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年前大学生的收入与今天对比，不光要看物价指数，更要看生活指数
30年前大学本科生的的工资50元左右（因为有地区差），如今则为1000元左右。30年间物价的变动，要看综合指数。
食：鸡蛋，草鸡蛋，今天5－6角一个，50年代二三分钱，60年代五六分钱一个，80年代初民盟在北师大举办多学科讲座，吴组缃、张毕来先生主讲红楼梦，师大招待所宿费每天1元，“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关怀的大兴的养鸡场供给的鸡蛋，煮熟后是1角钱一个。猪肉，60、70年代一直是60角左右。米面1角多……这一些长了10余倍。
伙食费过去大学生上学和工作后每月生活费10－15元，相当于现在的400－600元。过去占工资在1/4，现在占工资的1/3到一半。学生以400元计，则为过去的30 多倍。
穿衣则难于比较，“小资”一点，一件衣服可以是以往的几百甚至上千倍了。
住：过去无宿费之说，现在一年上学要1000多元；工作后买房在京沪动辄几十万，相当于几十年的工资，要家中两三代的积蓄加上贷款。
行：过去几十年公交车4分钱起点。70年代出差南京，军代表要去看看长江大桥，从鼓楼上车好像是4分钱，因为不是为公，回来后大家一起将车票撕了。彼时出差即是处级干部回来报销也要帖长串，硬席还是软席严格得很。83年旧风犹存，记得南京举办红学会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每天伙食费几元吃得甚好。现在，据审计披露，电业公司系统少数干部在武汉开一次廉政会之类，3天开销2百多万，每人每天两三万！
文化消费：过去文科经典教材一卷本定价一般是几角，北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文学史，4卷本40印张定价3。09元；现在不详，大约的百元左右吧。
至于家电之类，几乎没涨什么钱。过去买块上海表120元，是治个家产；现在则相当于一顿饭钱。不过，过去送朋友一块上海表是重礼，现在办事送瑞士名表则要几万。军转干部为安排工作，送块劳力士不算高，据媒体报道，就有人因为送不起而自杀。
——这些，必须综合起来，才能较准确。此为其一。
更重要的还要看生活指数。
前面也已涉及，这里再谈一些。
（一）应酬开销，指正常的人情来往。过去同事朋情结婚，一般1元钱，农村可以5角，2元则较厚。80年代后，从5到10、20、50、100、200、500，中等城市至少要200元，等于涨了200倍。过去，上学、生孩子一般不用花钱；同事生病可以一天一次，在看望中见真情；现在则成“来往”，至少要百元起步。婚丧嫁娶生病上学住新房，大学生工作之后，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二）送礼，官场腐败普世化后的伴生物，在时下，要生活，谁也摆脱不了。从上小学生排坐位，到读研对“老板”导师，都要打点。毕业后找工作，难免花钱。工作后为保饭碗，为分配工作、评职称、评优评模的运作，同事哥们感情投资，都要花钱。想升官，如无后台，更得运作。官场的卖官，“市场化”渐趋“发育完善”，其行情，可看看沈阳的慕马、绥化的马德，河北一个穷县的教育局长，一年宦囊就可300万。河南上蔡书记卖官，科级官20－80万不等。若用工资，则相当于一生。自然，买官的投资是要赢利的，它有自己的食物链。不过这笔开销，在层层加码之后，最终还是落在普通百姓身上，包括一般职工。
（三）读书投入。
不久前国家教育部发言人有个著名的谈话，是批判“上学贵” 主张“在市场经济时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的”，其人虽然是典型的市场主义者，立场虽站在富人一边，但说的倒是实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不过，只要一换角度问题马上出来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 ”——这又何罪之有！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不光对多数大众，对国家民族也是幸事。把它“改革”成“根据自己实力消费”，又好在那里！
从“免费”到“消费”，对于众生来说，简直是天差地别。过去，50元工资可以上赡养老人，下培育子女，一两个、两三个孩子读书包括上大学，完全不用发愁。直到80年代初，中小学的学费每年一直是5角到2、3元。农村孩子上大学基本不用花钱，过去多年，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10来元，师范生免费，普通高校中等助学金13－14元完全够，每月3、4元助学金也够花销，所以一般农家孩子上学是不用愁的。现在上高中三年最少要2、3万，相当于大学毕业后两三年的工资。培养一个孩子大学毕业，一个农民一生收入都不够。
（四）看病。过去从上大学开始即开始享受公费医疗，企事业人员终生是不用为看病发愁的。过去医疗目标为人民健康，没有赢利意识，价格极为便宜，70年代公费处方限价为8角。80年代初带孩子在上海长征医院手术，住院一周全护，共花60多元，若在今天至少得2－3万，医生红包没三两千元拿不出手。现在即使有医保，只要進醫院門，没有万八千出不来。自己支配的部分，大学毕业刚工作，一年也只够看两次感冒。过去疟疾感染率近乎百分之百，长征时毛泽东几乎毁于疟疾，文革“浩劫”中，全民服药，居然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消灭次病。60年代毛泽东写著名的《七律。送瘟神》，近半个世纪之后，GDP翻了几翻，想不到“瘟神”居然卷土重来了。
据香港学者王绍光介绍：
“毛泽东时代曾为全世界创造了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成功的光辉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80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广泛的赞誉。”
“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连近遭受十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都排在第56位，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
“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长缓慢，还赶不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8年间，人均寿命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3岁，中等收入国家5岁，高收入国家4岁，世界平均4岁，而中国只不过两岁——而俄罗斯则下降了10岁。婴儿死亡率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中国不过是11‰。
30年间的收入，不能简单地对比，要看物价指数，还要看生活指数、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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