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艺的发展方向思考——到群众中去

陈安平

　　想到工厂、农村去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对我是几年来一直有的一个愿望。但现在说要到工厂去，一般企业门都不会让你进。而对农民，现在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一般接触应该比以前容易。有几年我专门在QQ上加了几个农村的好友，通过跟他们的交流，确实也了解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后来还跟我们群一个曾经在乡村务农的群员提到，想通过他介绍，也去农村住一两年，但都没能成行。在QQ上跟人交流的方式确实也有局限，我自身也有些事情，让我没法离开城市。所以这次群员梦楼在群里邀请群员跟他们一起去某工地搞公益活动，我马上就表示愿意去看看。

　　那天下午我到了约定的地方，梦楼还没来，我就用微信跟红河、石头议论了一番“丑书”。现在有了微信息，也不耽误什么事。然后梦楼来了才把我接到工地。那儿离我小时住地不远，不算陌生，现在是正在开发的商住小区。

　　80年代和90年代，我都曾在那边租赁过住房。虽然并没在那里居住，但当时偶然遇到的人，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比如一个村领导，穿得跟港商一样，当时我还觉得这个太象港商的领导似不那么值得信任。而当地村民的精明，也让我感到惊讶。那时我基本上没跟他们有什么接触，但后来有人找我攀谈，竟然也知道我的一些“底细”。估计当前城里的人——尤其我们这一代人，对身边的人很少关心。这个算不算我们生活的进步我不知道，但这样“独立”的生活姿态比较过去的乡村生活，有没有缺陷呢?现在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邻居吗?当时我还偶尔听到村民对他们领导的议论，正面的很少。这里主要是郊城乡结合部，过去有不少老工厂间杂在农田和村落之间。在我搞摄影的那两年，还徒步到这边来漫游拍过不少照片。

　　这些个别经验对我，只能算真正了解当地情况的一个认识背景。我们身处社会底层，常常以为对底层的事情都自然应该是“知道的”。但只有拿起笔来想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即使对身边的好多人和事，其实我们知道也非常有限。因为，对我们应该了解的特定事务，恐怕观察的角度也很关键。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农村的亲戚，但亲戚之间常常也就聊点家务，各自的其他事情就基本不大提及。通过网络交流、阅读，又能了解多少也难说。近来我加入了不少农村、农民的群，宣泄性的话语偶尔能够听到一些，但底层工农群众现在好象都不太关心各自生活当中具体的事务。我在花鸟字群呆了快两年了，见到那些艺人常常就相互客套、展示作品、打趣逗乐一下，有内容的交流也极少。这个网络交流的状况，大概也属于阶段性的吧。我们底层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生活正处于开启阶段，真正要具备充实的内容，也还需要时间。

　　——因此，作为热爱文艺的个人，在这个底层劳动大众文艺生活开始的阶段，有更重要的任务，既有的那点经验对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文艺创作，显然也是不够的。

　　工地很大，新建的大路上空旷无人。兴建的大楼已经封顶，大约工人都在楼里装水电管线，也听不到在建小区有施工机械的噪音。我们在施工部大院门口下车，梦楼去找人，然后在跟看大院门的保安搭话。他们一直在这边做公益，应该也认识几个工地的人。接着他又给当地小区领导打电话，忙着在安排晚上的会议和放电影的事。我站路边百无聊赖，看到那些新建大楼手脚架上蒙着的绿色沙网，心里在想它是为隔飞溅的沙石吧?但它正规名称、或者工人习惯上怎么叫，估计要问一下学建筑的红河才知道。前年我们群另外一个搞建筑的群员，还跟我大致讲过一下工程质量一般怎么评审的事情，但我个人的生活离这些具体的事情太远，偶尔听人说说我也记不住。那么，我想，去农村体验生活，是不是稍微容易记住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呢?老作家柳青就这样，他不仅长期驻扎在乡村，为了解那些村民吵架的语言，还故意去惹一个村妇来骂他。后来的作家，比如莫言和陈忠实，大概就无需那么费事吧。他们本来就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生活——尤其是农民的内心世界，应该更加了解。这些社会文化演进的逻辑，确实令人深思!

