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总是文文静静的慕容秋，又是唯一来自南方的女性，
所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江南一枝花”这一美名。
每年一次的全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今年在香山饭店举行。
由于本届年会关注的是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主题，所以比以往任何一届的规模都要大，与会者除了全国社会学学会的理事和社会学界一些知名学者，还特邀了几位国内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国情研究专家和人文学者，以及国务院体改委、国家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参与过入世谈判的专家，可谓群星荟萃、盛况空前。正在外地疗养的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泰斗、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费孝通先生，还专门给会议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会议一开始就显得异常热烈，同时似乎也隐藏着某种可能爆发激烈论争的前兆。这一点，从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晚上，不少与会的学者在房间里私下频频接触和交谈的微妙气氛，可以感觉得出来。虽然参加会议的不少学者都是熟人，但慕容秋没有主动去各个房间串门；倒是有好几位平时联系较为密切的同行打来电话向她表示问候了。这除了慕容秋作为女性特有的矜持外，主要因为她提前来京的这两天，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处理女儿鹿鹿的事情上有关。她想独自安静一会儿，一方面调整一下尚有些紊乱的心绪，一方面也好抓紧时间，再斟酌一遍她那篇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的某些观点。作为社会学领域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学者之一，慕容秋一向是以治学态度特别细致认真而著称的。
与慕容秋同住一间房的是《社会学研究》的一名女编辑，叫吴雁，曾经是慕容秋好几篇论文的责任编辑，也称得上是老熟人了。吴雁是江浙人，比慕容秋差不多要小上十岁，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85届的本科毕业生，长着一副白白净净的脸蛋和江南女子的娇小身材，再加上一口夹杂着吴音软语的京腔和热情活泼的性格，透露出一股江浙人特有的精明劲儿，颇有人缘，自然就成了每次年会上的最活跃分子和消息灵通人士，许多敏感的消息都是在未正式公开之前，经过她之口在年会上不胫而走的。以前开会，慕容秋也曾和吴雁同住过一次，印象中，她除了睡觉，似乎没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待过十分钟，不是到各个房间串来串去，就是捧着电话打个不停。平时无论见了面还是在电话里，吴雁总是对慕容秋一口一声“大姐”的；除性格上过于张扬了一些，慕容秋觉得这个“小女子”（吴雁经常这样嘻嘻哈哈地称呼自己）倒是蛮可爱的。搞编辑工作的嘛，大概都这样子吧？
到晚上十一点多种，慕容秋才把论文重新梳理完毕。她觉得有点疲倦了，从书桌前站起身，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准备休息了。这时吴雁才回到房间，她在慕容秋对面的床上刚坐下，就用一种报告特大新闻的口气说：“慕容大姐，你晓不晓得，何为也来参加咱们这个会了！”
“何……为？”由于问得突兀，慕容秋一时没反应过来，“哪个何为？”
“还会是哪个？就是《何家庄的变迁》的呗。”吴雁说，“他现在可火啦，北京知识界几乎找错了门都碰上有人在谈这本书。听说有位中央领导人让秘书找来读了，在上面画了无数道杠杠，还推荐给有关领导传阅，就是没下一句评语，可那态度已经再明确不过了是不是？学术界有人评价这部著作，是中国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问题的重大突破和第三个里程碑，甚至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相提并论了……”
慕容秋轻轻哦了一声，似乎有些意外。
吴雁没去注意慕容秋的反应，自顾自地说下去：“当然，相反的评价也有。认为对农村现状的评估过于悲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种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论调。这些观点主要来自那帮推崇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理论，主张加速推行城市化进程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不过，以小女子的愚见，这的确是一部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当初，曾经把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寄给我，本来准备在刊物上发的，可终究因为里面触及到的一些敏感问题，临时撤下来了。”她不胜惋惜地拍了一下穿着呢布裙子的膝盖，并且夸张地往后仰了仰身子。“说起来，何为还是我的学长呢！98年回母校参加校庆，我们在一次小型聚会上见过面，这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人，外表上看朴实谦和，像个农民，但骨子里很清高，绝非学术圈那种随波逐流的平庸之辈。这一点从他那本《何家庄的变迁》就看得出来……”
