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邹至庄教授“逾淮为枳”：回厦大“混公知”还学会了写“公知体”
老田
看到邹至庄教授给FT中文网所写的文章，感到中国真不是一个好地方，邹教授这么好的学者，一回到厦门大学就学坏了。想起了墨子的那个著名的感慨——“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只能够在此为邹教授默哀十分钟了。
一
邹至庄教授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了，1980年代中期在武大上学期间，教授中间的留美校友们业已策划邀请美籍华裔名教授来校讲座。当时台湾省政府聘任的五个经济学方面的“中研院院士”都在邀请之列，可见学术风气开放尺度之大之宽。老田去赶过一次顾应昌教授讲座的场子，听他的讲课风格，很接近于今天大学课堂里通过讲故事激发学生兴趣的套路，与我们当时期望和惯习差距犹大，下来之后与伙伴们交流观感，不是失望而是绝望，此后就再也没有赶过中研院院士的场子了，邹教授大名就是那个时期听说的。
回想起来，老田和当时的一帮子小伙伴，高中才刚刚毕业，很容易就被萱萱和《人民日报》教会了要彻底革命——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大跃进、彻底否定三大改造，总之是要否定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一切重大制度实践，归纳起来一句话，就是要“彻底批倒毛时代，创造一个新中国。”吾辈怀着如此高远的情怀，听你们一帮子假洋鬼子唧唧歪歪讲故事，落差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我们小伙伴们都是怀有创造新世界的愿望，才来学习经济学的，最低的经济学知识要求必须用有大局，有革命彻底性，有洋化的全新局面。当时，吾辈读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勉强算他有点问题意识，西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简直是隔靴搔痒，少了那些宏观性和革命性的东西，还想要吸引我们浪费时间，门都没有。
这一次在微信群里看到转发的邹至庄的文章，感叹人和环境的相互适应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一个在美国学界混得风生水起的名教授，据说在美华裔经济学教授中间排名最高，回国之后立马转型为公知，还学会了以“公知体”写文章，真个“逾淮为枳”了，想必邹教授在美国不至于这么随便写的。
在中国的学界，是那些不想要做学问同时也做不出学问的知识分子，才改行混公知的。这些人的文章，在网路上传播很广，使得全国网民都知道了“公知体”——这种文章写来不需要事实和逻辑的支撑，直接就民主自由或者市场化等绝对化的普世价值出发，对照一些现实的落差或者理解中间的落差，就能够写就的大批判文章。原本，混公知和公知体是国内没有什么出息的学界闻人，不甘于沉寂和落寞，奋起战斗的大批判文体，目的是要想方设法把自己保留在公众视野里。对许多网民来说，一个人如果以写公知体为志业，那就意味着自己说：老子虽然学术不行但是立场和价值观很正、差不多跟美国一样高大上了。在相当一部分网民头脑中间，这些混公知的人，属于混学术混不下去而自甘堕落且毫无底线的人群，但凡有一点点做人的底线，写文章完全抹杀掉事实和逻辑的支撑，都会有心理障碍的。怎么在美国混得那么好的邹教授，也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素养、对事实的起码尊重和基本的逻辑要求，回国改行写起了“公知体”文章呢?
