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2. 废园长谈（1）
郎永良教授的家住在一楼。
开门的是郎夫人齐世贞，王晟叫她“师母”。王晟在楚州师专时就是郎家的常客，郎永良调到东大不久，王晟又考取了他的研究生，逢年过节总要来导师家拜访的，师母对他像自家人一样随便，绝少客套。
齐世贞胸前系着围裙，胳膊上戴着袖筒，手里拿着拖把，正在客厅打扫卫生。
“师母，我来帮你拖地吧！”王晟一进门，便伸手去拿拖把，但齐世贞用胳膊挡住他，努努嘴道：“老师在院子里给枇杷树剪枝，你去帮他吧。”
王晟“哦”了一声，便在鞋柜里找出一双棉拖鞋换上，穿过客厅，朝院子里走去。
院子不大，一半是菜地，另一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草和盆景，正值农历三四月份，万物复苏，风和日丽。院子里的两棵枇杷树早已绿叶满枝，肥硕的树叶密密匝匝、层层叠叠，使原本秀丽挺拔的树干变得肥胖臃肿，看上去像有了身孕的女人。郎永良穿着一件开领毛衣，袖子挽得高高的，正拿着一把大剪子在修剪树枝，随着一阵咔嚓咔嚓的响声，赘叶冗枝纷纷掉下来，落了一地。那副熟练的架势，像一个老园艺工。
“老师，我来吧！”王晟没等郎永良反应，就把大剪刀从他手中拿过来。每次来老师家，王晟都要主动帮着干一些家务活儿，养花剪枝这类事情，他已经得心应手了。
郎永良显然习惯了王晟的这股勤快劲儿，退到一旁，从靠墙的晾衣杆上取下一条毛巾，擦拭着脸上的汗珠。晾衣杆的顶端，挂着两串腊香肠和一条咸鱼，那是王晟寒假从家里带来送给导师的。
王晟剪完树枝，又跟郎永良一起把地上的树枝收拾干净，两人都累出了一身汗。
师生二人忙活完，这才回到书房。
书房不大，四面墙壁都是书柜，靠窗摆着一张不大的书桌，桌上同样摆满了书籍。书房中间是一张老式的茶几，上面也堆放着厚厚一摞书。这些书柜、书桌和茶几，全是从楚州托运过来的，式样和色泽都如同这幢房子一样，显得有些陈旧。王晟每次在书房里同老师一起说话时，总会想起在楚州师专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恍惚之感……
王晟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小书，是最近正在热销的《干校六记》，杨绛，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王晟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过几篇，印象很深，此刻在老师书房里又见到这本书，便忍不住拿起来翻了几页，目光在一段文字上停住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这当儿，郎永良上了趟卫生间回到书房，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坐下来，顺手端起桌上的保温杯，揭开盖子，喝了一口茶，他见王晟拿着《干校六记》看得那么投入，用手指头指了指，咕哝道：“的确是一本好书，百读不厌，我这是读第三遍了。”
“我在图书馆读过几篇，觉得的文笔真好……”王晟附和道。
“不只是文笔好，堪称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啊！”郎永良认真地纠正道。
王晟不做声了。他知道老师要发表高论了，作为学生，最聪明的态度当然是沉默。
“杨绛在书里写的那些事情，我在娘子湖干校时都经历过……”郎永良用一种沉思的语调说，“刚到干校时，我和何首乌一起住在湖边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由于地势很低，棚子里十分潮湿，一到下雨或湖里涨水，蚂蟥和蟑螂到处都是。十几个人睡在一张大统铺上，地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茅草，冬天时寒气从地上升起来，往人的骨髓里钻。首乌就是在那时得风湿病的。不久，干校开始自建宿舍。为了在梅雨季节之前竣工，连里要求每位学员每天脱一千块土坯——知道什么叫脱土坯么？就是把泥土装进一个长方形的木框，然后制成土砖，用来砌墙盖房子……”
王晟听到“土坯”两个字，忍不住啊了一声，心想，我家就住在砖瓦厂，从小就跟土坯打交道，不仅熟悉脱坯的每一道工序，上小学学工学农时，我还跟工人师傅学过脱坯呢！但他没有说出口，而是像平时在课堂听老师讲课那样，继续默默地听郎永良说下去——
“每天一千块土坯，可不是个小数目！好在那时我还年轻，起早摸黑勉强还能完成，可首乌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身体本来就比我弱，又有风湿病。每天到开晚饭时间，还剩下一半的工作量。为了完成任务，他吃完晚饭还得加夜班，一干就是半夜。一段时间下来，整个人瘦了一圈，腰都直不起来了，我怕他吃不消，就帮他一起干。终于坚持到月底，连里结算任务时，首乌不仅完成了指标，还超出了每天一千块土坯的目标，半年后，我们就搬进了新的宿舍，首乌还被评为全校的积极分子，不久，又当上了连长……”
