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翼民主思路的差别——如何看待中间层自我野蛮扩张引发的“封建化命题”
老田
左翼民主是大众民主，而右翼民主是权贵民主。左翼的大众民主需要面对和解决一个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而权贵民主则是把中间层的封建化扩张，以民主的面纱进行遮掩。权贵民主目前得到很多小右派的赞成，有少数小右派对权贵民主的赞成还很彻底——敌视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为能力提升，把这个称为多数人的暴政，这就到了赞成“纯粹权贵民主”的地步了。
因此，左翼讨论民主，首先要关注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动能力提升，然后才是宏观民主，先经济基础内部的民主化，据以提升民众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然后才是宏观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左翼需要在右翼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如何解决封建化命题的层次——即中间层的自我扩张问题如何得到有效节制，在这个问题有答案之前，宏观政治民主化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是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回顾历史政治时，有过明确说法。
一
汉代愤青赵壹有一篇《刺世疾邪赋》，他说：“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古代对公共事务的协调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瓦解了，秦始皇新确立的皇权政治，对于民众的利益要求有一点点耦合，但不那么灵敏，不过，比秦始皇皇权专制还要坏的是：中间层的封建化野蛮扩张趋势。分封建国只是一种中间层扩张的特殊平台和方式，每个朝代的中间层扩张即使没有这一平台，也照样扩张无止境和毫无节制，中间层的封建化扩张，总是要野蛮推进到被统治阶级无法养活统治阶级的临界点之上，然后就引发王朝循环和大破灭。
从春秋战国的乱世到秦始皇的统一，历史经验反应的也是同一个逻辑：单一的皇权仅仅从其确立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目标本身，就会部分与民众的生产生存条件稳定化要求有某些耦合，但是封建化只有最大化的压榨和安全成本无节制升高。中国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间层的野蛮扩张，对上损害皇权，对下压榨百姓，最后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野蛮扩张总要到达被统治阶级再也养不活统治阶级全体的那个临界点，这就是历史经验所反复检验的封建化命题。皇权的集权也不是出路，最终需要建立起一种老百姓能够节制最高权和中间层的政治机制，所以最终结论是：皇帝比封建主稍微好一点，但是，皇帝和封建制都不是最后解决方案，一切都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这个毫无疑问是阶级分析法的结论。
在传统时代，皇权作为最高权，虽然与民众的要求有所耦合，但是这种趋势并不稳定。任何一个牟取皇权的非合法竞争者，都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去牟取皇权，千年不变的机会主义策略，总是指向以许诺中间层封建化最大空间为条件，去苟且获取中间层的支持——诸如世家大族或者权臣将领等——从而在短期内完成有效政治同盟的组建，但长远后果却是把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合法化了。萧武《曹操的悲伤 司马懿不懂》一文，清晰地揭示出“司马懿狐媚以取天下”的严重后果，这导致世家大族的恶性膨胀和政权不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司马懿如此，近乎每一个苟且谋夺最高权的选手，都会独立发现这样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想要获取其支持的对象，千百年都怀有稳定的封建化理想——不受最高权节制的自我膨胀空间，因此，这样的策略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效。即便到了工业化时代，对中间层松绑的策略，一样能够苟且获取大量投机性政治收益的。
“狐媚以取天下”的机会主义策略，总是以向中间层放权让利为第一选择的。苏东国家的改革，尝试了几十年，每一次都是经济改革——向着中间层代理人放权让利，支持他们部分地实现公权力私有化，以换取其政治支持，这个政治投机收益的获取，是以授出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操控权作为代价的。毛泽东所说的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在企业管理中间，对管理层授权让其操控劳动者的命运，结果是面对面管理由公共领域转化为私人领域，劳动逐步地向雇佣劳动制转化，这就有了与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一致性。除了文革这个仅有的例外，几乎不存在进行政治民主与平等的制度构建尝试与努力，中国后来的改革亦复如此。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体制中间，中间层的封建化问题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总是能够找到自我扩张与膨胀的机会，最终形成对上架空皇权，对下敲剥民众，损害社会持续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对上架空皇权，其后果往往表现为损害皇权时代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毁坏政权的信誉与合法性;对下的敲剥总是要发展到剥夺农民简单再生产条件的极端地步，导致民不堪命树旗造反。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总是指向无节制的先富先贵扩张路径，无节制的先贵会最后瓦解皇权及其信誉，无节制的先富追求会走到损害农业简单再生产条件，结果，每一个朝代都会被中间层的无节制封建化努力，毫无例外地送入周期性的王朝循环。
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时期，主流媒体带着全国民众复习了一遍古代史，突出地拔高历代的法家代表人物，批判其对立面的儒生和士大夫等。在这个历史总复习过程中间，其实突出的就是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如何与最高权结合去节制中间层的无节制扩张。毛后时代很多高人，说批林批孔是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但是，统治阶级的野蛮扩张后果表现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性冲突，总是在最后阶段才出场的，而在其最初阶段，则是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策冲突来体现的：皇权的稳定统治目标与中间层无节制扩张愿望的迎头相撞。要是按照毛后时代那些高人们的说法，操持批林批孔运动的四人帮等人，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而且是以反对封建主野蛮扩张过程的切实保皇派;如果要走出胶柱鼓瑟的僵化头脑，从历史经验中间学习政治真知的话，显然，历代统治阶级的毁灭不是因为底层的革命和造反，而是因为其内在的中间层封建化趋势，总是有机会和能力去摆脱一切有效节制，主导着一个走向最后毁灭的野蛮扩张过程。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对照苏联的现实状况，就可以发现：赫鲁晓夫边缘化了斯大林选定的马林科夫，也一样是通过苟且手段去获取最高权力的，而且也一样搞所谓的改革向中间层放权让利容许其私权力扩张。这是与司马懿类似的狐媚以取天下，选择的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策略——为封建化命题开辟道路和空间，后果和趋势当然也不会例外。1976年临终前的毛泽东，选定既无军方背景、也没有深厚资历的华国锋当接班人，明显是挖坑预备坑人了，而且这坑挖的，还是典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惜的是这个挖坑策略及其政治后果，目前还没有得到学界重视，也没有见到有人作出过有说服力的分析。