对于那些对共产党政权有着强烈不认同的人群来说，公知体虽然不能够帮助识别事实和展望社会，但胜在可以满足情感需要并激起共鸣，有时候尚有阅读之必要。但是，对于厦门大学这样一个培养学生并立足于学界竞争的机构来说，引入一个彻底转化为公知体写手的邹至庄教授，问题就大条了，毕竟学生毕业之后是要就业的。据老田所知，还没有一个用人单位公开表示过：喜欢雇佣熟谙“公知体”写作的教育产品，如果厦大毕业生给用人单位留下这样的坏印象，会严重有害于毕业生后续职业生涯的发展潜力。
二
邹教授这篇公知体文本，在几个方面叫人惊诧，堪称公知体的新高度。看看下面一段文字，真的很难相信是名教授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个名教授还写过《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转型》之类的专著。
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对邹至庄的权威介绍【http://chowcenter.xmu.edu.cn/about/】
邹教授竟然这么说了：“在1940年代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发达。中国绝大部分的生产者是农民。在中国谈阶级斗争只能谈地主与农民斗争。这是马克思没有谈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倡政治改革，把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推翻。口号是地主剥削农民，在中国发生了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政府需要把地主拥有的土地没收为公有。没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员控制，结果中国的土地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时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员把土地转让时犯了严重的贪污。这是中国土地公有的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说法相当于是对共产党政权建政的历史，从时间界限到变革内容，都展示出百分之百的无知。
百度了一下邹至庄，发现邹教授生于1929年，年近九十了，再好的记忆力遭遇到严峻的“岁月杀猪刀”之剥蚀，也莫可奈何。作为一个建议，邹教授下一次谈到这一段或者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千万不要凭着记忆说话，这已经被证明是百分之百不靠谱的。推荐百度一下“土改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两个词条的信息也不完全靠谱，但大体上还是准确的，这比凭着记忆讲话的准确率要提高千百倍。
在此顺便给邹教授补一下基础性的历史课，共产党组织农民于1950-1952年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斗完地主之后，农村是分田分地之后是恢复了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没有什么土地收归国有的举措。随后，经过土地私有制的初级社过渡，直到1956年才“转社”——土地集体所有同时取消土地分红，算是完成了土地公有化了。政府把地主的土地没收为公有，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而且，农村土地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不是政府所有(即国有)。邹教授随口就说错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实在是太糟糕了，应该说，在公知体写作的事实处理水平上，邹教授这一次的表现大大低于国内的公知同行们。
邹教授说土地没有被有效利用，这个说法也属于信口开河，有悖于名教授的声望。建议邹教授读一下马罗立《饥荒的中国》一书，这个人虽然自称外行，但是他在书中间从观感出发，指出了中国农村的两大问题：水旱灾害极为严重同时剩余劳动力超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低工资的剩余劳动力投入抗旱除涝工程建设，必定能够提高土地生产力和降低灾害损失。经济学很强调如何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充分利用，这个稍有经验的外行人士马罗立业已指出：要结合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去增进土地生产率。中国的集体农业时代，就是依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强化，动员剩余劳动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地单产并降低水旱灾害损失的。迄今为止，农民们的经验和常识依然很顽固，拒绝官学扶持的主流经济学解释，顽固宣称说我们今天还是“用大跃进的水、种的是大寨田。”
应该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农业增产方面，花的功夫不少，但是依然不能够吻合农民的经验和常识，甚至还不能够吻合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共产党政权通过杜润生之手建立一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扶持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诸如林毅夫和周其仁等人，还帮助他们打压不同意见的表达，想要对农业增产措施进行创新性的经济学解释，但哪怕他们说的天花乱坠，至今都还无法颠覆农民的头脑和常识，无法说服有较真精神的学生和学者。关于农业增产历史的说服力不足，成了官学意识形态建设的一块心病，假如邹教授真有兴趣的话，这可是一块主流经济学尚未进行有效垦辟的处女地，很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深耕熟蓐的。
主流经济学所说，除了不为农民所信服之外，其研究结论还严重有悖于统计数字，因此，邹教授还面临着一个严峻任务：如何有效地驳倒统计数字。下面这个曲线图就是统计数字的集中体现，是严重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最可恶证据，请邹教授论证“共产党的集体农业土地利用效率不行”时，万万不要忽略了。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辑《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6页
农民至今很信服毛泽东关于农业的看法和认识提炼，也推荐给邹教授作为靶子来批判，林毅夫和周其仁他们水平太低，没有批倒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增产措施的概括，邹教授分属华裔经济学家的翘楚，应该会有新的突破的。下面是毛泽东对于农业的政策和增产措施提炼，毛泽东1955-1956年领着一帮子省委书记合伙写了《农业四十条纲要》，1958年把各项增产措施提炼为“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个提炼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被称为“农业八字宪法”，这些总结高度吻合农民的种田经验，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并至今为很多人所信服。老田自己就是长江边上种水稻的农民出身，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在毛泽东总结的八条增产措施中间，各种直接干预农作物生长的增产措施基本上涉及到了，没有很大的遗漏。同时，相比较于家庭农业，八条增产措施中间除了“田间管理”一条家庭农业与集体农业差距不大之外，其他七条都是集体农业远远优于个体农业的。所以，邹教授如果想要驳倒农民的经验和常识，就一定要恰当地让人们信服：家庭农业在各个干预农作物生长和增产的中介方面，是如何体现出优势的。
