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信仰对于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曾用“新教伦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分析表明，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当代西方社会个体产生了巨大的“聚变作用”。马克斯·韦伯虽然肯定“新教”，但并没有指明“新教”如何产生，如何维持这个“新”。各宗教派别中的神总是万能的，但神的旨意似乎亘古不变，终究无法超越《圣约》、《古兰经》等既有的内容。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如果不能维持这个“新”，“新教伦理”纵能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也难免昙花一现。
上大学时，在一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后，有同学和我讨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仅因为先入为主，若学校主讲康德、尼采等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被视为异端了呢?这种想法可能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涉及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本身早已给出了回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真理性并不会因为我们接受的先后而改变。实践是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实践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通过建立科学的实践观，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现实，指向未来，具有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儒学被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创始人孔子也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被尊为“至圣先师”。但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如此，孔子并没有被抬升为神，儒学也并没有演变为宗教。孔子的思想并没有成为神的旨意而不可更改，相反，孔子之后程朱理学、陆王心说等学说层出不穷，儒学在继承中不断地得以发展。这利益于我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务实精神，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能够指导实践的才是好理论。
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入了活力，我们继承下来的务实精神也避免了马克思主义演变为死板僵化的宗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继形成，在每一次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党都会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高度的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积聚了前进的力量。
二、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受经济、社会等发展不平衡的限制，民众在个体能力、思想认识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普通民众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党通过吸纳社会中的优秀人才、精英分子入党，使他们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他们发挥带头作用，领导、指导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但此方法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即马克思主义仅是社会精英的理论，仅是位于“金字塔”顶层人士的指导思想。
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信息交流的加强，民众在个体能力、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正逐渐被拉平，社会结构日趋扁平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应用应当进一步地深入普通民众，社会的组织、管理应当争取更多的民众参与。首先是社会管理层次扁平化，即减少纵向管理层次，增加管理幅度，缩短决策层到具体执行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距离。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在市场中，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以公平、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上，这也是“拉平”社会的强劲动力。市场上的经济主体自负盈亏，即对自己每一份利益具有决定权，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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