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自古天下先
——本报独家专访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韩毓海
本报记者 赵彦红
2010年7月19日，本报隆重推出特别专题“《五百年来谁著史》缘起长治”，讲述韩毓海教授与美丽长治的一段机缘，并全方位介绍了这部畅销著作。专题刊出后，受到广大读者关注与好评，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随即，本报记者对韩毓海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今日，本报刊出独家报道“专访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韩毓海——上党自古天下先”，韩教授精彩论述山西转型、晋商兴衰、长治发展等系列问题，以飨读者。
上党就是京津的后花园
记者：韩教授，2008年7月，您曾到长治讲学，甚至还在这里生了一场病，您说“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我想，长治之行一定在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了，能不能谈谈这个印象?
韩毓海：上党自古天下脊。《释名》里说：“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长治东临太行，南靠王屋、中条，踏上这块土地，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作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这篇光辉文献从太行、王屋起论，从上党这块土地起论，讲述了党的宗旨、中国革命的宗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寓言。
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而上党地区就处在西部落向东南的台阶上。山西总起来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华北是全国最缺水的地区，山西的人均水资源又不到华北的二分之一)，可能唯有长治除外。长治的水资源不仅仅可以支援邻省河南、河北，而且山清水秀的上党地区，更是华北平原、海河流域的基本生态屏障。京津可以巍然屹立，就是由于它背靠上党地区，只有上党地区的生态维护的好，京津的生态才谈得上，甚至包括吃水、用水的问题，才能得到好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党就是京津的后花园。
实际上，这里自古就是联系北国与中原的枢纽，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曹
魏据邺城而望上洛，上党是其落脚点，也是转折点，佛教文化，就是籍此地而由北国播向中原，举凡石窟、壁画、佛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深藏于上党的山水人家。有人说：“敦煌太远，而山西很近”，追溯文明的脚步，何必舍近求远，到山西、到上党来吧!一条大河波浪宽，中原在这头，北国在那头，古代在这头，现代在那头，人间在这头，佛陀就在那头。对于致力于思考现代与传统的融和、人与自然的融和、经济发展与社会、人文发展相融和这一课题的人们来说，天下的脊梁上党，一定会给你留下不尽的思索。
长治久安之道，就体现在长治这块土地上奋力实践的人们的身上
记者：在长治的讲座成为本书“真正的写作机缘”(作为长治人很光荣啊)，为了这个讲座，您在几天时间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我想到“厚积薄发”这个词，我想之前您一定经过多年的积累，请问您大约从何时开始关注“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这个命题的?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期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韩毓海：首先，那不是讲座，而是我自己通过这样的机会，得以向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学习他们那些在老百姓中生根、开花的知识。世界上只有一种知识，就是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如果不能落实到实践中去，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空谈。所谓“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更是一句空话，绝知此事要躬行。而躬行、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秀才只是间接的知道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你若要不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不停留在道听途说，那就要通过实践，让知识回到实践中去。
我在中国、外国教了二十多年书，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知识必须是“及物”的。合格的政治和经济的知识尤其必须是及物的。比如秦的遗产就是户籍-郡县制度，户籍-郡县制度是组织人民的基本方式，这就是及物。中国共产党从村落入手重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让知识分子与农民促膝对谈，这是最大的及物。村的建设、乡的建设、城镇的建设和县的建设，使得中国的知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了抓手、落在了实处。有了有效的基层组织，方才有国家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的有效实施，500年天下兴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围绕着国家组织能力、社会组织能力的竞争。研究国家组织能力上出现的问题，及其在财政、金融、司法乃至教育方面的表现，这就是探索历史教训，而总结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这就是探索长治久安之道。长治久安之道，就体现在长治这块土地上奋力实践的人们的身上，上党自古敢为天下先，因此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写作机缘”。
山西好像中国大门上的轴，只有抓住了这个轴，中国东西南北才能开阖自如。
记者：这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关注晋商兴衰，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比如余秋雨先生就在《抱愧山西》一文中从山西商人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历史原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晋商衰落的原因。而您从金融垄断的角度结论，不仅大胆，而且新鲜，那么金融和货币这把钥匙能在多大的时空范围内使用?“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这三个支点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解读历史的方法?
韩毓海：晋商的兴起，与北方连接欧亚的世界交通线的形成，与欧亚地缘战略规划的关系最为密切。在世界历史上，从大陆方向将欧亚联系起来的战略规划有两次：一次是蒙古帝国的军事崛起(这种崛起与蒙古以大同、晋阳为根据地，掌握了冶铁技术有关)，再一次就是明清以来，由晋商以国际贸易的方式推动而完成。因此，晋商的兴衰，首先要从世界地缘政治变迁的角度，从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的形成、衰落的角度去观察。
说到局限性，如果单纯从未来和时间的角度看，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今天的我们也不例外。而山西何以能够突破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明清之际，取得一个地区的领先式发展，这倒是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票号当然是个很好的案例。至于票号的衰落，也不能从山西和山西商人本身的局限性中找原因，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完成从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这并不是山西一个省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一个要害。历史证明：没有国家战略有意识的、自觉的和持续的推动，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晋商的衰落、票号的衰落，是与近代中国国家的衰落同步发生的，这首先是帝国主义势力在近代争霸东北亚、中亚地区的结果，它造成了横贯欧亚的大陆商道和交通线的中断和瓦解，由于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垄断了中国国内的资本与市场，晋商和票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落，而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所以说：晋商的衰落首先是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造成的。
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从中路着眼，重建连接中原与北国，横跨欧亚的陆上贸易交通线的重要性。东部与西部，关键在中部，山西好像中国大门上的轴，只有抓住了这个轴，中国东西南北才能开阖自如，同时，我们才能在东北亚、中亚、乃至西亚的战略竞争中保持主动地位。
企业家、商人，只有将自己的利益与全民族的长远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远大前途。
记者：山西作为一个资源大省，一度产生了许多腰缠万贯的“煤老板”，但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成为当代的晋商?山西怎样才能再次产生真正意义的新晋商?
