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第三章

1.上任之前

　　陈沂蒙没料到，他刚刚走马上任，就遇到了东钢下岗工人的第二次聚集事件，当省委秘书长张庆国向他汇报，公安部门正在组织干警前往驱散聚众闹事者时，他马上指示停止驱散工人的行动，并顾不得就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匆匆赶往东钢。

　　在东钢公司办公大楼门口的广场上，陈沂蒙以新任东江省委书记的身份，向聚集群众郑重承诺，省委一定慎重处理东钢和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并当即让聚集群众推选出若干代表和东钢主要领导，举行了一次现场联席会议。会上，一位叫顾致真的退休工程师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他几乎一句不漏地记在本子上了：

　　“我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带着老婆孩子从新疆调到东钢的，刚来时，厂区还是一片荒野，连房子都没有，我和工人们都住在窝棚里，一切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把东钢建设成为为全省最大的钢铁企业。可自从改制后，东钢一年不如一年，我说的是工人，不包括干部，干部们都在改制后富起来了，工人们却一个个下岗了，几十年流血流汗，几千块就被买断了。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高达300万，工人的工资不到他们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后勤服务人员每月才七八百，生产工人一千多，炉前工两千块。就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下岗呢！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企业效益下滑，管理层从来不在内部找原因，想一卖了之，美其名曰并购，可卖也应该卖个好价钱吧，却放着攀枝花这样的全国大钢铁公司不卖，非要跟那个美国公司并购，而且自己股权只占不到百分之二十，把控股权都让出去了。这样搞，说轻一点是国资流失，说重一点是卖国。干部职工多次提意见，可管理层那些人一句也听不进去，还打击报复，把几个带头提意见的工人弄下岗了，其中就包括我的儿子。大伙并不是闹事，都是把东钢当成自己的家，不忍心被那些败家子败光，提出让工人们自己集资把股份买回来，他们也不同意，还给大家扣上一顶反对改革的帽子，最终闹出了人命案，责任该谁负责？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可现在政府只追究闹事工人的责任，抓的抓，判的判，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闻不问，跟美国公司的并购项目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前不久，杜克公司中国区的总干事还来东钢考察，把真正的责任人当成英雄，又是送花，又是发慰问金。这样混淆是非，回避真正的原因，别说工人们，我这个退休多年的工程师也咽不下这口气……”

　　顾工程师发言未落，坐在陈沂蒙旁边的东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邱栋梁小声说：“陈书记，这个顾致真的儿子是上次骚乱中的头头之一，被判了三年刑。他还有个亲家叫程国军，文革期间，是东钢最大的造反派，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

　　刚才陈沂蒙已经听省委秘书长张庆国介绍过，邱栋梁在上次骚乱中受了重伤，此刻听他话里有话，便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上次骚乱，这个程国军也参加了吗？”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程国军参加过上次的骚乱，”邱栋梁支支吾吾地说，“但也不能排除极左势力暗中作祟呢！”

　　陈沂蒙瞥了邱栋梁一眼，看见那张肥胖的脸上红光满面，像两只蒸熟的大对虾，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北京时听首长说过的话……

　　从B省到东江省上任之前，陈沂蒙回了一趟北京，一则是中组部领导同志找他谈话，二则是去看望首长。中组部领导的谈话不外乎对他担任B省省长期间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即将赴任东江省委书记的殷切期望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度程序化、规范化的，这么多年，陈沂蒙每调任新职，都会接受一次这样的谈话，毫无新鲜之处。当然，这一次的层级最高，尽管省长和省委书记都是正省级，但二者的区别却非同小可，凡是官场中人都明白，这不仅意味着他将成为真正执掌一省权力牛耳的“封疆大吏”，而且意味着拿到了迈入更高层政治场域的入场券。因此，在刚接到任命通知带来的短暂兴奋之后，陈沂蒙心里多了一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忐忑。当他跟中组部领导同志谈完话后，去看望自己的老首长时，仿佛学生大考之前去见考官那样，甚至感到有些紧张……

　　陈沂蒙是乘着中组部安排的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去看望老首长的。当车行驶到轱辘把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他叫车停下，并让秘书和司机一起回去，自己一个人往胡同里走去。

　　对于这条位于景山公园和北海之间的小街巷，陈沂蒙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给老首长担任秘书时，三天两头往这儿跑，对胡同里的门牌号码，乃至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有多少跟枝条几乎都能数得出来，那时候，胡同两边长着几棵榆树，每逢夏天，树上的枝叶密不透风，天气再热，胡同里也浓荫如盖，凉嗖嗖的；秋天，地上落满铜钱般的榆树叶儿，金灿灿的，把胡同都铺满了。