郎永良停顿下来，喝了一口茶。很显然，《干校六记》这本书唤起了潜藏在他心底的回忆。
关于郎永良和何首乌校长的特殊关系，王晟早在楚州师专时就知道的。但他俩在干校的经历，还是第一次听到。从郎永良眼镜片后投射出来的沉郁目光和蹙得很紧很紧的花白眉毛，他能感觉到这段经历在老师心头留下的伤痕。这种伤痕，他在许多当代的小说中读到过，并不陌生。但此刻，当他从老师口里亲耳听到，还是感到有些震撼，说：“老师，您也可以像杨绛那样，把这些经历写出来……”
“对于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只要一想起来，我的神经就觉得难以承受，如果把它们写下来，等于再经历一次……无论如何，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郎永良坚决地摇了摇头，“十年浩劫，毁掉了多少知识分子的梦想，真是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好在那个荒诞的年代终于过去了，我也回到了东大，不过，对我来说，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返’，我已经老了，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郎永良说到这儿，显得有些伤感。也许觉得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轻易流露出感情有点儿失态，他很快就调整情绪，恢复了往日那种含而不露的矜持神情。“噢，今天是谈你的论文的，看我都说到哪儿去了，”他自嘲地微微一笑，“那么，说说你的论文吧……”
见老师将话头引向了今天的正题，王晟也暗自舒了口气。他改变了一下刚才一动不动的坐姿，从书包里掏出一沓文稿纸，双手恭恭敬敬地呈过去：“这是我的论文提纲，您先看看……”
郎永良从藤椅上欠起身，把保温杯放到茶几上，接过那几页文稿纸，认真看了起来。
这当儿，王晟见郎永良的保温杯已经见了底，就端起杯子往书房外面走去；他穿过客厅，来到院子，把茶叶渣倒进晾衣杆下面的垃圾桶，正要回屋，看见师母齐世贞和一位年轻姑娘正在菜地里加固丝瓜架。这个瓜架是前不久王晟跟郎永良一起搭的，眼下，瓜藤已经爬到架顶了，如果不加固，待丝瓜长出来后，很容易被压塌。此刻，王晟见师母和那个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就说：“师母，这活儿你先搁着，待会儿我和老师来干吧！”
但齐世贞继续忙活着，头也不抬地说：“没事，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小丽一会儿就干完了。”
原来这姑娘叫“小丽”。王晟远远地打量她：小丽约莫二十五六岁，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米色方格灯芯绒外套，身材小巧，不到一米六的样子，五官紧凑、平常，显得很朴实。王晟觉得有点儿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但肯定不是在郎永良家里，她和师母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的亲热样子，像是一家人……王晟正思忖着，发现小丽侧过脸来也在打量自己，就不好意思地收回了目光。
当王晟端着换上新茶、加满开水的杯子回到书房时，郎永良已经看完论文提纲，蹙着眉头在思考着什么。王晟看见老师这副神情，担心他对自己的论文提纲不满意，不由紧张起来。郎永良平时对他虽然像父亲一样和蔼，但在学业上要求很严格，从不含糊。他忽然有点儿后悔起来，也许真不该将“论三十年代宗达的文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的。他想。从一开始，老师就不太赞成他选这个题目。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宗达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宗达研究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政治课题，就连许多成熟的学者也不敢贸然涉足，你更没必要蹚这趟浑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有兴趣，等将来毕业后有了更好的条件再去研究也不迟嘛……”导师曾这样委婉地提醒和告诫过他。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听从导师的劝告。他甚至不无自负地想，导师的主要研究兴趣已经不在现代文学史领域，而是转到古代文学上去了，因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导师的意见。对于王晟的固执，郎永良没有再反对。在学术研究上，郎永良不单是对他，对别的研究生一向都比较宽容。
