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偷窃分子”开除出校说

星逝夜潭：张贤亮，“偷窃分子”开除出校说

《星逝夜潭：张贤亮的右派情结和假右派帽子》一帖，有论坛不放帖，有论坛放帖了又删掉。允许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允许批评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点意思。是这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吗？

就像革命得成，不允许伪造个人革命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一样；就算右派翻天，也不允许伪造自己的假右派帽子，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这是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起码道德和准则。批评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不给真右派分子丢脸，真的右派分子也会赞同。右派即使再好，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都不好。论坛应该放帖。

三十年来，张贤亮吃尽了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的甜头。在其《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中，除了赞美纪念其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的劣行外，还想为其在中学被学校开除讨取说法，隐匿其历史上“不良少年”的劣迹。

这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欲以攻击诬蔑过去年代和过去的学校、老师、同学，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私利，就不好了。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看到其中悻悻的“仍说”二字了吗？

张贤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约22000字，其中绝大部分说的是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说，填表格时，其自己填写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其实是“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张贤亮说，“从此“资本家”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张贤亮时时处处都以其出身成份，作为对过去时代的攻击，对今天时代的招摇。其手法是伪造历史，挑动仇恨；其目的是混淆是非，为自己翻案。这次也不例外地以其出身成份作为被学校开除的原由，攻击赌咒过去，糊弄讨好今天：“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于是，“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事情是这样吗？

一、家庭成份没有影响张贤亮在解放后读到高三。

张贤亮1936年生人。“1949年解放时刚上初中”。也就是说张贤亮的中学6年是在解放后上的。在当时，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能够读的起书，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人，不会多。普通工人、农民更不会多。张贤亮“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刚解放就上初中，一直读到高三。新中国没有歧视难为少年青年张贤亮。就是今天的中国，贫苦人家子女读到高三也不容易。所以，至少在当时，张贤亮抱怨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没有影响张贤亮读到高三。张贤亮是新中国，是五星红旗下读出来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二、张贤亮的中学同学和老师。

只有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夕就读到小学毕业，紧接着在解放后立即进入中学。这些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也就是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能够当中学老师的人，也一定是解放前就读书，大部分人读到大学毕业，小部分人也至少高中毕业，才能胜任中学老师。这些人的家庭成份也不会太低。所以，张贤亮的整个中学期间主要是和这些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同学和老师相处打交道。而张贤亮在中学期间，乃至现在，还所怨恨，所过不去的，却就是这些人。

张贤亮在工人农民堆里闹不清，一生抱怨不休。在知识分子圈里也混不出来，年纪轻轻就闹了一个“偷窃分子”，“开除出校”的人生开局，弄的老了老了，还是抱怨不休。

张贤亮说自己是学校同学和老师（谁能说老师就不偷东西了？）中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张贤亮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一个模糊概念。张贤亮经常搞这一套，其独搞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即是睁眼说瞎话的著名例子，以搞模糊虚假，以达造假目的。

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也许有可能。这除了说明解放时“关、管、斗、杀分子”很少，不说明其他。而很少的“关、管、斗、杀分子”，其子女即使“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仍然可以读到高三。而即使没有所谓“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仍然有好多人，即使没有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及格也读不到高三。张贤亮还抱怨什么呢？

“关、管、斗、杀分子”，过去一般说的是“杀、关、管”，这三者的概念很明确，很容易掌握界定。“杀、关、管分子”中，包括所有不值得同情的，对新社会极端仇视的杀人、放火、投毒、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张贤亮加进去的“斗”，就模糊了，不容易界定掌握。如果加上模糊的“斗”，张贤亮还只是班上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家庭成份高的同学，一般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不说其中有没有先天遗传因素，至少有两个后天有利因素，一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家中必有文房四宝，以及多少不等的家庭藏书和字画等；二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家中大人一般都懂的识字断句，以及从小就受到“诗书继世久”的传教等。这些家庭的子女，自幼能比较早地接触到书籍、书法、绘画、音乐，以及读书功名成就的熏陶等。因此比一般工农子弟和其他一般家庭出身的子弟，有更优越一些，学习成绩能更好一些的条件。