　　但现在，陈沂蒙却没有看到那几棵榆树的影子，胡同里像是被洗劫过一样光秃秃的，让他感到十分陌生，仿佛走错了地方。但胡同口的那棵老槐树告诉他，这分明是他来过无数次的轱辘把胡同。

　　陈沂蒙从小喜欢北京的胡同，他虽然出生在北京，是在北京长大的，可从小跟父母生活在圆明园附近的一座部队大院里，那种封闭单调的军营生活，跟他想象中北京胡同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读过老舍描写北京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他心目中，从豆汁儿、冰糖葫芦、火烧、焦卷等小吃，到拉洋片、杂耍、吹糖人和像八宝盒一样活色生香的四合院，都能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那才是他喜欢的生活。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拜访一个老战友，父亲那位老战友住在离景山和北海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叫兵马胡同，全家才三四口人，却住着比后来他见到的首长家还大的一座四合院。

　　那是陈沂蒙第一次亲眼见识真正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心里羡慕极了。也就是那次，他结识了父亲老战友的儿子洪太行，并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们俩又一同去北大荒，在生产建设兵团结下了更深的友谊。有一次，他俩所在的连队去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设伏，准备阻击越境之敌，洪太行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陈沂蒙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背着他赶到几十里外的兵团医院，医生说，如果晚一点抢救，洪太行那两条腿就保不住了。从那以后，他们俩就成了生死相依的战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他的老战友都已经去世，洪太行也早已不住在兵马胡同了。想到从北大荒回城后的那几年，自己经常骑自行车从圆明园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来到兵马胡同的那座四合院，跟洪太行周围的一帮朋友聚会时高谈阔论的情景，陈沂蒙心里不禁有些恍惚……

　　从胡同口老槐树，到首长的那座四合院，尽管只有短短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但陈沂蒙觉得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轱辘把胡同26号。一看见这个门牌号码，陈沂蒙就觉得眼熟。从外面看，跟北京胡同里普通的四合院没什么两样：灰色的院墙，褪色的朱红门楼，瓦楞上的稀疏的莠草，都跟从前一模一样，仿佛昨天才来过似的，但实际上，陈沂蒙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了。

　　陈沂蒙从首长身边调到C县担任县长头几年，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来轱辘把胡同看看首长，顺便带一点C县的土特产，一式两份，一份送给父亲，一份送给首长。一开始首长没说什么，父亲去世一周年时，他按传统习俗专门从C县回北京，去八宝山公墓父亲的墓前祭拜，顺便又去看了一次首长。

　　那次，首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沂蒙，你父母都不在了，以后用不着每年回家探亲，也尽量少来或不要来看我，免得将来有人说你是靠着大树好乘凉。总之，回北京的次数越少越好，能不回尽量不回……”首长像当初陈沂蒙刚到他身边当秘书时交代工作那样，神情严肃，说的话听起来有些不近情理，毕竟，父亲去世才一年呢。“你三天两头往北京跑，当地的干部群众会怎么想？”

　　陈沂蒙觉得，首长像是在质问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记得自己刚下到C县不久，首长跟他谈话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不要让人知道你给我当过秘书，也不要让人知道我和你父亲的关系。你记住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不是去镀金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焦裕禄那样，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两番谈话联系在一起，陈沂蒙明白了首长的良苦用心。那几年，他回北京次数的确太勤了，每次不外乎探亲访友，光大大小小的饭局就让他应付不过来。从那以后，他就尽量减少了回北京，因为公干实在推不开，也是忙完工作便匆匆赶回C县，连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从C县开始，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职务也一路稳步上升，但心里始终牢记首长的嘱咐，其间，除了偶尔打电话问候一下，再也没来过轱辘把胡同26号……

　　陈沂蒙按了一下门铃，那扇褪色的朱漆大门开了，一个身穿浅灰色西装便服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陈沂蒙琢磨这一定是首长的秘书，便自我介绍道：“我是陈……”

　　没等他说完，年轻人就微笑地说，“知道，您是陈沂蒙同志。首长已经吩咐过了，请进吧！”说罢，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陈沂蒙跟着年轻人穿过整洁的院落，向客厅走去时，觉得这座四合院还是那样宁静，看不到丝毫变化，连前院门脸的雕花窗棂都跟以前一样鲜活生动，仿佛刚涂描上去不久似的，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市井气味儿。这是陈沂蒙从小喜欢的气味儿。

　　首长坐在客厅中间的一把旧藤椅上，看上去已经等了一阵子了，一见陈沂蒙进去，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陈沂蒙赶紧抢前一步，搀住了首长，“您别起来，坐，坐！”