一些理论研究方面的结论，也不能够叫人满意。据老田所知，把剩余劳动力这样一种资源禀赋充分利用起来，其合适的制度中介是什么?在美国学界最为人所信服的解释，来自于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H·珀金斯的比较研究，所以，邹教授在反驳毛泽东的同时，也要同时驳倒珀金斯才好，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美国同行认为你是在瞎说。珀金斯的研究说，在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中间，想要调动过剩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去变丘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修建灌溉系统和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救援机构的大量资助之后才得以存在。而中国农村工程的成功，原因在于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间都废除了私有制，而农业合作社和后来公社的建立，又使得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因为私有制下修筑渠道，主要的受益者是土地临近渠道的人，无地的劳动者和佃农完全认识不到土地生产力提高有什么价值，如果土地离渠道很远，生产力提高也往往被更高的费用所抵消，因此要动员剩余劳动力远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土地公有制和公社中间，即便一条水渠仅仅使1/4的土地增产，村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取得数量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归全村人所有，增加的部分也有按照各人的工分进行分配。正是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动员工作才比较成功。[1]
看起来，珀金斯是从合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角度，曲折地肯定了毛时代以农村三级基层政权的强化作为制度中介的道路，还以印度的不成功对照中国的成功，近乎认为这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去提升土地生产率的唯一出路。这个哈佛教授实在是太坏了，可惜时光不能够倒流，要不然的话，邹教授可以向麦卡锡参议员举报哈佛的通共教授，从而轻易地解决他。鉴于麦卡锡死了多年已经帮不上忙了，现在，邹教授恐怕就只能够自己花力气去驳倒他的研究结论了。
还有，为分田论证的林毅夫博士在美国学界已经被人公开指斥为“骗子”了。林毅夫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结果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2]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组织了六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理论造假进行讨论。[3]现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在国内也快要成为骗子了。虽然都被看做是骗子，但是在国内成为骗子后果要严重得多。林毅夫在美国学界被指斥为骗子，还只是一个孤立的学者的学风不端问题，但在中国公众眼里成为骗子，就涉及到了意识形态大厦的倾覆之危。
目前，意识形态的形势很严峻，老百姓快要把林毅夫和周其仁诸人看成骗子了，为了挽救官学意识形态的心病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誉，殷切希望邹教授从“土地未能有效利用”的假设出发，经过深入研究，驳倒农民的常识和经验，驳倒毛泽东的政策设计和增产措施提炼，驳倒统计数字，驳倒哈佛的通共教授，如果做到了这几点，邹教授肯定能够极大挽回主流经济学的信誉，帮助官学重新确立对老百姓头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真正的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后文还会说到，要真是做到了这些，还能够避免出现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抓特务”的巨大政治风险。
三
下面这两段文字，算是有点拿事实说话的意思了，但是，邹教授对于史实的把握和对经济数字的理解能力，实在不能够叫人恭维。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后，富有居民的财产是被平分了。”这一句也是严重错误的，被平分的财产仅限于乡村的地主和富农的“五大财产”，城市的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是采取公私合营方式，保留了生产要素的完整性，同时合营之后还给了十年定息。
“但是中国社会发生了两种不良的现象。第一是生活在1950年至1970年代的中国居民，不能致富，只能用其它的办法寻求利益，包括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第二是被分了的财产被政府的官员控制。官僚把没收的财产利用。最不公平的例子是公有的土地，名义是属于当地政府，事实是由当地政府的官员控制，把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谋利，犯了上面指出的严重贪污行为。”毛时代确实没有富人，也没有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渠道，无论是否合乎道德与法律，这样的渠道事实上就是真的不存在，居民无从去牟取非法或者不道德的利益。
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便是在商店用钱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虽然有价格，但主要受制于按照人口配给的票证供应制度，就算是想要走邹教授推荐的非法和非道德，但真没有什么实际渠道是通达的。普通民众的生存所需，大多数从属于“非经济范畴”——由单位通过福利生产的方式来供给。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生活所需往往要是依靠“企业办社会”来满足，按照社会学界的研究和定名毛时代经济的主要部分是“社会经济”，这些经济和生产内容多未体现在GDP数字中间，例如五毛钱上半年小学、五分钱看一起感冒，工厂里收费极低的从托儿所开始到职业学校毕业的职工子女教育培训体系等等。生存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体系中间，体现为收入和开支的货币数字，也就是将要被统计为GDP数字的数目极小，这与改革后的GDP数字有着结构性上的不可比性，按照中国民众自己的说法毛时代“钱的含金量”与今天是完全两样的。老田自打学习经济学开始，就被教导要学会区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概念区别，前者只有数量上的变化，后者则蕴含着质的不同;怎么到了邹教授那里，一切都成了等量齐观了，要么是邹教授学了假经济学，要么是老田学了假经济学，二者必居其一。