“是……么？”慕容秋闪了闪睫毛，饶有兴趣地瞧着吴雁，刚袭上来的倦意似乎也消失殆尽。对吴雁说的那本《何家庄的变迁》，慕容秋并没有看过。何为的名字她当然早就知道。而且她也知道，《何家庄的变迁》是最近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颇受瞩目的一部书，也在报刊上读到过一些节选文字和零星的评介性文章，对该书的基本内容也有大致的了解。对其中的许多描述和观点，慕容秋也颇感兴趣，但由于尚未阅读全书，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不便对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治学方法上，慕容秋属于比较典型的学院派，注重社会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疏离于对一些敏感和热门的现实命题的关注与论争；这可能既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慕容秋同样注重芝加哥学派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和调查研究，在这一点上，她继承了三、四十年代以来由梁漱溟、费孝通和吴文藻等开创的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的传统。在许多同行眼里，她也被视为这一流派的忠实继承者之一。事实上，慕容秋涉猎社会学研究，就是从80年代中期参加那次由费孝通亲自发起并主持的社会学研讨班之后，真正开始起步的。所以，对于学术界对自己的这一指认，她也从未表示过异议。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学界，早已不是80年代那种基本上由“田野调查派”一统天下的格局了。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各学科之间的互相对话与渗透，使本来就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社会学界，出现了众声喧哗、流派纷呈的活跃局面。从实证主义到发展社会理论，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的文化批判理论，等等，一时真有些令人眼花缭乱。原先处于权威地位的乡村社会学派，屡屡受到来自那些掌握了西方现代理论的年轻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甚至被指责为“过时”了。在这种思潮下，慕容秋似乎显得很不“入流”，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但她清楚，自己不是那种激进的方法论者，所以从不盲目追赶新潮，但也决不固步自封，相反对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观点保持着探究的兴趣。她相信无论何种学派和方法，只有在牢牢站稳脚跟的同时，充分吸纳新鲜的空气和养料，才不至于枯萎，能够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就像眼下，她对吴雁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样，她忽然有一种迫切的愿望，想马上找到那本《何家庄的变迁》认真读一读。这个念头从脑子里一经冒出，话也随之出口了：“小吴，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本书？”
“我说了这半天，敢情您还没读过呀？”吴雁扑哧一笑，“哎，我说大姐，何为不是来开会了么？你干嘛不直接找他要一签名本得了！”
“你让我像个追星族那样找人家要签名本？”慕容秋也被她的这一想法逗笑了，“小吴，亏你想得出来，那可是小姑娘干的事儿。”
“这有什么呀？只怕是你不愿意放下名教授的架子吧！”吴雁开玩笑地说，踢掉脚上的皮鞋，“得，把我自个儿掏钱买的那本送给你算了，小女子还真准备去找老何要一签名本哩！”说完，冲慕容秋扮了个鬼脸，光着脚丫子，进盥洗间洗漱去了。
按照日程安排，上午除了开幕式，还邀请了国家外经贸部的一位姓龙的副部长作关于“入世”谈判的报告。主持开幕式的是社会学年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社会学家、北大的庄定贤教授。庄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的嫡传弟子， 80年代中期的那个社会学研讨班，也是他直接主持并担任主讲的，可以说是慕容秋迈进社会学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当年的庄定贤四十岁才冒头，深得费先生的学术真传，可谓社会学界的显赫人物；思想活跃，为人也随和，尤其讲课时操一口四川腔，语速极快，听起来诙谐风趣，动辄来一句“格老子”，常常让人忍不住捧腹大笑，有的学员不叫庄定贤老师，叫他“老庄”。老庄和大家相处得极其融洽，与其说像师生，倒不如说像师兄。可就是这个曾经精气神十足的小个子，现在头发都快掉光了，成了个小老头，也开始经常被人称“庄老”了。从座位上远远看见庄定贤在主席台上用慢条斯理的语调宣读费孝通先生贺电时，慕容秋不由得一阵恍惚。
学术会议的开幕式从来就是走过场，所以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上午剩下的两个多小时，用来听那位龙副部长的报告。龙副部长是中国申请加入WTO谈判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曾经长驻瑞士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对于希望了解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许多人来说，他的报告无疑很有吸引力，不仅所有的与会代表，就连饭店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来旁听了。本来就比较小的会议厅座无虚席，一时显得人满为患。
龙副部长不仅是资深谈判专家，而且颇有演讲才能，把一场枯燥琐屑、起起伏伏、长达十多年的外交谈判讲得生动精彩、妙趣横生，不时赢来阵阵笑声。他显然明白自己面对的并非一般听众，而是一群思想敏锐的学界精英，他知道这些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没有在一些谈判细节上过多地纠缠，而是对大家感兴趣的政策性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和解释。比如中国在哪些方面作了让步，世贸协议文本经过修改的争议性条款，等等；个别代表甚至还对他提出了几个敏感问题，有的涉及到国家高层机密，以前显然是不宜公开的，“但现在中国入世已成定局，不妨给大家披露一二了。”龙副部长回答提问时爽快地说。