二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谱系中间，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的二分法，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这种观察视野本身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和遮蔽。相反，从古希腊到很近的时期，观察和分析政治的三分法一直是有着重要地位的：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混合宪法’及其蕴含着的对于政体的‘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卢梭认为：“主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必须由全体人民的‘公意’来决定，并以此成为立法的基础。”“韦伯(Max Weber)在1919年2月呼吁，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不应由国民议会选出，而应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他强调，‘国家元首必须毫无疑问地基于全民意志，不受中间层的干扰。’……这种支持总统制的论点，实可认为是前述马基亚维利关于‘君主’必须与‘人民’联盟的现代版。”“经过现代民主理论(‘人民主权’和普选权)的改造，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的‘混合宪法’理论仍具有现代生命力。它启示我们不只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虽然‘两分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有用)，而更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资本大户’和‘普通百姓’的‘三分法’来审视中国与世界。”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经济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离心、失控情况也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正确的改革方案，往往在执行中严重走样。”“厂长经理‘自主权’变‘自富权’的状况，不是中央政府改革的初衷。那么，中央政府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呢?‘三分法’启示我们，中央政府必须紧紧依靠普通群众，使群众真正拥有监督基层干部的民主权利，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被驾空，才能确保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三分法’角度看，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上、下结盟’来制约‘中间层’的离心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动的一个环节，尽管这在今日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另一个环节是‘中间层’对‘上层’过度集权的制约。”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改开搞时代的最本质变化，可以视为从行政授权中间层开始，到合伙牟取公共财产结束，是一个中间层的野蛮扩张过程。对上蚕食政权合法性，对下挤压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空间，最新的状况是有人以“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经商经验搞政治，想要牟取最高政治权力去匹配其野蛮抢夺的公共财富私人化格局。
由于那群人在物质生产领域已经获取了实际的统治地位，通过官学产媒的同盟关系，也生产出了精神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相当多的小右就这样成为那群人的精神奴役对象和吹鼓手。许多对民主怀有真诚愿望的小右，之所以成为新贵群体精神奴役的合格品，原因在于思想方法和观察视野上的片面性。对于中间层的惕戒，小右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导致一种“学雷锋”状态——极其卖力地位先富先贵阶层那个“钱抢权的民主化”过程鼓吹。
三
对于小右派而言，合理的观察视野要把狭隘的、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生产需要所确立的二元观察视野，扩展为三元观察视野，添加一个对中间层的观察——先富先贵群体的状况考察，这样，庶几能够走出精神奴役状态。
其实，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就会发现：作为没有既得利益的小右派，为什么与这个任会长的观点保持了一致呢?不是说知音难觅吗，怎么作为官商典范的任会长就成了小右派的知音呢?好在任志强这个人不仅有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而且还不认为有任何必要与草民虚与委蛇——连最低限度的形象包装和公共关系都不搞，因此，他的言论就成为那种最接近本质的现象，这就使得人们提取真实信息，可以少花很多时间。
有些人说民主是各种有关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恰好相反，民主是高度实践性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力量对比与博弈均衡问题，没有底层民众的觉悟和有组织力量参与博弈，真正的民主是不会有的。而民众组织如果借助于一个政党作为依托，那么政党组织者本身就会成为新的中间层，照样会重复封建化命题，这一点恰好也不是设计而是实践经验。下述引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层干部罗伯特·米歇尔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成的书(原于1911年出版)，就算是民主化的多党制内部的科层组织，也一样不能够避免封建化命题的困扰。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要而言之，政治党派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德)米歇尔斯著 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0-351页】