邹教授提到居民的“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如果是指员工对企业财物“偷拿卡要”这些行为的话，这些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多起来的，不仅是因为外部开始出现了市场变现的渠道，还因为毛时代确立的人们与单位相互认同的关系，遭遇到改开搞单位内部集权制改革的打击而彻底瓦解了，认同下降和变现渠道出现，才是不道德牟利手段出现的两大原因。邹教授对中国经济运作的微观了解，实在是到了惊人的无知程度，而邹教授还一本正经地给瞎说配上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个认真劲头——给假事实搭配真理论——真不像是刻意推销谎言，这又不得不让人们怀疑：邹教授不会真的见到了一个“假”中国吧。
至于说到官员与开发商的交易关系，那肯定就不是毛时代了，可以肯定地说，毛时代一个开发商也没有，更不存在借由土地出让而严重贪污的可能性。邹教授这样写文章，严重地张冠李戴，不仅有悖于史实，同时也有悖于逻辑。另外，邹教授还存在着严重的幼稚病，官员们之腐败和堕落，并不是因为“官员控制”“私下出让给开发商”过程这种“小儿科”了，大量的利益输送都是在“招拍挂”这样一种的公开公正程序中间完成的。这说明邹教授对于贪腐的进展和史实信息的把握，严重滞后到何等程度，真给人一种“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的感觉了。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安舟，在研究清华文革的专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中间，揭示出一个“拍马屁造反”的有趣现象：文革晚期清华有很多人以批判旧领导的方式去巴结新领导。这个在毛后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潮流，下文将要提到的林毅夫和周其仁等人，对此都能够做到娴熟如流：把毛时代说的一钱不值，把所有的成就都说成是邓时代的改革政策带来的，近乎整个的六十年经济史都是这么写下来的。邹教授看起来也是想要通过批判毛时代来突出邓时代的，但很不幸地弄错了时间，结果拍马屁效果极差，等同于拍到了马腿，开发商肯定是邓时代才有的，千家驹所谓“美洲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也是说的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邹教授竟然把腐败与制度联系起来看问题，在国内学界与文坛主流中间，这肯定要被扣上反改革的“文革余孽”帽子，邹教授下一次写文章一定要注意呀。
邹教授还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工生活在铁饭碗的环境，不努力工作。结果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低，GDP总量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中国政府发觉这种情况，1978年开始施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以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大量增加。从1978年到2000年GDP每年平均增加约9.4%。近年来中国GDP 的增长速度降低了，约在6.5%左右，主要是因为人均GDP达到这样高以后便不能维持。”上文已经讲述过，邹教授没有仔细甄别毛时代和改革后的数字中间“质的不可比性”，直接就数字对照得出结论，显得有些鲁莽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邹教授推荐的解释因子，过于单一兼且陈旧，很难在中国的今天继续说服人。邹教授夸奖市场经济同时批评计划经济，这个不奇怪，问题是，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照起来，据以解释中国近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这个因果链接到处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了，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普遍已经不那么相信这个简单的市场迷信了。
看来，需要给邹教授解释一下中国经济学理论市场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在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方面，无论是早期林毅夫等人鼓吹的“比较优势论”，还是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激励论，以及在非经济学界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解释，都日益失去了信众。因为这几个单一因素解释，虽然模型简单、逻辑完美，但与人们日常习见习闻的经验事实，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结果是这三个“细分市场”都处于严重萎缩之中。
黄宗智教授不算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从自己研究经济史、法律和社会史多角度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就很吻合人们的经验和常识：
“三种理论都没有关注到中国经济实际运作中的一系列关键特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和土地增值对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撑;为招引资本而设置全球最高回报率的(合法与不合法)投资环境;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几乎没有限制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允许其无须遵从中国国家劳动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借此来扩大其投资回报;为中国产品提供先进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全球资本，以及中国极其实用性地利用这些条件来推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其前提出发点：即唯有市场机制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公理’和信条。它们都同样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对经济发展来说只可能有负面的作用，除非它的行为变成和市场化的公司同样。它们都不承认中国的党国体系在使用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们都试图用固有的、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适)‘规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普通的经济学无疑是有用的，但它从来就没有能够预测未来(例如，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不用说解释悖论现象了。”“那样的形式主义理论其实是一种反事实的认知进路，它无视没有先例的历史现象：一个共产党国家带领市场化和借助于市场机制和盈利激励，在战略性部门(如能源、金融、交通和运输、城镇建设等)保留国家所有权，并同时保留甚或更加强化其机构和管理型式。与形式主义理论正相反，我们要问：在中国经济的独特历史情况下，是不是很可能产生和我们过去认识到的不一样的现象?是不是应该考虑运用不同的概念工具来认识?一旦把我们习惯的认知方法(从理论到经验到理论)颠倒过来(从经验到理论到经验)，从经验中的悖论和反常现象出发，我们便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图像。一旦放弃把这些经验事实勉强塞入我们所习惯的形式主义模式，我们会看到经验事实新颖的方面。”