这样家庭的子女，人之常情，也不想自己的学习成绩比其他一般家庭和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差，至少不差太多。这也使得这些学生，更努力刻苦学习。这诸多因素，都促使在学校里，家庭成份高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比较突出、比较好。

张贤亮“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读书竟然读到“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的地步，匪夷所思，搞什么搞。

四、至少在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成份不太影响升大学。

在五十年代，至少在张贤亮就读高三的1954年或1955年，一般家庭，特别是工人、农民等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女，能读到中学，读到高中毕业的毕竟不多，因为那必须在解放前就读到小学毕业。因此，那时候的大学招生即使想使用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排斥家庭成份高的学生进入大学，也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情况应该是，解放后，大学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大学的招生数量也在增加，大学生的读书费用则减少到几乎到低廉免费的地步。那么，在当时中学读书的出身成份比较高的学生，将有比解放前更多的机会升入大学深造。是这样吗？

相信只要公布当年的大学录取学生的出身成份统计资料，一定支持本文的说法。作为连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贤亮，有很好的条件取得详细资料数字，用事实说话。而不是象怨妇一样，价日里没完没了，冗长空洞地长吁短叹，恶毒咒骂。

而张贤亮的“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不要“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自己就把自己进入大学的大门关掉了。而张贤亮却没完没了地怪罪于“身份识别制度”，毫无自知之明，自省之心，不知羞耻到这等地步。

就算谁都可以怪罪“身份识别制度”，就张贤亮不行。即使事情如张贤亮所说，也轮不到张贤亮来说。由张贤亮来现身说法，打抱不平，犹如请流氓为良家妇女申冤诉情，呵轿护驾。还是哭错坟头，烧歪高香；装神弄鬼，惹鬼进宅。

五、张贤亮为什么在临近高三毕业时被开除。

1、张贤亮说“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对穷的错误解读和抵触，以张贤亮之小人之心，度天下人，始终是张贤亮所有错误思维和行为的根源。这里不多说，多说可能为张贤亮招来更多公愤。

现在仍有这样的学生，因为某种原因，对学校、对老师，乃至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于是仇恨学校、仇恨老师、乃至仇恨社会。但是这些年轻的学生，却天真的认为，可以用不学习、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逃学、旷课、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或者故意乱七八糟地做作业等等，来对抗老师，报复学校和社会。拿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学习时间和机会，开青春和人生的玩笑。

张贤亮对自己“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因为解放而没落，从富足优裕的家庭生活，以及显耀光鲜的社会地位，突然间破败跌落，是不是有不理解、不接受？是不是有怀恨在心？是不是有仇恨和报复的想法？这些仇恨和报复的想法，是不是白天黑夜，无休止、不间断地噬啮扭曲影响着张贤亮的情绪、性情和学习成绩？至少现在张贤亮是不接受的，是仇恨的。

2、到图书馆看小说，是此前乃至今后所有“经常旷课”和“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的最好和最体面的理由。

而张贤亮因为经常跑图书馆看小说，所以“经常旷课”，以至““高三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这恐怕不能怪罪张贤亮深恶痛绝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吧？而张贤亮也不会是在高三班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才突然间全不及格的吧？

“经常旷课”，严重违反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严重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生中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不轻松，不好玩，不体面。

不知道在现在的中学，学校和老师是怎样面对“经常旷课”，长期“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能高中毕业？是不是能熬到高中毕业？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校里的“小混混”一词，是不是说的类似人？不知道。