　　陈沂蒙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目不转睛地端量着首长。一些年不见，首长真是见老了，不单是头发，连眉毛也比以前稀疏了许多，也难怪，首长比父亲还大两岁，父亲去世都快十年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首长身上那股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并没有随着年老而消退，比如此刻，首长那双被长而稀疏的眉毛下的眼睛虽然半睁半闭，他却仍然能感觉到那道洞察入微的目光……

　　“请原谅这些年我没来看您……”他像从前那样向首长汇报工作时那样恭恭敬敬地说，挺直着身体，后背离椅背足足有半尺的距离。

　　“这样好，这样好，只有没长大的孩子，才天天念叨回家看老人……”首长咕哝着，同时睁开半闭的眼睛，朝他身上扫了一遍，“唔，就你一个人来的，没带秘书？”

　　“哦，在胡同口，我就让他跟司机一起回去了。”陈沂蒙说，正琢磨首长这话的意思，就见他微微点点头，连声说了几声“好”。

　　这几声“好”，让陈沂蒙不由想起了曾经听首长讲过的一则趣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首长担任东江省委书记时，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中途在东江停留，紧急召见他。他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到主席的专列上，刚进车厢，主席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秘书来的？”首长一愣，不知何意，忙答道：“主席，我是一个人来的。”一边想，觐见主席谁敢带秘书呢？毛主席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哈哈一笑，指了指面前一摞摊开的纸张说：“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写材料、汇报工作，干什么都要秘书代劳，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手脚和脑子，我很纳闷，除了吃饭睡觉，他们自己还会干什么？看来，我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被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咯……’不久，毛主席就在中央全会上做了“大兴调查研究”的报告，明确提出要警惕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

　　在陈沂蒙记忆中，他给首长当秘书的那几年，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调研中度过的，他似乎明白了首长给他讲那段趣事的用意，后来，当他到C县担任县长后，脑子里一直记着首长转述的毛主席那段话，不仅凡事尽量亲力亲为，大部分讲话稿都是自己起草或反复修改的，这种工作作风，一直坚持至今……

　　此刻，陈沂蒙从首长不经意的一句问话，感受到了某种弦外之音。这也是他专门来轱辘把胡同看首长的真正原因。东江省是首长曾经主政过的地方，当年，就是父亲和首长一起率领部队解放东江省会大江市的。大江解放后，父亲率领部队继续南下，首长则脱下军装，担任了东江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省长，后来又担任了省委书记，首长对那块土地不仅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

　　陈沂蒙没料到，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自己也将就任东江省委书记，无论是作为过去的秘书，还是后任，上任之前他都应该当面聆听一次首长的教诲。

　　陈沂蒙更没料到的是，他还未来得开口，首长却抛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沂蒙，你对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怎么看？”

　　也许是这个问题太突兀，或是过于重大，陈沂蒙惊异地望着首长，不敢贸然回答。

　　允许资本家入党，是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之后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为此，中央党校还专门举办过一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陈沂蒙对这个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算是吃透了，研修班结业回到B省后，他还对全省干部做过学习辅导报告，回答起来并不难，比如：“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能否调动和发挥企业家、资本家的积极性，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允许资本家入党，正是为了扩大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党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改革大业引向深入的关键一招……”这是党的文件和党校教授们宣讲的标准答案，陈沂蒙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可当他看见首长那双花白眉毛下依旧很锐利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自己，他忽然犹豫了，他记得刚到首长身边当秘书时，首长也经常就中央的某个重要政策和理论跟他讨论，首长最忌讳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每逢看到他起草的讲话稿里大段引用中央文件时，便习惯地蹙起眉头，用红铅笔点一下自己的脑门，仿佛在责问他：“你的脑子呢？”相反，只要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表的见解，哪怕他说错了，首长也从不见怪。

　　此刻，陈沂蒙见首长那严肃而期待的神情，丝毫不像是闲聊，而像是早已准备好的一场严肃的探讨，便把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首长似乎察觉到了陈沂蒙的心思，从面前茶几上拿起一本书递过来，“这上面有几篇文章，你看看吧……”

　　陈沂蒙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白色封面的杂志，他听说过这本杂志，据说是几个离休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办的，为首的是那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他不免有些好奇，翻开扉页，一看到目录上一行行醒目的标题，不由得吃了一惊：《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私营企业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

　　这些标题像一颗颗炸弹似的投进陈沂蒙的脑子，使他的头皮一阵发麻。他从未见过这样尖锐质疑中央重大决策和精神的文章，而且是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

　　“你怎么看这些文章？”首长手里摆弄着一只放大镜问，那是他平时看文件和书刊用的，可见他是认真看了这本杂志上的文章的。

　　“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公开异议，似乎违反党的纪律……”陈沂蒙斟酌着字眼说，“您认为呢？”

