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萨(Hausa)是尼日利亚三大主体民族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约鲁巴(Yoruba)和伊博(Igbo)。后两个民族更为中国读者熟知，因其产生了非洲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和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的阿契贝。相比而言，豪萨民族及其文学则不为我们所知，它所特有的文学现代化道路也从未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但了解现代豪萨语文学的生成很有必要，因为它代表了殖民地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个现象与东部非洲的斯瓦希里语文学相似，其特点是：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的使用地区此前没有书面语言，是在伊斯兰文化和英国殖民文化影响下形成的。14 世纪，伊斯兰教由万加腊人(Wangara) 传入豪萨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出现了使用阿拉伯语字母记录豪萨语的书写方式阿贾米。19 世纪初期，伊斯兰宗教改革领袖及其追随者在豪萨传统口头诗歌的基础之上，借用阿拉伯语宗教诗歌的形式，用阿贾米撰写了大量宗教题材诗歌;受英国殖民之后，阿贾米书写方式及用其创作的豪萨语宗教诗歌及书面文学传统对殖民政权造成了威胁，因此英国殖民者将豪萨语原有的阿拉伯文拼写方式转化成拉丁拼写方式，以动摇豪萨的伊斯兰文化根基，并通过创立一系列文化机制促进拉丁化的豪萨语书面文学的形成，这便构成了豪萨语现代文学的开端。
本文将探讨豪萨语小说起源时期产生的作品与豪萨传统口头文学、用阿贾米书写的文学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审视豪萨语文学在殖民统治时期的现代转型。
1 模仿的书写与豪萨语小说的发生
20 世纪初，英国在北尼日利亚确立殖民政权，殖民当局为了降低伊斯兰文化对豪萨人民的影响，推行阿贾米书写方式向拉丁化的转变，随后，以新的书写方式创作文学便成为殖民文化政策的重点。
1933 年，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教育局局长汉斯·费舍尔(Hans Vischer)提议举办一场本土文学创作比赛。参赛被告知用两万字篇幅创作中篇小说，小说可以具有教诲性质，但不能简单拷贝神话故事。翻译局局长伊斯特(Rupert Moultrie East)收到来自北方各地伊斯兰学者毛拉(Mallam)的参赛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脱离口语文学的基本特点，人物出场颇为随意，性格平面化。这种“将故事置于预设的已知结论之中的做法伊斯特认为十分失败”1。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在北尼日利亚，尽管“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传统由来已久， 但虚构创作仅限于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形式，因此可供参赛的豪萨作家借鉴模仿的文本寥寥无几，唯一一部将豪萨口头文学书面化并使用拉丁化豪萨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是 19 世纪末由欧洲人使用豪萨文学题材撰写的旅行叙事《豪萨文学》(Magana Hausa )，这部作品的体例对豪萨作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比赛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是阿布巴卡尔·伊芒(Abubakar Imam)的《治愈之水》(RuwanBagaja )、贝洛·卡加拉(Malam Bello Kagara)的《历险记》(Gandoki )、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TafawaBalewa)的《乌马尔教长》(Shaihu Umar )、穆罕默德·瓜尔左(Malam Muhammadu Gwarzo)的《提问者的眼睛》(Idon Matambayi )、约翰·塔菲达(Malam John Tafida)与伊斯特联合创作的《身体如是说》(JikiMagayi )，出版后的作品以每部6 便士的价格在殖民地市场中销售。2 本土文学创作比赛后，北尼日利亚拉丁化豪萨语文学从单纯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了本土文学创作的新阶段，殖民地翻译局自此也更名为文学局(Literature Bureau)。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文学创作比赛的“幕后策划者”，英国殖民者伊斯特被西方推举为“豪萨现代书面文学之父”，也成为非洲文学的第一位现代评论家，他创建了口头传统文学和书面文学间的比较实践与量化标准，并成为诠释非洲文学传统“马赛克”现象 3的方法论。伊斯特亲自在卡奇纳师范培训学院讲授英国文学，灌输英国价值观。第一届文学创作比赛的获奖作家无不出自这个学院。他们熟练掌握英语和豪萨语，属于最早西化的一批豪萨知识分子。文学创作比赛使豪萨传统知识精英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精英之间的分化凸显出来，传统精英继续使用豪萨阿贾米或阿拉伯语进行“非虚构”的散文创作，受西方教育的作家则使用拉丁化的豪萨语进行虚构性创作。
