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氏处理三件事情的三种态度说明了什么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鄙人不善文笔，由题目即可看出。请读者硬着头皮、耐着性子、皱着眉头嚼蜡一番，或许有所心得，也未可知！
（一）
为了一套寄托无限情感的军装
为老将军们立下了不可逾越的规矩
一九八五年六月邓氏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比如五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十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于是乎，众多戎马一生的老红军、老八路、离休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后，在世者均无军服可穿。逝者呢？江苏省军区有一老首长病逝，“治丧办”要逝者着便装，遭到家属的强烈反对，不让穿军装，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军区请示总政治部，总政治部未置可否，不予表态，“治丧办”领导拍板“穿”！前头有车，后头有辙，众多戎马一生的老红军、老八路、离休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如此这般，能穿着无帽徽、无领章、无军衔的“三无旧军装”，也只能感到颇为满足，高高兴兴的去见马克思、毛泽东了。老将军许世友的着装也毫不例外，定制的旧式军装，因身体水肿穿着已系不得风纪扣，忙乱中有人灵感闪动，用剪刀把衣领后面剪开。脖子后的衣领比别人多了一剪刀豁口！善良的人们有谁能够想到，许老将军人生最后的“军服”竟是这般模样。“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他就如此魂归故里，葬于家乡墓地，为老娘尽孝去了。鄙人笔拙，写到这里，不知用五味瓶中何味，人类固有的七情中的何情来述说个中滋味与情感了。
是什么人对人民解放军的绿色军装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这么渴望得到一套绿色军装呢？笔者姑且妄加揣测，可能是那些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为中国劳苦大众谋利益而身经百战的幸存者吧？也可能是那些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在漫漫长征路上、在八年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吧？他们无一不是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者！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他们是共和国的宝贵财富！
鄙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内心思忖，他们大都年事已高，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如果满足了他们这个太不本分、宛如蛇吞象般的超级心愿，如果满足了他们这个过分奢侈的物质需求，中国人不会有很大的意见吧？不至于上街游行吧？更不至于造反吧？国民经济不会承受不起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吧？更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吧？也不会给政治清明的中央抹黑吧？邓氏站的高看的远，小人物望尘莫及！位卑的小人物百思不得其解！
“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十套也算不了什么！”多么温情脉脉，多么令人感动！
“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重要？”多么掷地有声，多么铿锵有力!
邓氏的原则性，由此斑可窥全豹。既有浓浓的人情味，又有坚定的原则性，邓氏当之无愧！人们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敬仰啊！
（二）
面对日益严重的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
却非常大度地、有善心地 “往往下不去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邓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段话，邓氏讲得非常对，讲得非常好，本人衷心拥护！经济犯罪问题，古今中外，不管何种社会制度，均不能完全杜绝。但是： “改革开放”仅仅一两年，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经济犯罪问题就如此严峻的摆在我们面前，已经危及到国家是否会改变面貌，其速度之快，其势头之猛，真的令人惊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电视、报刊、杂志的常用词汇是犯罪分子钻了“改革开放”的空子，那么，“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空子给违法乱纪者们钻？“改革开放”政策是否为犯罪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打开了潘多拉魔瓶？“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是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邓氏紧接着说：“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这样来认识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要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要抓几个大案。……，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此次讲话以《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题收入邓氏《文选》第二卷（402页）。
邓氏的话，其逻辑玄妙，其含义深奥，无人能够企及。对清清楚楚的不容易搞错的经济犯罪问题，一面说“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一面又说“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一面又说“不能处理太轻了”！ “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现在是什么局面呢，邓氏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为什么“太重也不行”呢？中国有句老话：“有错必纠，有错必改”，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中国还有些老话：“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也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有些问题虽然不能完全做到“防患于未然”，总可以尽量做到“亡羊补牢”吧，把经济犯罪的危害程度和其恶劣影响尽量降低下来，是一般的常理，总不能“知错不改”“养虎为患”吧！鄙人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完整准确的理解邓氏的话？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同公安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那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此次谈话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题收入邓氏文选第三卷（33页）。请读者注意，刑事犯罪“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那里？主要是下不了手”，这里又是“下不去手”！这个词是多么令人熟悉！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氏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一定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的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此次谈话，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目，收入邓氏《文选》第三卷（297页）。
此次讲话，距上面引述的邓氏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的讲话，已是七年时间，经济犯罪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由经济犯罪升级到腐败，多么令人震惊！是量变还是质变？过去，国民党腐败，共产党领导老百姓，万众一心，经过艰苦的奋斗，打倒了腐败的国民党。如今，改革开放了，刚刚几年啊，共产党也存在“腐败”现象了，怎么能不令人震惊！
邓氏语言是很有特色、很深奥的，很耐人寻味，很耐人深思。“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言之切切，振聋发聩！可是，“本来”之后的文章是怎样作的呢？“本来”之后的文章作的又如何呢？鄙人对语言修辞学丝毫不懂，好像习惯的说法是：“本来是要如何如何，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后来）就没有如何如何”，这个句子的语法是不是对，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说，敬请行家斧正。邓氏反腐败，是不容质疑的，“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邓氏文选出版了三卷，其中讲反腐败的文章有多少篇，鄙人没有统计过，有好事者可以耐心的数一数。再者，我们都知道，“说”和“干”可能不是一回事，“讲”既是“说”，那“干”的又如何？“说”，可以仅仅说说而已，“干”，则要有实际行动、实际成果的！