封建化命题不仅存在于传统皇权社会，在选举民主制的政党组织一样会被渗透和决定，这恰好是标准的阶级分化及其经验表现的结果：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资本或者组织资本越多，他就恰如其实地脱离了原初的社会阶层和地位，哪怕在还没有获得执政地位的党派也同样如此。美国社会学家赖特指出：一个人占有的经济资本、权力(组织)资本和文化(技术)资本的数量，是他身处社会阶层地位的依据。
除了社会分化的规律起作用之外，一个政党总是处在相对于政权的弱势地位上，这个特殊的请若对比态势，也构成了一个机会主义选择：组织存在本身就已经成了目的，而党的宗旨反而成了可以牺牲的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魁们在面对政权的强势镇压威胁之时，选择的是组织生存和自我保险，牺牲的是党的宗旨和纲领，就这样，组织和领袖一经成立就成了目的本身。米歇尔斯的书，完美地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修正主义的起源：为什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魁那里成了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因为党魁是想要与政权对话——你们镇压我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就是开渠道流水一样到时候就会来，结果对工人阶级的积极组织和斗争工作以及觉醒工人阶级的意识，在党魁们那里就自发地消失了。
四
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始终要面对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不能够被假设为宏观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潜在威胁是：在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的二元观察视野里，会自动地丧失对中间层野蛮扩张的惕戒，最有可能的后果是怀着民主的期盼，最后却是以民主的名义向工业社会中间最野蛮的封建主群体授权。
如果添加了对中间层的考察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永恒存在。难于求解的大问题，如何实现顶层与底层联手去制约中间层，真正的民主只能够在这个问题之后解决。而制约中间层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必然地会涉及到如何提升民众的组织水平和觉悟，使得民众的行为能力与顶层政治设计相互啮合，这中间还要克服代理人异化的“经典阶级难题”——获得了中间层地位之后，就会自发地向先富先贵追求偏移，从而自身就产生一个中间层问题，因此，封建化命题是一个与社会地位相对于的自我复制问题，不是形式民主那种换一拨人就能够解决的。思想和观察到了这个高度之后，就会自发地与毛泽东的权力异化批判视角一致起来。
统治阶级总是要在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间，经营各种“认同巫术”和“不认同巫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品的推销策略，生产出最积极的意识形态产品的忠诚消费者——小右派。这种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自由状态，很像是胡风所说的文学表现的战斗任务——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作为非既得利益者群体，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主流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自觉地怀有走出其所散布的认同巫术或者不认同巫术的自觉。
小右派恰当地耦合了主流资本和官场沉船派的两大意识形态生产要点：对毛时代的不认同巫术，以及对美国的认同巫术。所以，陷入深度的精神被统治状态，拒绝自拔，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统治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小右派的状况恰好就是这种精神统治地位的精确体现。一些小右派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最积极的传播者，这种状况，就是胡风所说的深度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还想要以自己的精神奴役状态去绑架别人。
所以，小右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接受了统治阶级竭力推荐的观察视野，在这个视野中间没有对于中间层的惕戒甚至缺乏观察中间层异化的位置，在中间层异化被省略的观察视野简化中间，一切问题变成一个制度设计问题。而毛泽东也没有多么高明，不过是把对中间层的惕戒突出出来，追问真民主的路径，这就需要建立起民众行为能力及其对最高权的有效制约，而且，这个行为能力本身就需要超越中间层的当然代理地位，由此，封建化命题的求解，就变成了左翼民主理论的核心逻辑，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不指望制度设计能够解决什么民主问题，民主只能够与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提升，以及这一能力最终能够免于中间层的代理和异化之后，才会出现。
小右派的民主倒是简便易行，不需要面对最困难的中间层封建化趋势，而是直接一人一票就OK了。许多小右喜欢的这种廉价民主制度，还有一些人特意搭配上要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说对底层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为能力持有一种敌意，这种民主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也不过是集体的皇权，皇权对老百姓好还是不好，那就只能皇帝自己决定了。因为在选票政治之下，民众作为选战动员对象并不能因此发展出来自下而上的制约能力，无法对当选政客进行有效规制。而选票选举的有效性，在逻辑上也仅仅与执政地位和职业利益有相关性，如果基于执政地位的职业利益远小于权力寻租数量，选票的制约性在逻辑上也将不复存在，例如陈水扁通过金改就获得了惊人的租金回报，职业生涯的少许报酬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在多数情况下，集体的皇权反而可能是最坏的皇权。武汉汽轮发动机厂老总于志安受反腐威胁出走之后，本厂员工的感受是“走了一只虎、上来一群狼”——原先只有一个贪官现实要面临着一群贪官，员工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持续恶化了，没有丝毫改进。1990年代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是广东某地农民上访告状说村官贪腐，结果村两委选举之后依然是旧人马当选，有记者去访问当地农民是否存在选举舞弊，农民都回答说：没有舞弊，我们还选他们，他们反正已经捞饱了，要是选了饿狗子上去还坏些。所以，选举本身不足以制约黑恶势力，这样的问题如果司法不愿意介入的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才是有效的挟制手段——举行斗地主那样的批斗会。