　　我随意跟开车来接我们的司机打听这里民工的情况。他告诉我民工大约每天有200以上的收入。建筑施工的收入在工薪族当中还算比较高的。只是农民工通常很节俭，有的看病也不愿意上医院。农民的开支节俭，固然跟他们总的经济压力较大，家庭拖累较重有关，但我也知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基本沿袭传统农村特别崇尚积蓄的习俗有关系。以前我在报社策划报纸发行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般农民即使有了足够的收入，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增加文化开支等，也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基础建设，改变既有的传统观念。现在从文艺的角度去看，这个确实是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还知道以前本地有个，比较热心写农民工的具体生活，记得有一则文章就写某些农民工晚上没事，在路边划拳互煽耳光。我知道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但现在想来，粗陋到无聊的程度，恐怕也属特例。但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的呢?我也只能看点资料。不过如果认真思考，这些大致情况也确实可以纠正我此前的一些设想，比如我曾经特别想做点帮助农民提升艺术创作意识的事情，在花鸟字群里谈我的审美思考，就以此为出发点。但要想农民自己具备更新传统艺术的能力，现在看起来还需要做很多基础工作。

　　梦楼离开了一下。他们的其他人好象还没来。

　　这时，大路边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当地妇女，我随便跟她聊几句。她用三轮载的布袜子、鞋垫、适合民工上班穿的迷彩服之类，都很便宜，十块钱买五双、十双布袜，迷彩服二十五块一件。那个门卫游荡过来看看，也没说什么又走回去。施工部出来一个穿拖鞋的女的，一手拿双筷子，一手拿个空碗，象边在作饭，又边出来跟门卫说什么事。那样子让我想到乡村的邻里交往。我想象，我们要真正理解农民工之间的交往，如果按常理，许多是轻易能想到的，因为我们对一般农民工常态的交往还是有认识的。但假如反过来想，我们不用去想象他们人际关系跟我们相似的一面，而去体察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恐怕就非得具体接触他们才有可能了。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一个通讯社办公楼见到他们的员工穿着背心和拖鞋，用搪瓷盆装着毛巾、牙膏牙刷去水槽洗漱，知道他们就住办公楼里。当时我想到他们跟一般工厂的人不一样。有的行业，到了90年代，还常常带点军队的风气，是我此前大约也没想到过的。进城务工的农民跟城里人当然也有很多各自遵循的风习，对这些差异的发现，大约才堪称文艺的发现吧?不然我们只能写一些谁都能轻易想到的“大路货”。农民的穷困和某些基层的官僚作风引起的干群矛盾等等，当然也应该是新左翼文艺关心的事情，但文艺的职责并非执法，不能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是非辨析上，而应该探究导致这些是非的社会根源。作为对务工农民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体会最深的人，应该只能是他们自己。其他人很难通过短暂的接触就把自己改造成具备主诉资格的文艺，真正从他们的处境和立场来“代表”农民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目前面临的是整个社会应该帮助农民开始自主的讲述，尤其对新大众文艺的我来说，大约也只能出于个人的愿望关心一下农民，在具体写作当中“非虚构”一把，作为一个非农民工的文艺爱好者写写自己的具体体验。我们无论从个人的情况或者社会提供的条件，都无法真正把我们自己“改造”成农民或者其他什么身份，更无法去“代表”他们。作为一个底层劳动者，这个真诚的愿望，就今天社会的迅猛变化来说，大约也只能达到尽可能与其他劳动群众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程度。这个，从我们的文艺史来看，似也值得今天的新左翼反思。

　　就新大众文艺来说，对底层工农的代表和关心，具体区别是巨大的。这在农民自身的创作尚且没有兴起的时候，或许也是需要我们自省的地方。我作为一个没有具体和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的人，只能出于个人的真诚和理想去关心他们，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个人能力帮助和引导他们慢慢起来自行讲述。这个对非主流的底层文艺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我们要真愿意真诚的关心底层劳动者，为此做出一定成就，那么我们也可以赢得深入了解很多不属于我们自然有的个体经验的那些社会事务的机会。这个当然不是寻常工人凭借个人的才干就能做到的，得靠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支持。从这个思考来反思我们能看到的前期那些新左翼文艺的视角，恐怕还是有它的局限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从工人角度对改革的反思，其实也留下一些问题，比如工人之间相互的冷漠在改革前后的不同状况，就缺少应有的深入思考，因此无力对这个工人阶级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演变过程有适当的对比;《那儿》里提到的那幅反映工人辛勤劳动的油画，如果要把它放到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中去，用联系实际的方式加以阐释，我们对工人阶级自身的成长又会得到哪些认识也面临问题?这些大概也是知识分子对工人这个集体、阶层或者阶级的认识受到间接经验局限造成的。

