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邓氏“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氏《文选》第三卷23页）
简评：
何谓新办法，邓氏已说得很明白。何谓老办法，是否指“共同富裕”？
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邓氏《文选》第三卷52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真是走了斜路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氏《文选》第三卷110页）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氏《文选》第三卷111页）
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氏《文选》第三卷123页）
简评：
邓氏此话讲得很好，鄙人很拥护。社会主义就是要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就是两极分化，但是不知应该怎样解释邓氏所说的“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氏《文选》第三卷138页）
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氏《文选》第三卷139页）
简评：
当今之中国存不存在资产阶级？到怎样的一种程度，才能说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大到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委员长、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级干部、省厅级干部、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等等，那么多的干部贪污受贿，买官卖官，金屋藏娇，一掷何止千金，生活极度腐化堕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司法有失公正可称之为司法腐败；教育乱收费及大学私自扩招的幕后金钱交易可称之为教育腐败；科技领域假论文、假科研成果可称之为科技腐败；制药行业到处行贿、医院医生吃回扣、对患者绞尽脑汁多收费可称之为医疗腐败……，这又说明了什么？
当今之中国存不存在着“压迫”与“剥削”？到怎样的一种程度，才能说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屡见不鲜的童工；失去人身自由的砖窑工；不用付任何报酬而被强迫劳动的智障人；应该有报酬却拿不到报酬的农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老虎口中觅食、生命朝不保夕的矿工；上有老下有小饱受贫困生活煎熬的“40”“50”失业工人，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这又说明了什么？
腐败分子行贿受贿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人民的纳税钱！
黑心老板腰包里装的每一分钱都浸着劳动人民的鲜血！
多么强烈的对比啊，难道不是两重天吗？
这不是两极分化吗？
这不是压迫和剥削吗？
有压迫，有剥削，难道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
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难道就没有资产阶级？
真不知道邓氏关于“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有何理论根据？
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氏《文选》第三卷148页）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氏《文选》第三卷148页）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一日《视察天津时的谈话》（邓氏《文选》第三卷166页）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氏《文选》第三卷195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氏《文选》第三卷208页）
简评：
邓氏前面的几段话，概括地讲，无非是以下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是说：先让一部分人、先让一部分地方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其二：又说：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制定政策时就注意了避免两极分化。在改革中坚持了公有制占主体，共同富裕，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其三：还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真是走了斜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正确的吗？是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地区必然就会后富起来，先富与后富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别呢？可以确切地说，这种提法及其做法是完完全全地、彻彻底底地错误的，其道理非常浅显明了，国民经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社会财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高速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先富起来的人、地区必然会占有另一部分人、地区的应得财富，先富必多得，有多得就必然有少得，多得者必然富，少得者必然穷，允许先富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试举例简单地说明一下：
假如，上年度，可分配给个人的社会财富为10元，参与分配的为10人，那么每人应得基本上为1元，当然，由于参与分配的人有职务、技术、岗位、工龄的差别，实际收入是有差距的，有人在1元以上，有人低于1元，但不会有显著的差距。这应该是正常的分配方针和政策。
假如，本年度，国民经济增长了10%，就算可分配给个人的社会财富也同步增长了10%，就算新增应该参与分配的人口1人不参与分配，那么，10人来分11元，还要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富，就是要和其他人有明显的差距，没有差距是看不出富的水平的。如何分配呢？
一种方案：平均水平是1·1元，那么，5人比平均水平高些，每人分1·2元，5人比平均水平低些，每人分1元，这样分配虽然已经牺牲了一个应该参与分配的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差距是在职务、技术、岗位、工龄的差别范围之内的，5人多得一点，5人少得一点，谈不上谁富与谁不富。显然这个方案在两个方面不符合邓氏的要求，一不是“一部分人”，二是不够“富”。
另一种方案：什么是一部分人呢，起码应该是在一半以下的人，4人是近似于一半的，那么就算作3人吧；什么是富呢，起码是高于平均水平的50%吧？平均水平1·1元的1·5倍的收入，每人得1·65元，4人共得6·6元，11元还剩4·4元，这6人就不再拉开差距了，平均分配吧，每人所得不足0·74元。在同样的物价水平下，这0·74元与1·65元、与上年度平均1元的生活水平相比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毫无疑问，有的人富了，有的人穷了。所以说邓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因而也是十分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什么人先富起来了？当然是领导干部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说了算，首先，由于有些物资商品相对的紧缺，例如煤炭、石油、钢铁等实行价格双轨制，造就了第一批有权有势的富豪，其次，分配政策他们定，有自主权啊。或许有人会问，你这样计算有何依据？这样算已经是很保守的了，实际情况是，股长的收入是工人的若干倍，科长的收入是股长的若干倍，处长的收入是科长的若干倍，依次类推，厂长经理与中层干部、一把手与副手、大型企业的一把手与中小型企业一把手的收入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高者与低者，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读者可不要吃惊呦。领导干部年薪数十万，工人吃低保年收入不足三千。
