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阳的父亲只给毛泽东当了一年多的警卫员，
就奔赴抗日前线，带兵打鬼子去了。
东湖一向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辽阔，面积达三十三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六倍，一百多年前曾和武汉市内其他湖泊相通并与长江相连，因水患频繁，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在长江与东湖之间修建了武金堤和武青堤，从此，东湖及其周边的湖泊与长江分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水域。
东湖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史书上记载屈原曾在东湖“泽畔行吟”，楚庄王在东湖击鼓督战；三国时期，刘备在东湖磨山设坛祭天；南宋诗人袁说友用“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赞美东湖。但东湖真正引起世人瞩目，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曾先后视察东湖四十多次，并在这儿接待了六十多个国家的政要。
毛泽东每次来武汉，都在东湖宾馆下榻。东湖宾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分东院和西院两部分。东院与东湖公园相邻，西院与同样著名的W大学学隔湖相望；院内大树如云，鸟语花香，鹭飞鹤翔，环境十分优美，凡本省乃至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性重要会议，大都在这儿举行。因此，东湖宾馆在许多人心目中远非一家普通的“宾馆”，而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东湖宾馆与省府所在地的水果湖相距不到两公里。小时候，每逢周末或者寒暑假，辜朝阳都要跟省府大院的一帮干部子弟去东湖宾馆玩耍。门口站岗的哨兵因为早已熟悉，根本不阻拦他们。里面曲径通幽、树高林密，特别适合躲迷藏，掏鸟窝，捉知了壳，或是玩打仗的游戏。如果碰上父亲辜峰休假，通常会带着全家人来东湖宾馆住上一些日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辜朝阳的父亲辜峰每次在东湖宾馆休假，都喜欢住在百花村一号。百花村一号、二号位于东湖宾馆西院，是两幢临湖而筑的平房，从外表看普普通通，跟一般的房子没什么区别，但里面的装修十分考究，地板、家具、卫生间乃至餐具都颇为豪华。吃饭是在同一座房子内的小餐厅，每家人一张餐桌，吃的并不比家里好，但菜品很丰富，菜单每个星期都有变化，这使辜朝阳和弟弟妹妹们对厨师钦佩不已，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弟弟立下宏愿，长大后要做一名厨师！父亲辜峰高兴得在弟弟脸蛋上响亮地亲了一口，并且称赞不已：“好，有志气。我们家总算有了一个工人阶级！”
住在百花村的大都是省委省府的领导人。每次在餐厅吃饭，或是陪父亲去东湖边散步时，辜朝阳都会看到同样携带着家人在散步的“叔叔伯伯”。辜朝阳对这些地位显赫的的领导并不陌生，因为其中的某个人，说不定就是他们家的邻居；而且，他没准跟某个家庭的孩子早就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伙伴呢。
一天傍晚，辜朝阳跟着父亲沿湖边散步，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幢单门独院的平房。像百花村一样，平房也是普通的砖木结构，十分坚固，四周都用围墙围着，紧挨着围墙的树丛中还有一座闲置的绿色岗亭。父亲走到岗亭附近，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驻足向那座外表上看平淡无奇的大平房凝视着，表情肃穆，双脚并立，两只手紧贴裤缝，像是在行注目礼。
辜朝阳对父亲的这副神态惊讶不已，暗自猜测那座大平房里肯定住着一个比父亲官还大的真正的“大人物”。
离开大平房往回走时，辜朝阳终于忍不住问：“爸，谁住在里面啊？怪碜人的！”
“别瞎说。”父亲低声喝住他，“这是梅岭1号。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住在这儿……”
辜朝阳恍然大悟，顿时明白父亲为何一脸肃然了。
从记事起，辜朝阳就知道父亲曾经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讲“革命故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经历则是父亲重点讲述的内容。父亲说，他是被“贺老总”当做礼物送给毛主席的。“贺老总”就是贺龙。红军长征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途径湘鄂川边界，跟国民党军打了一场恶战，尽管红军以胜利告终，自身却也损失惨重。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一边抓紧“扩红”。父亲就是在那次“扩红”中参加红军的。父亲参加红军之前，是一名猎人，虽然才十六岁，却因为从小在山里跟野兽打交道，已练就出一副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本领，刀枪剑戟，样样在行，百米之外，弹无虚发，还徒手打死过一只金钱豹。由于这身本事，父亲被贺龙留在身边当了警卫员，从此开始了凶险难侧的长征。一路上，红二军团不止一次陷入重围，但都奇迹般地突围出来。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部队准备进入湘黔边界地区与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但在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防线时，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包围。突围过程中，贺龙和指挥机关被敌人分割包围，无法与主力部队策应，贺龙身边的警卫班阵亡了好几个，他本人也被一颗子弹打中。敌人黑压压地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眼看贺老总命在旦夕，我一把将他扛到肩上，端起牺牲战士手里的机枪，在警卫班其他战友的掩护下，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向后面的山谷撤退。在山崖边，我让大家解下绑腿，结成绳子，然后背着贺老总是顺着遛到了山崖下，才躲过一劫……真险哪，要是我动作慢点儿，解放军可就少一名元帅了！”辜朝阳的父亲说起这段往事，不停地咋舌，一副心有余悸的神情。