韩毓海：中国50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却不能担当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和核心力量。比如说，中国焦炭冶铁技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但是，铁的生产却被大规模用于造铁钱和以“浸铜法”造铜钱，这就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矛盾使然。货币供应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就产生了十大商邦，晋商是其一。但是，由于没有将冶铁技术与机器生产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就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更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脱节的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瓶颈。腰缠万贯的商人不愿投资于产业和制造业，以为那样赚钱太慢――这是中国商业资本长期的痼疾，这也就是历史上商人阶级，何以不能成为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它的领导阶级，需要其核心领导力量，用社会学的开创者德国人马克斯 .韦伯的话来说：这个核心领导力量，必须具备为全民族、全社会造福的“终极伦理”，并从这种“终极伦理”出发，去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发展规划出总体的方案。同时，这个领导力量还必须具备“责任伦理”，这就是要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未来负责，为自己作出的规划负责。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领导中华民族摆脱亡国灭种危局、走出各种发展陷阱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制订一个超越各种特殊利益阶层，为全中国谋万世、而非谋一时的发展战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真正去为中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这个称号，不仅仅是一种至高荣誉，而且更是一项至重责任。
民营企业家为山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民营企业家不仅仅是“煤老板”、所谓“煤老板”也不仅仅是山西人。历史证明：企业家、商人，只有将自己的利益与全民族的长远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远大前途。当前，党中央和山西省委已经对山西的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实现山西由资源大省向能源强省的转型，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能源战略，是我国的核心战略，开发和建设新的中国能源基地，带动山西各条战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们的前程光辉灿烂，民营企业家当然也会大有用武之地。
立足新技术，促进、带动长治转型发展
记者：长治作为山西的一个地级市，这些年来其实也在努力实现转型，那么您认为从长治的地理历史资源看，应该如何转型?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韩毓海：我确实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既然您提了出来，我只能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批评。
首先就是由资源型向新能源产业的转化。进入21世纪，煤炭产业的整体效益滑坡，同时另一方面，我国液体燃料的需求却与日俱增，目前只有通过大量进口石油，才能解决巨大的燃油供需矛盾，石油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因此，通过非石油思路来解决液体燃料的供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在替代石油的资源中，只有通过煤炭液化成油，以及通过煤炭制甲醇，以甲醇、添加剂和汽柴油合成新能源，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能源需求问题。因此，发展煤化工产业，不仅仅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解决就业问题，而且1.6吨煤就可以造1吨甲醇，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吨甲醇与1吨煤的市场价格，就会看到这是什么样的机会成本和利润前景。煤液化成油的技术，山西煤化所已经进行了成功的研究和试验，煤制甲醇的技术，有些兄弟省，例如山东省已经在投入生产，但是他们的局限首先在于没有我们这么多的煤，煤需要从我们这里运过去。转型当然不是另起炉灶重新来过，而是借劲生力、借风起波，特别是借新技术升华和更新传统产业，因此，我建议：敢为天下先的长治上党地区，应该密切注意煤化工技术和其他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以立足新技术发展的方式，来促进、带动我们的转型。
其次是发展公共事业，运行城市。长治山清水秀、城市气派整洁(奇迹般地没有困扰北京的小广告公害)，加之地理位置特殊，不缺水不缺煤电，发展大城市的基础极好，条件十分优越。我们不要以为公共设施不赚钱，实际上，电、热、水、冷、气、通讯、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这些公共资源如果运行得好，都可以成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来源，随着城市的扩大，市民在共用事业上的支出额成比例的增长，这也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第三是把新农村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我们山西自古就有“嘴里挖下，也要盖地方”的说法，山西的民居，石雕砖雕、琉璃烧造，精美绝伦，山西民居是上了邮票的。还有，我国建筑的精华就在宋元时代的木质建筑，这些建筑70%以上都在我们山西，晋东南地区更是满坑满谷。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不能保护，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把山西的民居维护好、发扬光大，这就不仅仅是促进了旅游、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更是重建了一个现代的桃花源。这放在历史上看也是功德无量的。
还有，我对长治的杂粮特别是小米印象深刻，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供大于求，但杂粮却供不应求，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侵略者，今天还是要发展一些具有市场需求潜力的农作物，以促进农民增收。
最后，要发动媒体和宣传机构，整理和宣传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先民艰苦创业的历史，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把这些历史结合为一个整体，并以日常化地历史教育，来鼓舞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使得我们看到未来光明的前景，鼓舞我们奋斗的勇气。
拉拉杂杂，不得要领，我就不再说外行话了吧。
记者：当前长治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您能否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点建议?
韩毓海：既然是名片，我仓促间想起几句话：敦煌很远，长治很近。追溯文明的足迹，请到上党来。
上党自古天下脊，它一肩挑起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北国和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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