“我们在农业条款上让步太多，比如……从短期看，这将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从长期看，对国家利益也极为不利……”坐在慕容秋右边的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皱着眉头，对他左边的一个人低声说，显得有些激动。
“我一直认为，WTO是一把双刃剑，机遇和风险共存，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就像一列驶上了快车道的列车，后退已经不可能啦……”左边那个人挥了挥手说，似乎不大赞同对方的观点。
“可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花白头发的学者咕噜道，朝慕容秋这边投过来忧心忡忡的一瞥，似乎想听听她的意见。
慕容秋一边沉思，一边倾听着他们的讨论，但没有加入的打算。龙副部长的报告结束了。慕容秋随着人群走出会议厅，在门口，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了她一声：“慕容秋！”
一听那熟悉的四川口音，就知道是谁。慕容秋回过头，果然看见庄定贤夹着公文包，加快步子向她走来。
“慕容，你搞的啥子名堂嘛？到了北京也不打个电话，我还以为你没来哩。”庄定贤似毫不在意众人的眼光，热络地高声和她打着招呼，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与刚才在主席台上端着架势主持会议的神气，简直判若两人。
“噢，庄老师。”慕容秋停下脚步，微微一笑。这么多年来，她始终像当年在研讨班上那样恭敬地称庄定贤“老师”。“大会在即，知道你忙，不敢打扰呀！”她和庄定贤握了握手。由于言不由衷，说完就不自觉地脸一红。
“连你也对我敬而远之了，这说明我真的老啦。”庄定贤拍了下光溜溜的头颅，眯缝起眼睛打量着慕容秋，笑呵呵地说，“不过，慕容，你这位江南一枝花还是那么年轻，风采依旧啊！”
听见庄定贤提起自己差不多都忘记了的绰号，慕容秋再次脸一红。当年在研讨班上，女生本来就寥寥无几，平时总是文文静静的慕容秋，又是唯一来自南方的女性，所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江南一枝花”这一美名。连费先生都知道，一次来给研讨班做报告，还笑眯眯地当众点慕容秋的名，闹了她一个大红脸。而担任研讨班主讲老师的庄定贤，对慕容秋似乎更是格外欣赏和偏爱，下了课经常让她陪着在教室外面的草坪上散步聊天。庄定贤在文革中间随费先生一起挨整时，妻子就和他离了婚，文革后又忙于事业，一直独身。所以他们尽管聊的不外乎一些专业话题，可还是引起了班上同学们的猜测和议论。其实，慕容秋也感觉得出庄定贤对自己的好感，但那时女儿鹿鹿都三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何况她一直把庄定贤当作一位热情可敬的师长，从来不曾想到别的什么。因此，当耳闻到那些闲言碎语之后，一向洁身自重的慕容秋便主动与庄定贤疏远起来。好在庄定贤对此并不在意，慕容秋从研讨班结业后，还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的教学和研究，并且在他出任北大社会学系副主任以后，曾经想调她去北大。这使慕容秋对庄定贤在感激之余，心里隐隐有点儿内疚。记得她和辜朝阳离婚后不久，庄定贤还利用到南方去开会的机会，特意绕道武汉看过她一次，那种老师和兄长般的关怀，至今使慕容秋难以忘怀。不过，那时庄定贤已经和北大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组成新的家庭了……
“慕容，你提交的论文的提纲我看过了，”后来，当他们肩并肩向餐厅走去时，庄定贤收起笑容说，“近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社会学界热衷于方法论的建构，相对而言，忽略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而这恰恰是对费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背离的结果……”
“听说有一本《何家庄的变迁》的书不错……”慕容秋插了一句。
但庄定贤想没听见似的，或者听见了故意岔开了话题：“你提交的的那篇论文。虽然我还看到的只是提纲，但立论挺有意义的。当然，许多地方还有待于你做进一步思考或调查。但涉及到的问题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到这儿，显得有些兴奋地说“沉寂了几年的社会学界，终于热闹起来啦！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次在会上，听一听你的具体想法……”
“我考虑的还不是很成熟，还是听听……大家的吧。”慕容秋犹豫了一下说。她本来还想问一问庄定贤对《何家庄的变迁》的意见，但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住了。
谈完学术方面的事情，庄定贤打量着慕容秋，换了一副轻松的口吻，“你还是像个女徐庶那样深藏不露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嘛，难道只听别人的，就不让别人也听一听你的高见？”说到这儿，他忽然凑近慕容秋，压低嗓门问：“慕容，你的个人问题解决没有？还是一个人？这可不好，趁现在还年轻，抓紧一点哦……“他以十足的兄长口吻说，“要不，我给你在北京物色一个？”
对庄定贤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慕容秋有点儿发窘，他怔怔地望着庄定贤耷拉在光脑门上的两绺灰白头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幸亏这当儿他们走进了济济一堂的餐厅。远远地看见吴雁在一张餐桌边对自己招手，她便对庄定贤含糊地搪塞了一句，趁机开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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