后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整编成二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了。“贺老总去见毛主席之前，想带点礼物，可琢磨来琢磨去，也不知道送什么好。”辜朝阳的父亲说，“后来，贺老总把目光落到我身上，瞪大眼睛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突然用手指头朝我点了一下，说，‘得得，就你了！’我有点发懵，不知什么意思。贺老总咧开胡子拉碴的大嘴巴哈哈一笑：‘傻小子，我把你当礼物送给毛主席，你愿不愿意？’就这样，我从贺老总的警卫员摇身一变，成了毛主席的警卫员……”
辜朝阳的父亲只给毛泽东当了一年多的警卫员，就奔赴抗日前线，带兵打鬼子去了。但这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在他心里却仿佛长于一百年。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讲：“毛主席是个风趣随和的人，第一次见我时，见我个儿高，竟孩子气地提出要跟我比身高。结果是我比主席还高两公分。‘你个子这么高，我以后就叫你高个子么！’主席又问我是哪儿人。我说老家在湘鄂边界上，这边的乡公所找我们家收税，那边的也找我们收税，我也不晓得究竟归哪个省管。主席蹙起眉说，‘民国政府就是税多，不过咧，湖南湖北自古就是一家，都是向楚国纳税嘛，你就不管自己究竟是哪个省的人喽！’”对几十年前的这些事情，辜朝阳的父亲讲得绘声绘色，仿佛昨天才发生过一样。
辜朝阳曾经在父母的相册里见过一幅旧照片：一座窑洞门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父亲和毛泽东并肩而立，从照片上看，父亲的个头的确比毛泽东高一点儿。父亲说，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把他叫进窑洞说：“高个子，你跟了我一年多，现在要上前线了，照张相做个纪念吧！”从此，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还是在跟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军途中，每当思念起那段警卫领袖的岁月，父亲就会从怀里掏出照片端详一番……
1967年，文化大革命刚爆发不久，武汉几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课了，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参加各种游行集会和张贴大字报，辜朝阳凑了一阵子的热闹，很快觉得兴味索然，便躲回家里看小说，对外面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充耳不闻。实在无聊，就约上几个伙伴去东湖钓鱼。有时候，钓完鱼，还要把钓鱼竿扔到一边，跳进湖里畅游一番。天气炎热时，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东湖边玩儿。有一天，当他们像往常那样大摇大摆地准备穿过东湖宾馆大门去东湖边时，被哨兵拦住了，以往他们几乎每天从门口进进出出，都没被拦过，今天是怎么啦？辜朝阳和伙伴们感到很意外，上前跟士兵理论，但对方不作任何解释，态度一反往常的粗暴，而且挥动着枪支，命令他们马上离开。辜朝阳这才发现，平时并不持枪的哨兵全副武装，而且是陌生面孔；正当他讶然不已时，突然看见一辆辆军车向东湖宾馆开来，军车上站着一列列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个个目不斜视，表情严峻……
望着从门口呼啸而入的军车，辜朝阳和伙伴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八成是出大事了。
一连两天，父亲都没有回家。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反常事情。以往除非有重要会议，父亲工作再忙，晚上也要回家的。全家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三天，父亲回家了，一身戎装，身后还跟着两个佩枪的警卫。这同样让家里人感到惊讶。父亲虽然身兼省军区第一副政委，但平时都着便装，很少见他穿军装。父亲那天回来时已经半夜了，除了辜朝阳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别的弟弟妹妹早已入睡。辜朝阳的卧室和父母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他竖起耳朵，听到父母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入他的耳朵：“这两天发生什么事啦？”“主席来武汉了，住在梅岭1号……”“以前主席来武汉，你连面都见不到，可没见你忙得晚上都不回家的……”“这次不一样。随同主席来的还有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那又怎样？”“主席是来处理‘百万雄师’和‘钢总司’两大造反派组织的武斗……”“这么点小事，都要惊动主席，中南局和省委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懂。陈司令派军队介入了。中央文革定性这是镇压革命造反派。陈司令不服，跟中央文革闹得很僵。为防万一，总理让我给东湖宾馆加派了警卫部队，并从省军区调来一个连，亲自拱卫梅岭1号……我已经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过眼了……”没多会儿，辜朝阳便听到了父亲的呼噜声。