毛泽东的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让群众吃亏，邓氏的干部带头先富起来，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量变到质变，由干部收入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的性质在变化啊！
医生先富起来了。现在医患矛盾为什么那么突出？原因无非氏两条，收费太高，责任心太差，医疗事故太多。有些白衣天使啊向“钱”看了！
教师先富起来了。学校高收费、乱收费，名目繁多。收费课讲新课，正课做作业，教师把生意做到了讲台上。有些人民教师啊向“钱”看了。
公务员先富起来了。国家分配制度的倾斜，权利带来的黑灰色收入。有些公务员啊向“钱”看了。
那些腐败分子、官倒、不法商人、黑老板等，钻“改革开放”的空子先富的，这里暂且不论，“改革开放”为什么给这些人留了那么多的“空子”，工人农民为什么无“空子”可钻？这里也暂且不说。
从国家大政方针的角度，讲先富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讲共同富裕就谈不上先富，这是起码的逻辑常识。一方面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方面又讲共同富裕，是不是前后有些互相矛盾呢？不仅是矛盾问题，而是有的话为真，有的话为假，这种情况在邓氏的讲话中是屡见不鲜的，是邓氏理论的一大特色。例如，邓氏讲：“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邓氏又讲：“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所谓的 “一部分人”是不是“少数人”，所谓的“一部分地区” 是不是“局部地区”， 邓氏走的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邓氏在制定政策时是怎样避免两极分化的？鄙人不太清楚。鄙人只知道，以“打破大锅饭”为名，以“打破金饭碗”为名，以“反对平均主义”为名，以“反对红眼病”为名，大力提倡“拉开档次”、“拉开差距”、“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分配政策和制度，这是事实吧，于是，什么人富起来了，富到了什么程度？什么人没了饭碗？什么人穷了？穷到了什么程度？下岗失业者之中有多少官员子弟？政府机关中有多少百姓子弟？这是国人妇孺皆知的事情，鄙人不再罗嗦了。
现在的中国公有制是否还占主体？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问一声邓氏，一九七六年中国有多少个公有制企业，有多少国有资产？亏损的公有制企业有多少个？亏损额有多少？银行有多少呆坏死帐？现在的中国公有制企业还有多少个？还有多少国有资产？公有制企业倒闭破产了有多少个？公有制企业更名换姓了有多少个？亏损的公有制企业有多少个？亏损额有多少？银行有多少呆坏死帐？国有资产流失了多少？
中国是否产生了两极分化？邓氏的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了？邓氏是走了正路还是邪路？鄙人就不在赘述了，总之，事实有目共睹，事实胜于雄辩！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富饶的江南鱼米水乡与贫瘠的甘肃、宁夏缺雨无水农村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两者不可能同时富裕，也不可能同等富裕。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嫌贫爱富”，对贫穷落后地区置之不理，而只是片面的鼓励“先富”。应该鼓励人们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家乡、改变自己家乡面貌，国家也应该尽可能地给予必要的政策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从邓氏的所有文章中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文字。大寨就是通过艰苦奋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一面旗帜，可惜这面旗帜已经被邓氏砍掉多时了。）
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象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氏《文选》第三卷216页）
简评：
动，是为了不搞两极分化，“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所谓的“动”，看来是遥遥无期，所谓的“动”，也不是动真格的，仅仅“也就是制约一下”。那么，“现行政策不变”，也就是现在不动，是不是现在搞的就是两极分化？搞两极分化就是搞资本主义。不动是为了大局，大局是什么？大局是不是就是搞资本主义？邓氏在干什么已经是十分清楚了！究竟是谁在喊空洞的社会主义口号？
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九九○年四月七日《振兴中华民族》（邓氏《文选》第三卷357页）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氏《文选》第三卷364页）
简评：
请注意邓氏的说法，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共同致富，是“将来”，是“总有一天”，“要成为”的“中心课题”。由此看来，共同致富现在还不是“中心课题”。这个“讲”，只是“讲”而已，并不应该理解为真的去做，邓氏的“讲”和“做”从来就是两回事。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得失后，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氏《文选》第三卷373页）
简评：
先富带后富，怎么带？到时候，邓氏会不会说是“一平二调”？是“吃大锅饭”？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氏的这话说的很对，应该予以肯定。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邓氏的“改革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产生了两极分化。而且是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究其原因，邓氏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分配政策和制度是产生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邓氏理论使中国产生了两极分化，邓氏理论促进了中国的两极分化，邓氏的不作为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形势越来越严重。“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邓氏的说法是不是有些荒唐可笑，真不知道邓氏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又是如何执行的。虽然邓氏的眼力多少有些差，和毛泽东他老人家洞察历史、洞察秋毫的目光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这总不算苛求邓氏吧，可是，邓氏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实质措施、任何的实际行动来限制、缩小日益严重地两极分化，更不用说有效地避免两极分化，只是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看来，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邓氏那里并没有挂上号，起码是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解决问题更是遥遥无期。如果说邓氏是在听之、任之、放纵之、鼓励之，不知是否会有人提出异议？总之，邓氏的所作所为令人十分地诧异！一张嘴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另一张嘴又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请教邓氏三个问题，其一，中国产生了两极分化，有深刻邓氏标记的“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深刻邓氏标记的“改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二，两极分化后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其三，中国产生了两极分化，如何评价邓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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