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邓氏之“退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氏《文选》第三卷272——273页）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氏《文选》第三卷301页）
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象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方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决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氏《文选》第三卷310页）
简评：
邓氏的这段话很有点意思，值得细细品味一番。“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看来邓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过问”和“干预”过其他“领导”的事情，不然不会自称为“第二代领导核心”。这种“过问”和“干预”还要持续到“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邓氏又说“ 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那么邓氏前面所说的“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的话是要打折扣的。邓氏还说“但是不能象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邓氏是又要执政，又不想负责任，还想要立一个“清白、开明”的大牌坊。邓氏还说“何况过去那种方法并不算很成功”，看来中央总书记“凡是遇到重大事情要向邓小平同志请示”，邓氏当“太上皇”、“老佛爷”，搞“垂帘听政”的日子也不算是太幸福的啊。不知读者是否有同感？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我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世界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务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这次事件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了五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氏《文选》第三卷315页）
简评：
邓氏说：“因为在世界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邓氏这里说得非常坦率，这话的意思笔者认为有两层，其一，主观上讲，无非是标榜邓氏的“分量太重”。其二，客观上讲也说明了一些问题。邓氏的“退”与“不退”、死与不死，确实与某些外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说得明白些，就是与某些国家在华的所得利益密切相关，邓氏执掌朝纲，他们是获利很丰厚的。
比如，日本人就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就比过去侵华时期获得的利益还要多得多。盲目引进、重复引进，仅日本的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大发面包车生产线等就引进了多少条？日本积压了多少年的电视机、电冰箱被进口了进来，日本淘汰的炼钢设备也被邓氏亲自请进了中国的上海宝山，日本积压得遍布港口和各地停车场的小汽车，通过所谓的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走私进了中国，使日本人“有路就有丰田车”的牛皮吹得震天响。这些“开放”“引进”救活了无数濒于破产的日本企业，使日本政府和商人欣喜若狂。
比如，一会搞“船小好掉头”，一个车间转眼间就成了一个分厂；一会搞“一承包就灵”，结果成了“一承包就垮”；一会搞“船大好抵抗风浪”，“打造中国的超级航空母舰”，吞并、兼并之风盛行；一会搞“三年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一会搞“三年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多少个三年过去了，结果是有多少个国有企业被搞垮了？一会又搞“抓大放小”、“好女先嫁”、“靓女先嫁”，多少国有资产化为乌有，时髦的说法叫做“国有资产流失”，那是数亿中国人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几十年的血汗啊，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一个“卖”字十分了得，卖了企业，卖能源，卖石油、卖煤炭……，当初卖石油所得几何？如今则需要花数倍的代价进口，卖煤炭所得几何？够不够治理被破坏的环境的费用？够不够治理矿山塌陷区老百姓搬迁的费用？怪不得外国大老板抱着金娃娃乐得屁颠屁颠的。
比如，中国东海及钓鱼岛、中国南海及南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这是世界公认的，在历史上或者准确的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后来就有那么几个国家，手伸得特别长，侵占了其中的数个岛屿据为己有，邓氏不是千方百计地收回国土，而是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本来是自己毫无疑义的领海领土，却成了有争议的领海领土，还要人家来开发，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那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广袤的疆土是被强盗们抢走的，而这是把中国的领土领海拱手相送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卖国贼与之相比都要逊色的多、都应该自愧不如啊。笔者想到了一则寓言，“美丽的家园突然闯进了几个强盗，软弱无能的当家人奴颜婢膝地向强盗献媚说，什么我的家您的家，我的家就是您的家，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这里的财物任您拿……。”
笔者好似明白了：什么是“洋奴”，什么是“买办”，什么是“外国的月亮圆”，什么是“崇洋媚外”。
话说得离“退休”问题有些远了，跑题了，这些留待以后有机会讨论相关话题时再说吧！
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氏《文选》第三卷317页）
一九八○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以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七八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在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愿望。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邓氏《文选》第三卷322页）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核果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邓氏《文选》第三卷323页）
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有些老同志，彭真、邓大姐、徐帅、聂帅，已经全退了。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氏《文选》第三卷325页）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邓氏《文选》第三卷335页）
简评：
我们把邓氏前面的一些讲话，再简略地温习一下吧，或许会得到更多的心得、更多的体会。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说：“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同时又说：“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看来，在党的十三大上，邓氏并没有退出领导核心，别人退是真的，邓氏退是假的。新的领导班子建立威信后，邓氏坚决退，此话是否需要打些折扣？因为，新的领导班子的威信何时建立，是否已经建立，这是需要邓氏来评判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说：“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同时又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看来，新的领导班子不仅需要建立威信，而且需要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邓氏才能不过问、不干预，但是邓氏留下了话，如果有事，他完全可以帮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说：“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有些老同志，彭真、邓大姐、徐帅、聂帅，已经全退了。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又说：“但是动乱我要管。”到此已经证实，邓氏1988年9月5日说的，在党的十三大上，他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只是虚恍一枪，他搞了一个“半退”，有些老同志如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是则真的退了，他们的退看来是不需要中央同意的，而邓氏的“全退”，则是需要中央同意的，足见邓氏之分量太重。是否能够全退，邓氏在作这方面的工作，是否能够做通，何时能够做通，那是要看情况的，就是全退了，动乱邓氏还是要管的，至于什么是动乱还不是需要邓氏来定义的。此处邓氏又一次放下了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这次事件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同时又说：“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嗨，真是无可奈何，人们都说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人们又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邓氏看来真的是不够君子，这次又把自己信誓旦旦说过的话硬是吞了回去。别人都退了一年了或者都一年多多了，只有邓氏还没有退，他还在讲其他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这样的事情也只有邓氏能够做的出来，这种话全世界也只有邓氏能够说的出口，这可能是本世纪的绝响。“这次事件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此处可以更加看出邓氏之分量，“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邓氏由于其分量，是十分需要这个过程的，而其他人则是不需要这个过程。“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邓氏退休时间不是中央定吗？看来什么时间退，还是邓氏自己说了算。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说：“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又是老调重弹啊。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说：“一九七八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在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愿望。”邓氏是如何地身体力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如何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此处他本人总结的何等好啊！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核果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邓氏从一九七八年提出退休，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布退休，历时十一年之久，期间曾数次宣称退休，这次邓氏退了吗，邓氏真的退了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呀。鄙人十分相信邓氏是全退了，但是需要实践检验。毫无疑问人死了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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