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经济研究学会执行委员费德里克•L•普瑞尔教授和前面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在他们的专著里均主张把下列五个方面作为比较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指标：（一）经济增长；（2）经济效率；（3）经济稳定性；（4）、收入分配的公平性；（5）发展趋势。
根据我国国情，本文拟从（一）经济增长及代价；（二）经济稳定性；（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四）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四个方面对解放后前卅年和后卅年经济建设探索的结果作一个比较。
二、经济发展结果的比较
（一）从经济增长及代价看
194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占30%，农业总产值326亿元，占70%；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617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591亿元，占74.35%，农业总产值为1584亿元，占25.65%。1949——1979年我国经济发展年均增长8.96%。
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663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992亿元，占75.2%，农业总产值为1646亿元，占24.8%。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现价计算），其中，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40497亿元，占10.18%；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186481亿元，占46.86%；第三产业（主要是流通业和服务业，在1985年以前均不计入工农业生产总值）171005亿元，占42.96%。据官方公布，1978一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7%。
分析看法：
（1）1949一1979年我国经济发展年均增长8.96%（1950——197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4%）；均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来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100多年，按李琮等学者的说法，日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五十年代开始进入了高级阶段。据日本大川一司教授等人推算，日本在1870-1913年44年间经济年均增长2.4-3.6%，在1914-1938年25年间经济年均增长3.9-4.6%,1951一1980年年均增长8.1%。又据英国学者A•麦迪森提供的资料，在1870-191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是美国，年均增长4.3%，在1914——1950年间经济增长快的也是美国，年均增长2.9%；再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1年10月）和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0）介绍的资料，在1951年-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7%，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4%,西德分别为5%、5.1%，法国分别为4.5%、4.6%，意大利均为4.8%，英国则均为2.4%；在1982-1986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长最快的是荷兰，年均增长5.66%，其次为日本3.55%；原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一书中指出，“战后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大约分别相当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2倍或3倍”。
（2）前卅年的经济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在内有200万土匪特务破坏、外有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鎖、军事包围乃至战争威胁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勒紧裤带，艰苦奋斗，从旡到有的建设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经济总量排世界笫乄位）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強国（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35%，经济总量排世界笫10位），这是一种跨越式的质变和带里程碑式的发展。
美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盛》一书中评价道：“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強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強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強国中坐笫三把交椅的西德。”美国耶魯大学教授莫里斯一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曰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说：“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前卅年的建设付出了如下代价；
（a） 人民生活消费物资的供应长期实行恁票限量供应。
由于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威胁，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强国防的方针，以便建立自已的工业体系和增强国防力量，从“二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在我国工业基建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一直高达89.46-92.16%，轻工业得不到协调发展，导致人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紧张。为了保证供应上人人平等，所以对主要生活消费品几乎都采取发票证的办法，实行限量供应。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减少发证的商品种类和提高供应的数量。
解放前我国一直是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再加上年年遭灾，据美国驻华使舘估计，中国每年都餓死七八百万人。1949年水災、旱災等各种災害相继发生，仅发水災，全国被淹耕地约一亿亩，减产粮食120亿斤，灾民约四千万人；经过顽強的抗灾斗争，全国旡吃缺吃的仍有七百到八百万人。全年粮食总产量2264亿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含种子粮和飼料粮），所以美国政府公开声称，如果没有美国面粉救助，共产党新政权旡法养活五亿多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新中国首先要觧决老百姓的吃钣问题。所以在前卅年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实行“以粮为綱”，增加粮田面积，改造土埌和推广良种，以提高粮食亩产；每年农闲都组织几千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抗旱防涝能力。因此腾不出充足的土地、人力和飼料粮来大力发展油料生产和畜牧渔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的增加（前卅年全国人口增加4.3375亿、城鎮和工矿区人口增加好几千万）以致不但粮食，而且食用油和猪牛羊肉及水产品的供应出现紧张，也得按人人平等的原则，均发放票证，实行定量供应。（如粮票，中学生每月30斤，干部每月26斤，煤矿工人每月45斤）但在农贸市埸上可以经常买到粮食、食油、猪牛羊肉、水产品及其他农副产品，只是价格比凭票供应的稍贵。根据《广西物价志》的资料，1957年（1965年）集市贸易每斤大米0.12元（0.22元）、花生油0.74元（1.35元）、猪肉0.96元（0.90元）、黄牛肉0.64元（0.69元）、活鸡1.00元（1.03元）、活鸭0.64元（0.56元）、一级鲢鱼0.55元（0.51元）。
在1959——1961年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迫还债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突出表现是粮食和副食品以及曰用消费的工业品供应发生困难。如1960年，我国遭遇20卋纪以来闻所未闻的自然灾害，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遭灾，粮食总产量只有1.435亿吨，比1957年的1.9505亿吨减产了5155万吨，缺了二亿多人的粮食。当時，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党员、干部，都和老百姓一样吃不飽，不少人生了浮肿病，有的地方还餓死人。就连曰理万机的毛主席也吃野菜，生浮肿病。但在1962年以后情况则不断改善，供应逐年好转。
（b） 人民生活比解放前虽有很大改善，但长期都处在艰苦创业阶段
由亍处在被封锁的环境，外援极少（前卅年只争取到19亿美元的外国贷款），一切都靠自力更生解决，因此为了尽早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都实行高积累的方針和“低工资、多就业”的办法，前卅年統一给全国低工资的职工增加过三次工资（1951、1971、1977）。在五十年代实行工资制時，解放前留下的知识分子的工资定得颇高，一般工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元，而工程师、教授的月工资则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不等，演员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的月工资1700多元。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拿一级工资每月600多元，1959年起均减至400元。在前卅年培养起來的知识分子、科技人才、文艺人才、领导管理人才包括优秀、拔尖的人才、文体明星和提拔担任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工农干部，许多人未能及時调整到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他们的月工资大多是几十元，和技术工人的工资差不多，一段時期（主要是文革十年）呈现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几名主要演员，都是解放后培养出來的青年演员，文革前他们的月工资351元——950元）当時的口号是：“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人民” 和“为国争光”、“ 多作贡献” 。奨励也多是以精神鼓励为主。
（c） 择业和户口迁移的自由受到限制
前卅年是实行计划经济，几乎一切都是国家统筹安排和分配。学生在报考大学和中专时可以选择专业，但毕业后的工作则须服从国家的分配和安排。任何人要想调动工作，首先要征得单位同意，不能自行跳槽；而单位或组织要调动你的工作，你必须服从。不服从国家分配、安排、调动而失去工作的人或自行辞职的人，今后再找国家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工作将十分困难，一般只能到集体性质的单位如社办企业和街道工厂去工作。
另外，由于国家对城鎮人口的粮食和副食品以及曰用消费工业品实行计划供应，因此对从农村迁移城镇、小城镇迁往中城鎮、中小城鎮迁往大城市，均实行了严格的户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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