年轻时候的张贤亮，还使人联想起大清完蛋后的一些八旗弟子。张贤亮象不象完蛋了的旧制度的纨绔子弟？

3、谁在偷窃？什么样的人在偷窃？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

好家伙，“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也就是说，“这种顺手牵羊的事”，只有天知地知小偷知，连神探如李昌钰也不可知；而李昌钰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样的人啊，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无人可知；也就是说即使学校知了，“自行破案”了，即使不是张贤亮遇上，也是冤假错案。于是张贤亮自己给自己“不良少年”的劣迹平反了。顺手还给了开除他的学校一耙子：学校对张贤亮搞冤假错案。这就是张贤亮惯常使用的障眼迷糊法。事情是这样吗？

一、这些东西偷了没有用，不能用，只能“顺手牵羊”，乘隙偷来，寻隙扔掉；二、偷这些莫明其妙的东西，不够报案条件，公安局管不到。这样的小偷，偷的忒离奇，想的忒周到。

搞这样损人不利己事情的，只有心有怨恨，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心眼，又有点心计的人。这样的人，一心希望学校最好能经常出一点事情，闹得同学间人心惶惶，互相猜疑，不得安宁。于是没有事情也要想方设法搞出一点事情，于是经常喜欢搞搞这些小动作，恶作剧，偷着乐。

张贤亮，有点像。

当然学校不会仅凭“有点像”，想来还有其他说法。但是对搞老虎门之类的人来说，结果还是一样。张贤亮拒绝一切说法。对张贤亮来说，即使不是张贤亮偷的，即使是其他人偷的，即使是神探出世也不管用。而偷东西却又确确实实存在，于是张贤亮只能学耶稣一样走上十字架。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

这里，张贤亮说的是“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而不是“偷窃分子”兼“反动学生”。不要小瞧其中的“兼”字。这里张贤亮既不用逗号，也不用顿号，而是自行塞入一个“兼”字。张贤亮不是很喜欢“正式文件”吗？在开除处分张贤亮的正式文件中绝对没有这个“兼”字，这个“兼”字是张贤亮的又一个伪造假冒历史的证明。

张贤亮又一次使出障眼迷糊法，其开除主要的是因为“反动”，仅凭“反动”就可以开除了。所以，“偷窃”仅仅是“兼”，是附加的，强加的，冤假错的。张贤亮是很细心的，张贤亮的小聪明、小心眼用到家了。只是张贤亮自以为高明，忽视了天下人，天下小心眼人不止张贤亮一人。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虽然有点象无奈挣扎哀鸣，但其中“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基础”之说，倒是有点象老实话。

其一：很难想象，做学生时即心有怨仇，经常旷课，不思学习，不学无术，抱有严重的“破罐子破摔”心态的张贤亮，在此后的劳动工作中，能很快痛改前非，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学习业务技术，认真勤恳工作。

其二：即使在没有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无论国内国外，个人的各种不良记录和劣迹，还是很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影响，会造成这些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不顺利，这些挫折和不顺利再可能反作用于这些人，加剧这些有着不良记录和劣迹的的人的不良心思和劣迹行为。可以这样解读张贤亮吗？

所以，张贤亮的最有效平反，最好从在中学被认定为“偷窃分子”开除出校，开始平反。

而这个反就算能平，若按张贤亮所说，能平也变得难平，不让平。李昌钰还没有出来查，张贤亮就信誓旦旦地说李昌钰也查不出来，好像张贤亮比李昌钰更能似的。如此，谁敢接这个茬？就是有人敢接茬，也没有用，也瞎忙一场。还有谁比李昌钰更有权威，本事更大？绕了这么大圈子，正是张贤亮想要的。即使真相，也万万不能白于天下。

张贤亮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只有事情是张贤亮自己做的，张贤亮才能这么自信。这有点像荒唐的“老虎门”，及其荒唐的周老虎们。“机关算尽太聪明”。

这些都是张贤亮很遥远的年轻人时候的荒唐事情了，本不值一提。只是张贤亮自己花里胡哨地叨叨不休、念念不忘，并还一本正经地与很严肃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扯在一块。打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幌子，肆无忌惮地用假冒伪劣攻击过去的整个时代，给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抹黑，给右派分子抹黑。

花起花落，云披云览。闲来一笑说。

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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