第二天一大早，辜朝阳和弟弟妹妹们还没起床，父亲就赶回东湖宾馆去了。又过了两天，辜朝阳从外面回到家，意外地看见了父亲，身上的军装已经换成便装。几天没见，他发现父亲似乎瘦了许多，胡子拉茬，眼眶里布满了血丝。吃饭时，父亲像召开新闻发布会似的郑重地宣布道，“孩子们，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安全返回北京，作为主席的大警卫员，我这几天完成了一次神圣而光荣的任务。”父亲一脸轻松地说，“现在，警报已经彻底解除，咱们全家人可以在一起好好吃顿饭了！”
辜朝阳后来才知道，父亲亲自带兵“拱卫梅岭1号”的那几天，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武汉军区部分干部战士趁毛泽东、周恩来和王力等人视察武汉时，冲击东湖宾馆，险些酿成大祸，史称“武汉兵变”。
“7.20”事件发生不久，父亲就因为和陈再道的关系被革职审查，并关押五年之久，直到“9.13”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才重获自由。
多年以后，辜朝阳想：如果“7.20”事件发生那几天，父亲不是忠心耿耿地“拱卫梅岭1号”，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行动，中国历史会不会曾呈现出另外的走向呢？
这样的假设当然有点儿大逆不道，但辜朝阳还是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叛逆冲动。心怀这种冲动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西方人把这种冲动称之为“弑父情结”。有一段时期，这个词在中国的知识圈里特别流行，好像谁不知道这个词儿谁就会被当做土鳖，没文化。
到北京不久，辜朝阳便进入了以“二公子”为核心的小圈子，那里面更是充斥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秘闻”和“内幕”。
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和党内高层，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包括他们这些高干子弟，每次聚在一起，议论起时局和党史上某个重要人物和事件时，都免不了对毛泽东臧否一番，负面之词也是居多。这差不多成了一种时髦。
有一次喝醉了酒，“二公子”大发感慨：“如果老毛还活着，我家老爷子和你们家的老爷子要么还在坐牢，要么还在靠边站，我们这些人也还被人称为‘狗崽子’，在乡下当农民修理地球呢！幸亏老毛死了，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我们才有今天。”“二公子”举起酒杯，一副扬眉吐气的神情，“来，为老毛的死干杯！”
大家听了这话，不禁面面相觑。因为无论在正式的文件还是公开的舆论场，毛泽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伟大缔造者，在大多数人心里，毛泽东的逝世是一件极其悲痛的事情。“二公子”这样刻毒的言论他们还从未听到过，而且是第一次听人把毛泽东称“老毛”。“‘四人帮’都已经判刑了，你们还怕什么？”“二公子”眼一瞪，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文革一开始，在北大附中上学的“二公子”就参加了“联动”。“联动”是一帮高干子弟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二公子”是“联动 ”的骨干成员，武斗时一马当先，以不怕死、下手狠而著称。后来因打死了北航的一名大学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震怒，取消了“联动”，几名骨干分子还被判了刑。“二公子”的父亲当时还未被打倒，关键时刻替他说情，“二公子”总算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但从此也急流勇退，从一名坚定的“革命派”变成了逍遥派，不久，便跟着上山下乡的知青去了内蒙。几年后才病退回京，并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在场的人中，“二公子”的父亲资格最老，级别最高，文革时被整得也最惨，当然，复出后的地位也最显赫。那时候，“二公子”正准备成立一家公司，这正是表忠心的机会。于是，大家纷纷端起酒杯，喝光了各自杯里的酒……
类似的场合见多了，辜朝阳也难免受影响，回到武汉家里跟弟弟妹妹们聊天，也一口一个“老毛老毛”，被父亲听见后，挨了好一顿剋。那次，父亲脸都气白了，呼哧呼哧直喘气，板着脸几天不跟他说话。从那以后，辜朝阳在父亲面前说话小心多了。
很长一段时间，辜朝阳都把父亲对毛泽东的这种特殊感情，视同封建社会臣子对皇帝的“愚忠”。然而，让辜朝阳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他移居国外后接触的不少外国人和华人华侨，提起毛泽东竟然也充满了尊敬，遇到从国内去的人攻击和批判毛，他们还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其理由之一是，自从毛建立新中国后，西方世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意欺侮中国人了。移民国外没多久的辜朝阳，显然无法理解海外同胞的这种“特殊感受”。事实的确并没有这么简单。后来，当辜朝阳做为杜克公司中国区总干事，回到国内参与收购或兼并那些效率低下、管理落后的国企时，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下岗工人们的抗议。工人们在进行抗议活动时，经常高举毛泽东的画像，打出的标语口号也大多出自毛语录。这些在改革进程中被不断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显然把毛当成了他们的“守护神”。这使辜朝阳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并没有如某些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已经摆脱了毛泽东的影响，即使再过许多年，也仍然无法摆脱。只不过，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眼里的“毛泽东”南辕北辙，反差太大了，以至有些外国人以为他们争论不休的不是同一个人物。