正是从经验事实出发，黄宗智教授从五个方面的经验事实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最大的巧合不是五种巧合之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五种巧合的共存与交汇。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全球化的经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及其地方政府)之共同积极争取参与该经济体并借此来发展中国经济、凭借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税收等优惠(包括相对宽松的环境法规)来招商引资、民间以及共产党干部中的大量创业人才以及伴随国际资本而来的可资利用的先进技术和中国人员的实用创新能力——这一切都需要同时并存来推动中国所发生的发展。不仅仅是廉价土地及其快速增值，以及廉价劳动力。也不仅是此二者，还需要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的积极竞争。当然，还需要积极追求最高回报的全球资本，而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则相互竞争来为其提供全球最优良的投资条件。不仅需要中国国内民营企业的兴起，也需要国有和国家委任管理人员的企业被改造为在市场上积极和有效地追求利润的实体。最后，不仅需要以上各种条件的并存，还需要高端技术可以被广泛引入而为中国所用。”[4]
邹教授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解释，与黄教授的解释的区别，特别是要对照一下说服力方面的差距。
四
经济学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涉及到各种制度实践的绩效对比。特别是邹至庄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完全是制度化的因果链接，几乎不能够兼容至关重要的鲜活史实，这种单一因素解释的说服力严重不足：“1950年代中国政府发觉资本主义的缺点，实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充分了解计划经济的弱点，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获得1978年至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功，这是世界公认的。”
制度对比，还回溯到近代史中间的国共内战及其后果，各方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潜力的相互制约方面，有着严重的不同认识，这是很严重的分歧。毛泽东1965年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经以开玩笑的口气说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对于曾经引起过(也许还将会继续引起)“动武”严重性的不同意见争论，邹教授却极不严谨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倡政治改革，把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推翻。口号是地主剥削农民，在中国发生了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政府需要把地主拥有的土地没收为公有。没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员控制，结果中国的土地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时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员把土地转让时犯了严重的贪污。这是中国土地公有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假如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最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命题，那还没有什么，如果证明不了，或者被人从反面彻底证伪，那可真的事大了呀。
邹教授能够高度重视“公有制不能够有效利用土地”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但目前还有前文所列的“四个驳倒”的理论任务有待完成——驳倒农民的经验、驳倒统计数字、驳倒哈佛教授的理论解释、以及驳倒毛泽东的政策设计和八字宪法，其中毛泽东的政策设计与农民的经验有很大幅度的重合，驳倒其他三个就可以了。
还有，千万不要以为林毅夫被看做“骗子”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里邹教授千万要拉林博士一把呀。假如意识形态大厦真的倾覆了，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呀，那是很可能玩出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抓特务”游戏的危险局势，这个绝不是耸人听闻的奇谈。
在此向邹教授列举一下大陆学界曾经出现过的危险迹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就公开说过，林毅夫博士原本就是国民党所树立的标兵——十大反共救国英雄之一，他来大陆之后的表现，也基本上体现了拿着国民党认可的意识形态来改造大陆的主流经济学界的目的，是一个标准的文化特务。还有，林毅夫博士得到美国基金会的大力扶助，在北大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院，透过这个平台在大陆经济学界分配话语权——谁算是经济学家谁不算，这相当于是在大陆经济学学界拥有了“立规矩、开山门”的权力，这基本上决定了大陆经济学界谁能够发文章说话、谁不能说话了——这又直接牵涉到谁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等职业利益分配，话语权分配的实际权力，带来的内在冲突和矛盾大极了。兼且，经过林毅夫博士的中介，各路人马对大陆改革的路径选择影响不小，甚至很多国民党高官后裔乃至于党国要员都曾经参与朱镕基任上的改革设计研讨，例如台湾省经济部长李国鼎、党国大佬于右任外甥刘遵义等。还有，在北大设立的光华管理学院，也被左翼学者考证出命名原理——取“反攻大陆、光复中华”之义。更为糟糕的是，雇佣林毅夫的官学机构的正部级头头，还曾经被人考证出来，于1949年之前有过向国民党政府自首的变节行为(还曾经因此在1955年共产党肃反运动中间受到过“调离原职”处分，1966年文革起来之后曾经在干校被“拟定为叛徒”)。更为严重的是，1989年高大上的《人民日报》还曾经刊文，指称美国的一些基金会通过留学和研究资助，渗透中国的官学两界，想要在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
在意识形态帷幕崩塌之前，还能够以“学术正确”来遮掩各种不足和问题，这些细节即便是存在，也都算是一些个孤立的判断，不能够联系起来支持总体性的判断，所以目前还没有出大问题。但是，如果意识形态帷幕崩塌之后，那就不好说了。
邹教授这么有名的人物，写文章还缺乏材料和推理方面的严谨性，这带来的后果很不好。借用经济学里面的“负外部性”概念，鉴于邹教授的大名和学术地位与文章的缺憾对照，人们会相应地看低厦门大学以及发布文章的机构——FT中文网，认为这些个机构也很水。这些个机构的分享了你邹教授的负外部性影响之后，又会循环回到上文的“抓特务”和“阴谋论”逻辑上——不严谨的学术产品得到过度传播的背后，不少人会猜测这背后是不是有阴谋，事情又大条了不是?