殖民地本土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的五部作品标志着豪萨语小说的起源，同时也标志着豪萨书面文学由“神圣化”转向“世俗化”的开端。然而，早期豪萨语小说显然与西方殖民者树立的文学标准也存在较大差距。文学批评家们认为，作品尽管在长度上胜过民间故事，也更具备书面化文学的特点，但多数作家仍然使用神话中的人物，形式和人物塑造过于依赖神话传说，小说的片段式形式限制了作品意义的表现，扁平的神话传说式人物未达到西方文学中人物的自省深度，是对神话故事失败的模仿。4 更有评论家甚至绝望地认为“豪萨语小说永远无法脱离神话传说的影响”5。在这些小说中，《乌马尔教长》因最大程度脱离了口头文学传统而受到个别西方文学评论家的认可和称赞6，其中部分原因是伊斯特在小说出版前曾与伊芒多次书信往来，并亲自指导其修改作品。
可以肯定的是，针对早期豪萨语小说作品的评论完全基于西方殖民统治者的视角，批评家以西方文学审美标准来审视豪萨语文学，豪萨语文学自身的传统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被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其中部分原因是伊斯特及其所代表的殖民当局认为，豪萨地区的丰富口头文学传统，如口头传说(tatsuniya)、赞歌(kirari)、历史故事(labari)，并不符合西方的文学规范，缺乏相应的文学价值，需要为殖民地创制一种有别于教诲和口头叙事形式的文学类型。更为重要的是，豪萨地区的伊斯兰化产生了使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宗教诗歌，以及使用豪萨阿贾米书写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方言诗歌，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构成了威胁。因此，殖民当局在废止豪萨阿贾米书写方式后，同样需要将其所书写的文学作品边缘化，使被殖民者丧失文化身份认同。然而，殖民者人为创制的文学形式不可能摆脱豪萨传统文学母体而存在，尽管豪萨作家模仿和借用了西方小说形式，然而在叙事方面则与西方范式大相径庭。
殖民统治者从外部引入小说这种文学创作形式，试图在殖民地民众中实施阅读规训，在殖民当局的支持和协助下，短时间内的确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文学创作比赛后，豪萨语小说在殖民地的接受、传播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受重重阻碍。事实上，无论口头文学或是书面文学，在豪萨地区业已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文学叙事方式，例如在豪萨社会中“故事叙事”具有明确的性别分工，一般由女性面对未成年人讲述，具有娱乐和教诲的功能。口头文学中的传说故事的发展与变化通常由某些重要的社会和历史事件推动，而拉丁化的豪萨语小说的虚构性创作与历史事件并无关联，也不具有任何宗教训导功能，并未在传统豪萨知识阶层中获得认可与接纳。7 参与本土文学创作比赛的作家皆接受过殖民地西式教育，他们作为殖民文学实验的参与者，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
殖民时代的文学“建制”是受帝国统治阶级直接掌控的，殖民者力图通过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并使其在殖民地教育体系和精英阶层中发挥作用，影响知识的再生产，巩固其在北尼日利亚的殖民政权。本土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的五部小说显然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在被迫采纳的现代西方叙事形式背后，依然保留了本民族文学的核心要素。
2 传统文学对豪萨语小说叙事模式的渗透
文学创作比赛获奖的小说，形式上以散文叙事书写，同时混合了豪萨语文学传统中的谚语、诗歌、赞歌、神话、传说等多种文学形式，并与豪萨伊斯兰身份的道德教诲之间联系紧密，其中以豪萨口头文学中的民间传说、豪萨书面语诗歌对小说叙事模式对其的影响最为显著。
(一)民间传说叙事模式对豪萨语小说的影响
豪萨口头文学被统称为“聊天”(hira)，意为想象的散文叙事，具体包括基于事实的故事(labari)、英雄人物的史诗叙事的历史(tarihi)及有关恶魔、动物或者超自然生物“精灵”虚构的传说(tatsuniya)。口头文学的主要功能有保存部落的宗教神话、延续历史记忆、增强集体身份认同与荣誉感、记录祖先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等。8 在豪萨口头文学叙事传统中，“历史”的正统叙事由男性负责，神话等娱乐性叙事则由“祖母” 为代表的女性负责——其年龄代表了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与完整诠释，同时也被认为是知识生产、保存和传播的载体，向年轻人灌输传统文化、世界观、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甚至还通过神话进行禁忌主题教育，如性、羞耻和荣耀。教诲通常出现在神话的结尾部分，悲剧性结局标志着对邪恶行为的惩罚与训诫，理想的结局暗示着服从与回报。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上规避了父母同子女间的禁忌类话题对话，祖母实际上扮演了导师角色：向年轻人传授生存技巧和认知能力，同时建构其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9