辜朝阳感到困惑的是，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他既不能完全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又无法回到父亲曾经所属的那个草根阶层。这种身份撕裂的直接后果就是内心的分裂，如同他在刚刚加入美国籍时，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之类的疑问那样。
当然，这种内心分裂的痛苦，丝毫没有影响辜朝阳成为一个出色的国际投资人。这正是他的非凡之处，也是他的父亲辜峰未曾预料到的。实际上，父亲始终不赞成他经商和出国，在一切反对无效后，他对儿子最低的要求是：“朝阳，你记住，不管你加入了哪国国籍，你都还是中国人。你的身体里流着穷人的血液，任何时候都不要欺压老百姓，不要损害祖国的利益……”说这番话时，父亲已经年老体衰，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气喘吁吁，说话都很困难了。
刚从国外赶回来的辜朝阳握着父亲的手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承诺，还是只是表示自己听到了。几天之后，父亲就与世长辞了。去世前一个月，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日，他刚吃了半碗长寿面，他本来想把整碗面都吃掉的，但虚弱的身体最终使他没能吃完。以往每年这一天，他都要全家人跟自己一起吃长寿面，说是“为主席做寿”……
住进东湖宾馆南山客舍的辜朝阳，满脑子往事的碎片像万花筒一样，在眼前跳动、飞跃，发出嗡嗡的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怀旧和感伤情绪充斥在心间。有人说，怀旧是衰老的开始，他想，我是不是已经老啦？
晚饭后，辜朝阳在潘小苹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现在的东湖宾馆早已不是辜朝阳记忆中的模样，一切都让他觉得面目全非。最突出的印象是树木比以前少，房子却比以前多了。新盖的建筑模样虽然新潮，但跟那些老式建筑挤在一起，显得很不搭调。东院和西院都增加了不少人工景观，比如各种花卉和植物盆景、喷泉，以及景观灯，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商业味儿，差不多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梅岭1号也变了样儿。以前的那道院墙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华丽的景观草坪。那幢大平房显然经过精心的装修，被彩色的夜景灯一照，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扑朔迷离，以前那种农家小院般的古朴幽静，也荡然无存了。
“这是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景点，每天来参观的人都络绎不绝……”潘小苹像导游那样介绍着。
辜朝阳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仿佛又看见父亲驻足凝视着梅岭1号，表情肃穆，双脚并立，两只手紧贴裤缝，像是在行注目礼。
辜朝阳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当他移居国外之后，每次回忆起跟父母和家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并不是水果湖的那个家，而是树木参天、鲜花满园的东湖宾馆。在潜意识里，辜朝阳显然把这儿当成了“家”。让他在心里反复回味的，也是全家人跟着父亲住在百花村1号的那些快乐时光。辜朝阳上面有一个大他好几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是父亲和前妻生的，姐姐五十年代从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工作了，辜朝阳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前些年也陆续离开了武汉。父亲去世后，母亲也离开了武汉，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生活。如今在这座城市，除了东湖宾馆，辜朝阳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承载逝过去时光的地方了……
回到南山客舍，潘小苹提出陪辜朝阳去一楼的音乐茶座坐一会儿，“进去喝一会儿茶吧，晚上九点，还有本地的歌星演唱……我也顺便给你介绍一下明天的议程。”
“不，小苹，千万不要给我谈明天的事！”辜朝阳突然举起一只手指，在潘小萍面前嘘了一声，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明天的事就交给明天吧，我现在一个字都不想听，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一晚上！”辜朝阳语气坚决，甚至有几分生硬，跟刚才那种优雅的谈吐判若两人；随后，他对潘小苹道了声再见，就一个人回房间去了。
从机场到现在，潘小苹一路小心翼翼地陪同，没和辜朝阳谈一句“合作”的事儿。她原本希望这种“私人友谊”的氛围，能够为长江机电厂的并购谈判带来满意的结果。但最后这半句，却差点儿让她耗费了一下午的努力前功尽弃。
潘小苹望着辜朝阳离去的背影，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让辜朝阳一下子失去了“绅士风度”。想到明天就要开始的考察和谈判，她隐隐产生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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