可我为什么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王晟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就因为在中共中央东江分局旧址纪念馆看到的那张照片？
那是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王晟无所事事，在枫园闲逛，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共中央东江局旧址纪念馆。虽然刚考上研究生时从《东江大学新生入学手册》里见过关于纪念馆的介绍，而且与研究生宿舍咫尺之遥，但王晟从未来这儿参观过。纪念馆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枫叶林中，是一幢西式的洋楼，据说以前是美国传教士詹姆士的别墅，詹姆士同时还是东江大学的校董。抗战初期，詹姆士离开中国时，无偿提供给中共中央东江分局居住和办公使用。一楼展厅展示的是中共中央东江局自成立初期到撤离东江的两年半时间的重要活动的图片和文字介绍。
关于宗达的介绍文字只有短短数语：“宗达（1898年——1946年），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学者，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领导人，曾鼓吹右倾投降主义和托派观点，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入狱后叛变。1946年病逝于香港。”
二楼是东江局几位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卧室，宗达的卧室兼办公室比其他领导人要大一些，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间是宗达和家人的卧室，外间是宗达工作和接待办公的地方。屋子的陈设十分简陋，除了一张红漆矮腿的办公桌和一套木质沙发和几把藤椅，别无长物。办公桌的上方，有一张用大玻璃镜框镶嵌的合影照片，镜框下方依次标着照片中几个人的姓名和身份：
左三：宗达，时任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领导；
左四：安娜·路易，宗达的妻子兼秘书；
左一：宋乾坤，时任中共中央东江局警卫参谋
……
因年代久远，或者由于是复制品的原因，照片上几个人的面影十分模糊，只能依稀辨认出各自的五官。王晟仔细端详着照片中央的宗达和安娜，宗达穿着西装，戴着近视眼镜，面容清瘦，风度翩翩，像一个儒雅的学者；紧挨着坐在她身边的安娜金发碧眼，满头卷发，眼睛熠熠闪亮，使王晟想起曾经见过的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肖像照。这张照片十分眼熟。王晟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他寻思了半晌，恍然记起多年前，在邳镇，有一次，他和巴东去宗天一家玩儿。那是他和巴东第一次去宗天一的家，那时，他们三个人已经是要好的朋友。那天，他们在宗天一家里玩了整整一下午。为了找一本书，宗天一在他妈妈卧室的床底下打开一只藤木箱子，书没找到，却翻出了一本相册。王晟好奇地打开相册浏览着，但没等他看完，就听见宗天一叫了声：“快走，我妈回来啦！”一把将相册夺去放回箱子。王晟早就听说宗天一的妈妈是个疯子，吓得赶紧跟随宗天一跑出了他妈妈的卧室……
王晟确信，他在纪念馆看到的宗达办公室墙上那张合影照片，当年也曾在宗天一家的那本相册里见到过，两张照片一模一样。而且，他惊异地发现，宗天一酷似照片中的宗达。还有那个叫安娜的外国女人……
王晟想起在楚州城时听宗天一讲的家族往事，不由心一动：难道中国现代史上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宗天一和顾筝的祖父？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王晟惊讶不已，好奇心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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