而民众的组织力量和自主管理能力提升，在任何时候都是更为重要的民主起点，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对民众自主组织与行动权力的剥夺并归之于公检法之后，由于司法救济的高成本和滞后性，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在现实之中就很难得到案发现场利益相关者的自主遏制，而公检法又往往不甚称职(还不说贪腐勾结问题)。
五
因此，宏观政治领域的民主，就中国历史的经验而言，在“封建化命题”——作为中间层的封建主的野蛮扩张得到求解之前，是没有答案的。封建化命题的等效命题是：对联系政治最高权的中间层的野蛮扩张欲望如何有效节制。因此，对权力异化的批判，是一个永远的过渡过程的一部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就已经存在，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解，这就是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这是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唯一一个最重要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过渡理论可以直接联系中国历史和政治经验来获得并论证清楚，可以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交替理论，这说明了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和演化的真实逻辑，都是能够吻合社会矛盾演化规律的。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称为大过渡理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关注封建化命题的复制，因此，具有批判意识的群体和力量本身也要不断地受到这样的校验，新生力量本身不能够保证长期的趋势与过渡方向，就如同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终于会不免于修正主义威胁和改造一样，这是阶级分化的规律。
不要说解决问题，认识问题本身在共产党高层就不被承认，这一点完全符合网友数学所总结的“右派大笨蛋定律”。基于右派大笨蛋定律，阶级划分是人为的，这就是说阶级是外发的而不是内生的。基于封建化命题，阶级是内生的，是统治阶级中间层基于自身优势地位去追求先富先贵潜力最大化的目标选择，代价是损害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要求，同时也损害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剩余公平分配，使得再生产条件不可持续。阶级分析本身，就是对封建化命题和中间层野蛮扩张趋势，最后必然吞噬政治公共性和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确认。毛泽东对于右派大笨蛋定律有一个注解：“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1967年文革小组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总结六条，第一条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核心当然是要以此去观察官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早就不是工人阶级分析自身处境的批判性意识形态，而是蜕化或者修正为一种上层人物用于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粉饰之术，毛后时代中特马也一样完成了同样的修正过程。
毛泽东在1867年2月中旬与张姚的谈话中间，他对巴黎公社、苏维埃等，都感到没有办法肯定，对于君主制或者总统制，也认为需要追问其阶级实质;谈话唯一肯定的政治形态只有“总要有一个党”，这个党显然不是党员党或者高官党，当时党团员大多选择站在当权派一遍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高官们正处在文革声讨对象的位置上;在这年的十一月份，毛泽东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核心逻辑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整党建党：党组织成员要求是那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向着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成员，对照文革的现实，这其实就是指代造反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意识。今天回顾，造反派的批判意识尚可，准确针对了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异化及其两大人格化群体，但造反派在团结多数工农方面还差一点技巧，也未能最大化对手的反抗，结果导致自己无法获得多数从而也就很难顺利抵推进批判事业。在当权派的主导下，具有批判意识的造反派，肯定是要阻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的，因此，这个建党方针只能够流为一种设计。
文革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间，脱离预先设计的轨道，演化为造反派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支持下，对于政治生活异化力量的批判，这个恰好吻合了如何有效地遏制具有自我扩张能力的中间层的封建化问题。在毛泽东的设想中间，造反派的批判意识要结合并团结组织广大工农一起，通过对公有制社会政治异化现象及其人格化力量的批判，来节制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更新政治观念让投机分子无处藏身，并通过这样的周期性运动，凝聚越来越大的力量和更高的群众觉悟，把社会主义事业向着共产主义推进。文革的内在逻辑，就是如何凝聚批判性力量及其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步地制约中间层的封建化，以新生力量去培植新生事物，积量变为质变，经过一个长期的过渡过程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通过文革政治博弈所检验出来的逻辑。
总结一下左右翼民主观点的差异：中间差着一个封建化命题。左翼追求的民主，在封建化命题求解之前，宏观民主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基层民主尚有可为，宏观民主则可以以基层民主的组织成就为基础。小右派的民主不存在封建化命题这一问题意识，因此，能够与中国今天已经完成“权抢钱市场化”的先富先贵群体要求耦合，那群人的第二步就是“钱抢权”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因为与中国今天最强大的优势群体有着潜在一致，所以许多小右觉得自己占尽优势，强大无比，说起话来就咄咄逼人还无需跟你讲道理。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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