　　——非打工者的底层文艺，只能做很少的一点事情，这个最终的答案应该出自工人自己。如果这个思考成立，那么我们这些底层文艺爱好者应该怎么“到群众中去”，又能具体做些什么，也就特别值得思考。

　　下班时间到了，我隔着大路远远看见工人们戴着红安全帽，三三两两从楼群走过来，路过三轮摊位也没兴趣看看，只是漠然的往各自的住处去。有三五个已经换下工作服的工人相距很远的默默站那儿，也没什么交流。这让我想起以前一部科幻电影，地面的指挥员就特别在意宇航员相互间的距离。这个新的行为科学的视角，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群体相互间离得很远这个事情吗?由于社会分化和历史原因，农民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个边缘状态，可能让他们更加热心观察这个城市本身，而个人之间的交流兴趣被抑制而相对减少。这个与我以前接触过的空乘人员在自己的社交当中几乎不关心其他领域的自我封闭状态颇有点“相映成趣”。而中国农民历来依托亲缘关系建立的人际交往，在他们背井离乡以后，恐怕也很难在陌生人之间自然建立起来。走近陌生人需要克服的不确定风险，可能也只有他们有更加具体的体会。这个体会，在若干年间越来越多的城市流动人口当中，也非常相似。这个是不是也是在社会剧烈变迁当中农民的人际关系面临的一个问题呢?近来我看关于当前农民文化生活现状的文章，里面提到，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主要还是聊天、打牌、看电视，当然现在农村的年轻人也开始玩微信。这个也似在形象的呈现农民的社会地位、社交状况和文化生活的变迁脉络。从这个讲，社会变化这么迅猛，将来农民的人际交往会变成什么样，也应该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但我们这些底层的文艺，跟上时代了吗?

　　以前我不知道对基层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都怎么在做，大致也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形式，无非就领导出面招集开会动员，由县乡村相关部门逐级安排去作。现在的“文化三下乡”大约也差不多这样在搞吧?我听说过，但知之不详。社会性的工作应该怎么去作，我在约20年以前知道有饲料企业安排车队拉着放映设备去给农村村民放电影，借以给自己的饲料做宣传。当时听省委机关的人说，他们对这个方式还是很支持的。现在，各个涉农企业好象也经常有去农村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也是符合当前农村实际的一个作法。梦楼他们也每次给民工们放电影。那个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已经在这个工地放映过几次电影，这次事前还征得当地领导的支持，并邀请到他们参与这次的会议，同时也请一个工地施工员小伙子通知工人参加会议，然后大家一起看电影。但那时候还没人真的来。结果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怎么把人招集起来。我建议他们把音箱放施工部院子门口，先制造点声音，让工地的人知道。

　　音箱就放大院门前的凳子上，放着孙恒唱的“想起那一年，离别故乡，离别生我养我的地方……”。孙恒说CCTV邀请他前去做节目他也没去，他的歌现在也就在底层新工人(也即农民工)当中流传。我觉得这个扎实的做基层工作的方法真的非常高明。现在自以为聪明的人多了，热闹的高级事情也多了，但就注定没一样真能够扎地生根的。当工农文艺热闹起来的时候，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艺术家”、“才子”还是只好去跟风的，他们现在热心追捧西洋的艺术、古典的艺术，煞费苦心，但这些东西本来不是文艺的根，这样简单跟风而脱离实际，就注定不可能扎地生根。

　　没一会儿，几个四十来岁的女的来了。她们把自己骑的电动摩托车锁在门卫室边，梦楼就过去跟她们打招呼，然后商量事情怎么安排，我才知道她们就是社区的领导。这个时候，工地下班的工人都还没吃饭，有的手里拿着吃饭用的搪瓷盆和筷子，也开始走进施工部会议室。我身边一个没事的工人，边跟游荡出来的门卫聊天，一边告诉我，那些民工一般不会住工棚，而通常是租房子自住。吃饭大都也自己做，很少去食堂开伙。十多年以前，我去社科院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两口子就不自己做饭，平常都在食堂吃。我干记者那时候，还曾经见到有工地食堂把一些进入工地售卖熟食的小摊贩打出来的事。他们工地食堂在承包商那里，也是一个赚钱的事项，容不得外人插手。这里工程承包商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现在的农民工大约也有新的想法，对食堂也没多大兴趣似的了。

