而是有可能接通我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包括国家、阶级、公平、平等，等等。实际上，有关“纯文学”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当然，我并不排斥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相反，我愈加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而在理论转型的同时也正是知识和学术的转型。
2002年，我调到上海大学工作，学院给我一个新的专业化的工作环境。授课、读书、讨论、写作……，几乎构成了我全部的生活内容。在这一环境中，我开始把我的经验和感觉知识化，也开始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
有几年时间，我的工作内容完全围绕重新讨论“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想象。方法论上仍然延续了我在二十年前所希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写”的讨论理路，而在具体讨论中，则基本上让文学史和社会史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叙述之中。就像我过去也曾经说过：“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间。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也从不认为只有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但在这本书中，我更愿意采取这种方法。
实际上，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我愈加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只要我们不满足于既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愿意继续讨论“世界应该怎样”，那么，这就是政治的。所以，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当然，对我来说，“文化研究”只是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过渡——“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开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它”。今天，我仍然是这一看法。
我在最近完成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的导论中谈到：阿兰·巴丢在《共产主义的设想》中以一种决断性的修辞方式阐释了西方左翼在今天的命运和工作：
“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众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功、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无疑就是这种情况，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处于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
”
在某种大致的也是粗略的意义上，我可能倾向于巴丢的说法，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回到19世纪?没有别的路径，我们只能带着20世纪的思想遗产——这一遗产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包括20世纪的失败教训——回到19世纪，重新的思考、探索和准备另一个世纪的到来——也许，这个世界遥遥无期。但是，也正如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所言：“知识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它做何种使用。归根到底，这事关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没有这种知识，任何选择就无从展开。有这种知识，自由人至少有行使其自由之机会。”
在这一意义上，我开始注意并重视学院的知识生产的工作。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讨论1980年代，也许，我对1980年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较为完整地描述这一“六十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我不会轻易地否定1980年代，实际上这一时代的复杂性并没有在我们的叙述中被完整的再现出来。我也不会轻易地否定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概念：民主、自由、个人、法治等等。相反，我一直努力把这些概念纳入到我的思想谱系之中，并和其他的概念一起构成对世界的设想。
我亲历并见证了这一“三十年”的变化，我也一直在寻找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这一寻找隐蔽在1960年代的记忆之中，至今，我也并未放弃这一寻找，尽管寻找在今天变得怎样的困难重重。我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老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回荡着少年时代的呐喊——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始终是共和国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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