邹教授你要好好努力呀，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特此向您建议如下：写文章千万别相信自己的头脑，更不能够依赖自己的记忆。一定一定、千万千万，下回写文章之前百度一下相关资料，这个方法的靠谱性虽然差点，但是比九十高龄去重新读书容易多了。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注释
[1]转引自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41-542页
[2]董晓媛：自由退出是否减少了生产队中的偷懒?转引自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3]张军：《合作团队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参阅《前言》
[4] 黄宗智：《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五种巧合的交汇》，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附录一 邹至庄：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
更新于2017年5月15日 06:51 经济学家 #FormatStrongID_8# 为FT中文网撰稿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马克思被公认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包括两部分：第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的优点与缺点;第二是建议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马克思了解在19世纪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有新的发明和发明的商品被应用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以致欧洲国家的生产快速增加。这些活动是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行，实行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追求利益，在互相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必需用最低的成本生产适合消费者的产品。结果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家得到利益，消费者也享受到满意的产品。马克思的《资本》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高生产能力分析得非常清楚。分析资本主义的优异比较容易，建议一个适当的社会来代替它是比较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制度以后应当建立哪种适当的制度呢?马克思虽然指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但没有详细的说明社会主义在实际中如何运行。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引起阶级斗争。他讨论的阶级斗争是指在欧洲的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在1940年代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发达。中国绝大部分的生产者是农民。在中国谈阶级斗争只能谈地主与农民斗争。这是马克思没有谈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倡政治改革，把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推翻。口号是地主剥削农民，在中国发生了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政府需要把地主拥有的土地没收为公有。没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员控制，结果中国的土地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时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员把土地转让时犯了严重的贪污。这是中国土地公有的一个很大的毛病。
分析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的弱点和提出解决方法。一个明显的弱点是贫富不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聪明才智和能干的人会致富，才能低的人会贫穷。贫富不均的社会需要改良。一个改良的方法是鼓励贫穷的劳工革命，把资本主义社会推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贫富均等的社会。但是在一个把财富平分后的社会生活的居民，如果知道努力致富后，财产会被政府没收分给穷人，可能不会努力工作。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后，富有居民的财产是被平分了。但是中国社会发生了两种不良的现象。第一是生活在1950年至1970年代的中国居民，不能致富，只能用其它的办法寻求利益，包括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第二是被分了的财产被政府的官员控制。官僚把没收的财产利用。最不公平的例子是公有的土地，名义是属于当地政府，事实是由当地政府的官员控制，把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谋利，犯了上面指出的严重贪污行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贫富不均的弱点，会引起阶级斗争，被剥削的工人应当把资本主义社会推翻，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也有它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工生活在铁饭碗的环境，不努力工作。结果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低，GDP总量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中国政府发觉这种情况，1978年开始施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以后中国GDP 的增长速度大量增加。从1978年到2000年GDP每年平均增加约9.4%。近年来中国GDP 的增长速度降低了，约在6.5%左右，主要是因为人均GDP达到这样高以后便不能维持。
本文讨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完善的解决的方法。1950年代中国政府发觉资本主义的缺点，实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充分了解计划经济的弱点，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获得1978年至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功，这是世界公认的。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准确的分析，但是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缺点后没有提出适当的社会制度。中国政府也认识资本主义的缺点，并根据实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经验，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致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观点，邹至庄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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