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应该给邹恒甫一个讨说法的地方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辞退教授邹恒甫事件，目前仍在继续延烧：继给教育部长发出公开信之后，邹恒甫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已经成功地将邹恒甫辞退的张维迎，则完全是一副神闲气定，好整以暇的样子：“这件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曲直很明了。”（6月14日《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
至于邹恒甫为什么被辞退，目前看已经成了一个“罗生门”。张维迎指他过去几年他很少到校上课，未承担教职员工责任并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制度（在外面兼职）。而邹恒甫则辩称自己完成了光华在聘任他时交给他的任务，他是家里给学生上课的，并且“在开除我教授职务之前，维迎并没有通知我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规定，不许我在其他学校免费办教育事业。”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指控还是自辩，其实都是有可议之处的。以兼职而论，我们都知道无论北大还是清华，一直都是鼓励国外教授回来兼职的，难道自己可以接受外校教授来本校兼职，反而不许自己的教授到外校兼职吗？况且，包括张维迎本人在内的北大经济学家，多在公司里兼有独立董事的职务，难道做兼职教授不行，做独立董事反到可以吗？反过来，邹恒甫的自辩也是有瑕疵的：你为什么不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呢？在家里上课，有人能为你证明吗？
其实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关键，还不在于这些具体细节问题，而在于我们发现：在大学，行政权力仍然是“一股独大”，处于说一不二的霸权者的地位。哪怕你是一个名教授，一旦被行政权力所不满和排斥，立刻就会陷入求告无门的境地，无法找到一个合法的权利救济平台来申诉。邹恒甫上书教育部长，仍然是在向行政权力求援，至于在博客上发文以及接受采访，效果也仅仅是获得舆论的同情，都谈不上是常规的权利救济渠道。
邹恒甫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官僚治学”，这可能尖刻了一点，但就中国大学的现状来看，缺乏一个足以制衡行政权力的学术权力，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欧美日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学术权力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德国，大评议会是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利，可以接受并审理教授的申诉。按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校教授要在这一机构中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和表决权，大评议会不是泛泛地保护教授的职业权利，更主要的可以为学术自由保驾护航。
我们不难想见，如果北大有一个类似“大评议会”这样的机构，则张维迎能不能在事先不通知邹恒甫的情况下就径直将其辞退，就是一个问题。即便他能够这样做，邹恒甫也可以在校内通过向“大评议会”申诉的方式，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所以这件事情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大学管理机制民主化改革的问题。
犹记得2003年，时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教授，拟订了一份《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这份方案甫一公布，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和国企改革的思路一样，这份方案也是将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学校行政管理层，而将教师置于随时可能下岗的境地。四年过去，张助理已经变成张院长了，从“方案”设计到辞退邹恒甫，倒是可以看出他一以贯之的治校理念，只是这种理念和现代大学的精神似乎不太沾边，和民主管理的精神也不太沾边。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4/034812017592s.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4/0454132243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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