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倡导“真话不全说”
苏 杜
2007-8-7
“真话不全说”是不能倡导的，国学大师说的不行，谁说的也不行；面对政府总理说的不行，什么场合下说的也不行。有选而说的“真话”，伺机而发的“真话”，恕我直言，其实是与“假话”没有多少区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真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坏”，也是真话；只选说其一，或者三十年以后再说其二，这样的“真话”，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在说话这个问题上，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在说者与听者间，还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好。心存二意，知而不言，言有不尽，言者畏罪，闻者少戒，无论如何，不是“人和政通，河清海晏”的表征。
是的，马上就会有人反驳：“言者无罪”？你不记得还是未听说过“言者无罪的无罪”吗？你不记得还是未听说过1950年代的“阳谋”吗？“真话不全说”不是给逼出来的吗？是的，记得，也听说过，确实也有一些“被逼”回忆录；但也正因为如此，“真话不全说”就更不能倡导。“言者无罪的无罪”或“阳谋”，原因多多，但“真话不全说”却正是其中较著的一个。“扩大”出来的“分子”，也许正是某些人“被逼”之下，“真话”没有“全说”，或者三十年以后才说了另一部分“真话”的结果。
当然，“真话”并不一定就是“对话”，“知无不言”的“知”，未必是“真知”或“全知”，“假知”或“片知”也是十分可能的；“言无不尽”，言尽了也可能言错了，言反了。但是，知偏可以求全，言错可以改正，这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真话不全说”无可比拟，也无法企及的。
那末，“真话全说”的人有没有呢？有。鲁迅就是一个。他就没有因为与“党的代表”的意见不一致，就“被逼”得连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真话也不全说了，就将对胡风巴金黄源的真话放到七十年以后再去说---如果能活到一百四十岁那么久的话。
对于“真话不全说”，我在此说了个人全部的真话。国学大师可能批评我的错误，总理可能纠正我的片面，除此之外，就是媒体以“敏感词语”为由不予发表了，别的，还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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