豪萨口头文学传统中的对立冲突与秩序重建主题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的五部作品均涉及罪恶与惩戒、爱情与憎恨、忠诚与背叛、伊斯兰教与异教徒等传统文学中的主题，但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取向，包括犯罪、嗜酒、淫秽等社会议题也有所涉及。阿布巴卡尔·伊芒的《治愈之水》的对立冲突表现在主人公伊芒(Imam)与反面人物祖尔基(Zurke)的频繁相遇和分离，人物间的对立关系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框架， 涉及表象与现实、人与物质世界、伊斯兰教与其他信仰等问题。约翰·塔菲达的《身体如是说》中充斥着伟大和悲伤的爱情、仇恨与复仇。贝洛·卡加拉的《历险记》中存在三个对立的场景，构建了多层次的叙事，第一场是主人公甘多基(Gandoki)英勇对抗英国殖民者;第二场是主人公朝圣的虚幻场面，其故事情节被认为借鉴了《一千零一夜》等其他同类作品 10;第三场是甘多基凯旋，而豪萨兰(Hausaland)已转变为殖民地新世界。
豪萨语小说大量运用非洲神话叙事结构中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技巧。在故事情节方面，主人公在已知和未知空间之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具有重要的主题意义。《治愈之水》中融合了现实与虚构场景，故事一方面起源于距离伊芒出生地卡加(Kagara)不远处的匡塔戈腊(Kwantagora)，小说中的人物在豪萨社会中皆具备典型性，如伊玛目(Imam)、酋长(Sarki)、毛拉等，但是男主人公在故事结尾遭遇恶魔，在精灵的帮助下升入天空，为小说增添了虚幻离奇的色彩。精灵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豪萨神话的典型特征，伊芒的旅行在卡诺终结，象征着离别虚幻世界重回现实。11 在《身体如是说》中，男主人公对圣水的追求引领他进入神奇的探险之旅，并在精神世界中实现了“空间穿越”，阿布巴卡尔在接近象征着精神领域的神秘树林时精神得以升华， 从树林中返回意味着从虚幻世界重回现实生活。《身体如是说》被认为是现实与虚幻场景结合的巅峰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的叙事技巧娴熟，作品中几乎没有使用重复性的口头叙事。尽管在文学创作比赛过程中，伊斯特反对豪萨口头文学元素的运用，但除了《乌马尔教长》，其余四部作品的口头文学元素随处可见。
(二)豪萨诗歌叙事模式在小说中的反映
豪萨诗歌包括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口头诗歌具有娱乐性，主要作为传播信息，维持并塑造政治、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手段。口头诗人通常在身份上具有独立性，也有些隶属于宫廷，通过赞颂或嘲讽行使其形塑社会、宫廷和政治秩序的功能，诗歌在语言方面具有直接、尖锐等特点。19世纪以前的叙事性作品或采用诗歌形式叙述故事，或采用散文体叙述，但其体裁和结构更趋向编年史。19世纪早期的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将豪萨社会真正带入书写时代，宗教改革领袖意识到原有豪萨口头诗歌具有较大影响力，故将其书面化用于传播宗教思想，使用豪萨阿贾米书写的方言诗歌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遗产，豪萨语文学自此也实现了“教诲性”转向， 大量与圣战和伊斯兰统治合法性及权威性相关的豪萨阿贾米诗歌相继面世，部分涉及对先知的赞美、道德告诫、苏菲神秘主义(Sufism)等，以手抄本形式在豪萨兰地区的权力和知识阶层广泛流传，并号召农民和游牧民进 行背诵，此后还产生出方言诗歌的印刷品，这使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传播范围，从少数精英学者扩展到能阅读阿贾米文字的民众。20 世纪前的豪萨书面诗歌内容全部为宗教性质，此后经历了“世俗化”和“政治化”转向， 但仍旧基调严肃，以教诲内容为主。12
巴勒瓦的自传体小说《乌马尔教长》是对 19 世纪豪萨诗歌中教诲主题的创造性转化的典范，也是现存唯一的豪萨教诲主题散文叙事体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位虔诚博学的毛拉的形象，这一形象和 19世纪宗教改革领袖谢赫·乌斯曼·丹弗迪奥以阿贾米书写的自传体诗歌《谢赫的形象》(Sifofin Shehu )13 中的完美穆斯林王子相似。随着小说的展开，巴勒瓦内心最渴望展示的自我发展图景逐渐清晰。将创作置于大量的宗教祷告场景之中，而类似的祷告也常被设置于豪萨教诲诗歌之中。如斯金纳所述：“客观地讲，乌马尔教长完美得不真实，对于一个穆斯林而言他几乎成为了典范：平静、寡欲、虔诚。”14 尽管如此，巴勒瓦仍通过一系列人物塑造来生动烘托典范式的主人公：充满激情的母亲、腐败的酋长侍卫、邪恶的奴隶贩子;极为相似的是，谢赫的教诲诗歌中也塑造了腐败的王子与生病的妓女形象，在虔诚诗歌题材中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乌马尔教长》塑造的教诲性人物在豪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得到广泛认可。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的主人公乌马尔被视为贤人(mutuminkirkii)典范，定义了以真实、信任、慷慨、忍耐、审慎、知耻、修养、尊严、智慧和公正为代表的豪萨贤人概念。