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出现了“唯洋是举”的现象，似乎只有西方社会科学大师的理论才是最权威的理论，只有在论文中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定理、模型才显得更“学术”，更“创新”，中国经验只有纳入西方的理论体系才能被承认。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出现这种“唯洋是举”的现象呢?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价值中立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否定西方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认为其具有科学性并完全适用于中国。这种错误认识既影响了我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客观认识，也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任何社会科学都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及政治制度相联系，都会渗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它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它也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解释着它所认知的社会。因而，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科学都渗透着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形态及制度的运行规律，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此，社会科学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地反映认识对象，它还必须对社会的矛盾运动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代表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渗透于社会科学之中。
一般来说，有很多人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因此，它也是价值中立的，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这是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是西方对社会科学的主流看法。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典范，因而要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统一的科学，它强调任何科学的描述都要能经得起实践检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推进这一思想，以语言分析为工具，要求构建能够应用于一切领域的统一的科学语言，并把单个的语句视为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就是陈述某一事物的某种状态，所谓“真”就是语句陈述表达的内容与所描述的对象一致。在此基础上依据逻辑运算构建世界的逻辑结构。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陈述只是在表达一种情感、一种祈使命令，都是无意义的。一句话，科学是纯粹描述(反映)事物状态的，不涉及任何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但是，在社会科学实践中，一些社会科学家逐渐认识到，外部观察并不能真正地反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这是因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这种有目的的行为是通过遵守、运用规则来实现的，而这种规则又涉及习惯、传统、制度、文化。因此，仅仅靠外部观察是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他的经典论文《深描》中提出：“我们的双重任务是揭示使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有关社会话语的‘言说’具有意义的那些概念结构”。社会科学不能仅仅对人的活动进行描述，还要研究行动背后的意义、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社会。
要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就必须了解行为者所遵守、运用的社会规则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而把人的行为放到一定的社会规则体系中定位。就整体而言，一个社会总有被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则(包括评价体系)。但是，还要看到，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地位的民族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文化及其行为规则。因此, 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社会研究者把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关于规则的知识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解释人的行为，这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不自觉地进入社会科学。在另一种情况下, 社会研究者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规则体系，不得不首先对既存的各种规则进行评价、选择。所以，对规则进行选择评价，进而以某一规则解释人类某种行为，是社会科学认识成为可能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西方社会科学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头脑中会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已经转为文化无意识，成为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西方意识形态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西方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把西方社会科学作为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
二、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陷阱
社会科学并非是对社会的镜像反映，它有着建构特征。社会科学家的立场及其所关注的问题会形成特定的视角，这个视角会决定研究者选取的材料和理论的整体框架，它是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认识前提，并渗透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就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视角，并在一定情况下有转化为西方中心论陷阱的可能。
社会科学家的视角会影响理论的建构，这是一个早已被发现并深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强调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阶级性就是认识的视角。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就深入探讨过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问题。他认为，社会科学必然涉及解释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此而言，它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价值的世界。人类行为纷繁复杂，不可能完全成为认识对象。只有在一定的价值视野中，所研究的社会的事实才会呈现出来，成为研究的材料，而不同的价值出发点则会关注不同的事实。社会科学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构建理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或者说价值前提还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方向。视角不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框架、理论构架也会不同。例如, 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是社会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两个人立场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关于社会危机的理论构建方向就完全不同。马克思从被压迫阶级出发, 力求世界革命化。他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科学。他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他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二者不适应时，社会矛盾就激化，并会出现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新社会准备了条件。与此相反，迪尔凯姆则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力图维护欧洲的现存秩序。在他的理论中, 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有机体, 各个部分都是由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 并发挥自身的功能。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和谐的, 危机是社会的一种“病态”，是社会的功能失调。这样，迪尔凯姆的理论方向就是要治愈这种功能失调。马克思和迪尔凯姆理论视角不同, 随之构建的理论框架也不同, 在理论中呈现的社会现实和救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也自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转变，逻辑实证主义风靡一时。价值中立原则成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的视角问题(价值前提)被认为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混淆了“知识的语境”与“知识的内容”。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视角问题(价值前提)是科学活动的准备阶段，科学研究一旦开始，就要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说，视角问题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开始前的准备阶段。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视角问题及其与理论构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被屏蔽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引入，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观也在我国发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社会科学观遮蔽了西方社会科学价值观及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坚定文化自信，错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价值中立的科学体系，那么，就会忽视西方社会科学的西方利益视角，忽视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至于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时，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视角，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中心主义，在不知不觉间，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不自觉地用西方的眼光看问题，从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发思考问题。
三、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性”陷阱
由于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被视为具有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性，至于普遍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应用问题，就像数学公式代入不同的变量一样简单。但是，实际上，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这种争议一直激烈进行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历史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问题。
二者最早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英国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只存在以国家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虚构前提的基础上的。1845年到1849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英国统治者声称根据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制定政策，要限制食品救助，否则，就会干扰市场对“短缺”的反映。以约翰·K·英格拉姆和托马斯·E·克利夫·莱斯利为代表的爱尔兰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原理不一定适合爱尔兰的制度和文化，由此形成了爱尔兰历史主义学派。
影响最大的争论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方是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另一方是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在古典经济学影响下形成的经济学派。二者就经济学是分析的还是历史的，是描述历史还是寻求普遍的经济法则，是普遍的还是独特的等重要问题展开大辩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所以，就经济学来说，只存在以个别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不能通过抽象逻辑推演，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在辩论中因为否定社会科学追求普遍规律而失败。实际上，这一学派提出的“历史”对社会科学的限制问题直击了古典经济学的要害。
在20世纪初，以凡勃仑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批评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制度有一个演进过程，并发展为美国的制度学派。这实际上也质疑了新、旧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以深刻揭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而著称。马克思坚决反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规律等同于源于人性的自然规律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在马克思看来，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制约，西方社会科学在其他国家频频“失灵”。如果不能坚定文化自信，忽视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普遍适用的科学，就会跌入西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陷阱，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于中国实践。在国家战略层面，任何直接移植、套用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行为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机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导致惨重教训，苏联解体前政治改革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俄罗斯套用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国情，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具体条件，探索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经验为中国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使命。中国学者要坚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思想“陷阱”，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归纳中国经验，批判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养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梁 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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