“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可见邓氏反腐败是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身先士卒的，我不知还有什么词句可以用在这里。由于邓氏的经常检查，邓氏的家教一定很严格，一定是个模范家庭，一定不会存在腐败问题，一定连腐败现象也不会有，所以一定查不出任何问题。闻名全国、遍及全国的“康华公司”是别人家开的，倒石油、倒木材、倒钢铁、倒煤炭、倒彩电等腐败的事，可能是子虚乌有，就是有，当然也是别人干的。
“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可见腐败之多。“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由此，我记起了上面引述的邓氏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的讲话中，有关于同经济犯罪问题斗争的一段话：“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此时、此处的“下不了手”，是别人的事，是认识不统一。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认识尚不能统一，领导者的水平如何，领导者的能力如何，值得商榷！ “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时过七年了，“下不了手”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困扰着“我们”，如何理解此事！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我们”下不了手呢？这个“我们”是否包括自诩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氏本人，我看是应该包括的。
“往往下不了手”是不是就是不抓？
“往往下不了手”是真的反腐败吗？
“往往下不了手”会不会促使腐败更加变本加厉、有恃无恐的滋生蔓延呢？
“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本身是不是就是腐败？
“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仅仅是“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吗？那么，什么是真正包庇腐败呢？
此时请读者再来回味一下邓氏的豪言壮语，“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其味道如何？是否纯正？“这个关一定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的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由此可以看出，反腐败这个关，在邓氏讲这番话之前，是没有过的，是没有兑现的。在邓氏讲这番话之后，反腐败，能否过关，能否兑现，请读者耐心等待看实际效果。
“往往下不了手”，邓氏之仁慈、之温情、之体恤，令位卑的小人物深深感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不近人情，毛泽东建国前在延安杀黄克功，建国后在保定杀张青山、刘子善，这些人无一不是老红军，乃货真价实的老干部，他们对敌斗争坚决，战火硝烟中骁勇善战，战功赫赫，杀不得啊，毛泽东却杀之不惜，毫无刀下留人之意，可见其是多么的不近人情，而且还大讲“防止和平演变”、“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斗私批修”、“反修防修”，声震华夏，警钟长鸣！因此，林彪谓之：“周期性的整干部”，有人谓之“打击老干部”。但是，毛泽东的这些不近人情之举，中国的老百姓视为英明之举，视为伟大之举，中国的老百姓为之高呼万岁！
（三）
面对“反腐败”的爱国的热血青年学生
他是怎样说的又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大家再来细读邓氏以下的几段话：
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氏《文选》第三卷211页）
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氏《文选》第三卷300页）
由邓氏的话中不难看出，广大的青年学生们上街游行的主流是爱国行动。连邓氏自己也说：“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正之风，反对腐败，难道不是爱国的正义之举？虽然也不排除有极少数的坏人搞小动作，但是，任何时候都要分清广大的群众和极少数坏人的关系，任何问题都要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氏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氏《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6页）”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邓氏接见外宾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邓氏《文选》第三卷《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11页）”大家都懂得，能够“以教育、引导为主”方法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能够“使用某种专政手段”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敌我矛盾，决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使用某种专政手段”来解决可以“以教育、引导为主”方法解决的问题，是否妥当呢？是不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渊源，对于运动，邓氏是深恶痛绝的，可能是谈虎色变吧，对于学生运动也是如此，所以才冠以“学生闹事”之名。看来，邓氏不管手段是否得当，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邓氏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氏《文选》第三卷《中国不允许乱》286页）” 历史上中国的学生和老百姓上街都是为了什么？不用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就是学生和老百姓一年一次上街游行，说明了什么问题？邓氏自己的说法是：“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笔者认为，不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而是把持党和国家大权的某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是社会的现状引起了老百姓普遍的、强烈的的不满。中国的老百姓有充分的理由思考，邓氏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吗？邓氏所说的那个党的领导，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吗？邓氏坚持的那个“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指出的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吗？
“中国不允许随便示威游行”，老百姓因为什么问题而游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邓氏似乎是不关心，起码是不太关心。不怕老百姓不满，而是怕“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大家都知道，外国资金进中国，不是帮助你搞四化的，外国人没有那么多的善心，除了要消耗中国的能源，使用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之外，他们的投资是要有回报的，还要谋取暴利的！怕影响了外国人的利益，这就是邓氏的着眼点。
为了“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而抓紧立法，如此雷厉风行，也是一个奇闻，“违法的就要取缔”，于是乎，取缔集会、游行就可以师出有名了！与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时“往往下不去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是说毛泽东听不得不同意见吗？不是说毛泽东压制民主吗？不是说毛泽东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吗？如此立法之事，毛泽东不会去做，但是邓氏却做到了。
为了一套寄托情感的军装，面对老军人们立下了不可逾越“规矩”的邓氏，面对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往往下不去手”的邓氏，面对学生运动，面对高呼“反官僚主义”、“反不正之风”、“反腐败”口号的爱国的热血青年学生们，他是怎样说的又是怎样做的呢？有了“闹事”之名，有了“立法”之举，于是，邓氏一咬牙、一跺脚、一甩手，就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唯一”，就把坦克车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邓氏大名也终将因此壮举而名垂史册！
（本文原名为《由邓氏“遵守规矩重要”和“往往下不了手”谈开去及其它》，笔者少许整理再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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