15 因此，《乌马尔教长》的创作不仅并未背离豪萨文学传统，而且以教诲主题寻求一种全新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对豪萨语早期五部现代小说作品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豪萨语小说仍受到了豪萨语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形塑，并保留了豪萨语民族文学的核心要素。可以说，西方通过殖民统治对其以外世界的巨大影响为亚非地区现代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这也成为理解亚非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前提。但由于亚非各个国家和西方的历史千差万别，文化传统迥异，因此，其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和功能也大相径庭，全面勾勒这种复杂的差异性，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亚非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以及亚非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 编号：16BWW08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Rupert Moultrie East, “AFirst Essay in Imaginative African Literature ”, Africa: Journal of theInternational African Literature, Vol.9 (1936), p.355.
2 Ibid., p.351.
3 所谓文学传统“马赛克”，是指口头与书面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并存，浑然一体的现象。DonaldCosentino,“AnExperimentinInducingthe Novel Among the Hausa ”,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9 (1978),p.28.
4 David Westley,TheOralTraditionandtheBeginningsofHausaFiction,PhDdiss.,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1986,p.188.
5 JoannaSullivan,“FromPoetrytoProse:theModernHausaNovel”,inComparativeLiteraturesStudies,Vol.46(2009),p.311. 6Ibid.,193.
7 Albert Gerard,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Sub-SaharanAfrica,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1981, p.62.
8 AlbertGérard,“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 in African Creative Writing ”, in Research inAfrican Literature, Vol. 1 (1970),p.36.
9 OuseinaAlidou,“Gender, Narrative Space, and Modern Hausa Literature”,in Research inAfrican Literatures, Vol. 33(2002),pp.138-140.
10NeilSkinner,“Realism and Fantasy in Hausa Literature”,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Vol.2 (1971), p.173.
11GrahamFurniss, Poetry, Pros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Hausa, 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1996,p.22.
12JoannaSullivan,“From Poetry to Prose: the Modern Hausa Novel”,pp.313-314.
13SeeF.H.El.MasriandR.A.Adeleye“,SifofinShehu”,CentreofArabicDocumentationInstituteof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Ibadan,Vol.2(1966),pp.1-36.
14NeilSkinner,“Realism and Fantasy in Hausa Literature”,pp.173-174.
15 Anthony H.M.Kirk-Greene: Mutumin Kirkii: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Man in Hausa, Bloomington:African Studies Program, Indiana Universit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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