　　这时，新来的两个工作人员出来把我招呼进施工部的会议室，那里准备开个小会。我见里面拉的横幅上写着“城乡和谐，互助互利”的标语。可能是此前会议留下的横幅，因为后来梦楼主持说今天谈的什么安全问题。但是他们邀请到的主讲人——工地的施工员吧，一个小伙子——后来害羞没有来。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有梦楼他们开始都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六七个农民工拘谨的坐在桌边等听讲或者发言，还有两三个当地居委会的老太太，不时催促开会了，她们还忙着去跳广场舞呢。我这样“不明身份的人”除我之外，还有后来才到的C城红色网友“新长征”。两个社区领导入座以后，会议开始。

　　领导发言说了些什么我记不住，虽然当时还是比较认真在听。后来是梦楼他们的人发言，都“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具体都讲了些什么，我转眼也忘记了，但记得其中一个讲到自己就出生在建筑行业家庭，对工地非常有感情;一个应邀来的理工大学生讲到他们学生把学校戏称为“十里店大学”。开始我真的误会了这个会议的主题，以为还是谈“城乡和谐”呢，但见那些农民工和气的微笑着安静的听，却没有发言的机会，我就提醒梦楼也请人家说几句嘛。然后我很不得当的插话，说到我看过的关于农民文化生活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又提到我对农具的陌生，以及曾经想自己在阳台上种菜，结果大费周章，竟然还是种不出来等等，那几个农民工一下就议论开了。我又问那个社区书记，他们辖区城乡隔膜的问题都有哪些事情反映出来。结果或者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讲的角度跟我的思考相去较远，加上当时农民工正兴致勃勃的开始议论，结果我也没听明白那个廖书记具体说了些什么。后来又东扯西扯，梦楼不耐烦的打断我，说我说的“太学术”了。

　　我说过，对这次到工地“体验生活”，我希望用“非虚构”的手法来记述，就是希望把我自己的具体感受也写出来。这样我觉得有特殊的好处，就是可以引导我们稍微全面和深入的去思考现场的所见、所感。比如我听不明白领导介绍他们知道的某些情况，过去也遇到过。领导和我个人的这个差异，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认真的事，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其次，我本身非常不喜欢说话“学术”腔或者“官腔”，但我的日常生活确实主要在不自觉的做“准理论思考”，这个对我们的话语当然会造成影响。这个是不是也属于我们没有在具体群众当中生活的人、热心思考的人自然有的一个“现象”。麦家说，作家整天在构思，一般群众往往无从理解某些文艺家的这个“冷漠”，对左翼作家来说，它当然也不应该仅仅是要求他们自我改造的方面，也有争取群众理解的方面。现在我遇到不少身边的群众，确实还对这样的人另眼相看，这个谁该主动理解对方呢?我想起张贤亮之于海喜喜，甚至流沙河之于他当年欺辱他的那些邻居，也不免暗自感叹。对热心新大众文艺、要真正走向群众的人，这个对我们又该怎么做?想起过去有群员嘲讽我说，你成天不出门，对社会根本不了解，我觉得也受到一定触动。想想那些热心枯守书斋自我迷醉的文人、假文人，除了偶尔站在巨大的书橱前拍拍照片，炫耀一下自己学问大之外，他们对社会真的了解吗?

　　新大众文艺确实不能走那条路。我近来反思我们群走过的这五年，我觉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分歧、争执等等，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现实社会的了解——见识乃至认识其实都还很不够，根本不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观条件。对我们五年的经历，也只能放到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今天开始参与自主的公共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范畴去加以反思才有意义。我们事实上就不可能具备参与那些高层思想斗的条件。这个才是我们的实际。那两年，有人提议我们重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但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对我们现实的社会了解基础都还缺乏，读了这些经典著作就能真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吗?陈寅恪三十年代就读过《资本论》，但他跟毛泽东对《资本论》的领会一样吗?一切来源于实践，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和认识，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我们读过的那些著作，而地文艺来说，了解我们面对的现实更加重要。