　　“作为个人，我是尊重这些文章的的，他们都是思想理论界的老同志，应该允许他们发表意见。毛主席早就讲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嘛！”首长说着，瞥了他一眼，“关于资本家入党这个问题，一开始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有不同意见，还有人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反对。难道你们这些省部级干部中间就没有吗？”

　　陈沂蒙觉得，首长这句话明显有一种旁敲侧击的意思，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引出他的意见。但他踌躇再三，还是缄默着。

　　“看来，你被头上这顶封疆大吏的乌纱帽压得不敢说话啊！”首长收回目光，似笑非笑地说，同时放下手里的放大镜，“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吧！”

　　接着，首长就对陈沂蒙坦然说道：“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质疑，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党是否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对这些年理论界流行的‘补课论’的反映。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的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种‘补课论’在我国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如果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我们党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吗？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吗？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让人思考，甚至忧虑。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首先就是从改变指导思想和党员成份开始的。实现共产主义还写在党章上呢，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两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单凭这一点，补资本主义课这种论调就违背了小平的意愿。我最近重读《邓小平文选》，有不少新的感悟，例如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南巡时他再次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共同富裕问题列入党的工作重点呢？……”

　　这么多年来，陈沂蒙看到或听到的都是那种四平八稳、模棱两可的文件和报告，首长的这一席话义正词严、发人深省，陈沂蒙觉得自己身体内某根堵塞的血管被疏通了，浑身的血液往上涌，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从内心里认同首长的这些话，可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刚到首长身边的年轻秘书了。“省委书记”的身份像钳子一样卡着他的脖子，使他不得不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强压了回去，以至那张微黑的脸孔都憋红了，从胸腔深处长长吁了一口气。

　　首长显然察觉到了陈沂蒙微妙的表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重新把那只放大镜放回到茶几上，身体往后仰着，靠到椅背上，眼睛闭了约莫一分钟，才睁开一条缝，半睁半闭地看着他问道：“沂蒙，你是不是觉得我思想有点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哪里话，您一直都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连外国媒体都把您视为我们党内的改革派呢！”陈沂蒙毕恭毕敬地说。其实，他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改革开放初期，首长被中央派到那个南方大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全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撕开了一条口子，在陈沂蒙眼里，首长跟其他老一辈领导人都对改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首长刚才那些话，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体现了一位改革元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深忧虑。其实，自己何尝没有过类似的忧虑，只不过由于他身处第一线领导岗位，没有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这些宏大命题罢了。

　　或许是陈沂蒙的话起了作用，首长的神情松弛下来，半睁半闭的眼睛完全睁开了。他忽然发现，首长虽然年逾九旬，但眼睛并没有像这个年纪的老人那样浑浊，依然炯炯有神。

　　“你就要去东江上任了？”首长问了一句。

　　“是的，中组部领导同志刚找我谈过话。”陈沂蒙点点头说，“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么？”

　　“我一个离休的老头子能有什么指示？”首长笑了笑，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不过，我还真有件事儿……”

　　陈沂蒙哦了一声，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本子和笔，“什么事，您说吧！”

　　“前不久，我从内参上看到消息，东江钢铁公司部分工人聚集滋事，抗议东钢被美国一家公司收购，还死了人，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参上还作了批示……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我也听说了，但不是很详细，”陈沂蒙支吾道，“听说东江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调查处理过了……”

　　“处理过了，怎么还有人写信到处反映情况呢？”首长皱着眉说，“当地政府是怎么调查处理的？我如果年轻十岁，真想回东江看看，顺便做一次实地调查，可现在，出趟门都困难喽！”首长说着，脸上的皱纹缩紧了，举起手在腿上轻轻锤了两下，看着他，“你去东江后，关注一下东钢的事吧。东钢是我从东江调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那里的老工人还记得我，把信写到我这儿来了……”

　　陈沂蒙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应允：“好的，我一定。”

　　首长见他那副认真的架势，笑道：“好了，别记了，你现在可不是我的秘书了，你是堂堂的省委书记咯！”

　　陈沂蒙停下笔，不好意思地笑了。

　　首长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严肃，目光慈祥地注视着陈沂蒙，说：“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担任了东江省委书记，心里不定多么高兴呢！”

　　陈沂蒙知道，首长又回忆起了当年跟父亲和洪虎将军一起解放东江的经历，不禁也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正走神时，听见首长又说，“沂蒙，你就要去东江了，有几件事需要注意……”

　　这正是陈沂蒙来看望首长的真正目的。他赶紧去掏小本子和笔，但首长摆摆手，指指自己的脑门说：“下面的话只是个人意见，不要记本子上，记这儿就行喽！”

　　陈沂蒙只好合上了打开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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