　　会议期间，我决定以后要经常去那个工地，真正跟那些农民工交朋友。这个事情起始于我这次接触农民工有了身份的变换，方便我真正从一个文艺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我们工农劳动者。其次，一个报纸正在约我给他们画漫画。就这个事情，我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思考，也想借多对农民工的持续了解收集相关素材。我觉得这个对我这个文艺爱好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后来我就跟在座的农民工提出这个事情，当即就跟其中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交换了手机号。然后他们社区领导听说我画画，也提出想约我给他们社区一个美术辅导班讲讲课，另外帮他们正在筹办的社区杂志画点插图、设计个封面什么的。那个社区书记也跟我交换了手机号，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微信好友。

　　大家从会议室出来，院子里已经开始在放映电影了。那里没凳子，三十来个民工站在那儿“看坝坝电影”。现在我们大都在家里电脑上看电影，我对这个“坝坝电影”早没兴趣了，同时也确实不太习惯凑农民工里看什么电影，那样没法跟他们交流什么。接触农民工应该跟他们以朋友的身份多具体接触才行。这时我忽然觉得我还很容易陷入那些幼稚可笑的形式主义里去，心里就暗自觉得好笑。我可以深入的体会自己“在场”感受，但那些农民工里有没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离开里也包含了个人的 “不习惯”呢?如果有，他自己又会怎么看?我想起我在我们群议论农民的落后一面时，农民诗人大根也不高兴。可惜，这些非常值得思考的事例，在我们搞写作的时候，却往往都被忘记了。底层的普通工人、街道的一般居民对那些“公仆”乃至“公知”们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会留在他们家里喝茶等等，通常也就说几句风凉话。实际上任何人都能感觉到这些风凉话下面隐含着更深的底层情绪。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不平等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若干年以前，陈必红就曾经从这个“底层情绪”的角度为当年红卫兵砸孔庙辩护。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为当年好多类似的事情辩护。虽然我也知道，那些打砸总的是错的，但是受压迫和剥削的人自然有的这个情绪，后来没人在意，因为话语权不在他们那里，蓝领阶层——包括那些“脏领”和“无领”阶层，又有多少人注意过呢?所以，他们成为时代的主诉方才那么重要。

　　我跟“新长征”一块儿离开。他比我熟悉这边的环境，带我从一个岔道走出工地。在开会的时候，我转过头专门跟他聊了一下，提到C城这边毛派圈子的情况。他大致说了一下，总的很涣散。我告诉他我们这边的情况和我对“毛派”群众目前消沉的看法。我觉得新左翼思潮兴起以来的宣传，总的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但客观上确实也导致底层群众阴谋论思维泛滥，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因此有条件的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提高思想认识，促进广大老百姓逐渐积极参与到底层文化建设当中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也议论到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我认为智能化会促进生产率提高，对大家都好。他反问：那个钱是老百姓赚去了唆?我说那些公司赚了钱，国家的税收也应该增加，提高社会福利也就有基础了嘛。我心里嘿嘿的笑，知道他们对我的认识历来不认同，当然我也只有心里嘿嘿嘿的笑笑。我们刚开始从自己的小生活圈子走向公共领域，开始有点误会、分歧很自然。

　　同“新长征”告别以后，我在出租车上回想起我对会议主题的误解之外另一个更大的误解，就是他们社区已经不是农业村镇，而是城市小区。他们书记还告诉我，那里是CH区一个重点开发区，这里原来农民也很多，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将会怎么改变，可能也值得观察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的素材总是掩蔽在诸多细节里。开篇我提到的那位衣装“太香港”的村干部，他穿的那身港商服饰，现在想来，其实也不过表明当年他们确实对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强烈的向往。这个在我们不也一样吗?上高中时我就因为穿喇叭裤被老师批评，可后来走上社会，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自己的看法慢慢也就变了。现在那些老“港商”、甚至说不定还有某些“一夜美国人”，也会变回来，开始认识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守护我们自己的文化。而那些曾经当过知青，现在可忙着自己去跳广场舞的居委会老太太，实际上对接触农民还没多大兴趣，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没有促使他们感觉到关心农民和农民工的必要。这些现象下面蕴涵着我们社会进步过程的丰富细节，也是我们新大众文艺特别关心的。

　　(2017-9-13 C城)

　　(新大众文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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