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式思维。其实，当时华的选择，是特殊情势下的不得不然。而使华陷入这种“不得不”困境的，正是毛的“不作为”。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毛去世后华的处境很好，左右两派他居中间，可以左右逢源，保持一种平衡。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它只有在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才能成立。一是华的领袖地位无可争议，二是左右两派势力相当。
但是，当时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由于毛没有明确钦定华为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的御笔，后来被证明是牛头不对马嘴，只有在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时才能起到“奉天承运”的作用），虽然在右派老人的支持下，华凭借“第一顺位”和“主持中央工作”这两大身份暂时取得领袖地位，但地位极不稳固。只要具有“传达毛的旨意”、并“对毛的旨意有解释权”这两大优势的左派举出新的证据，打出有力的筹码，华的地位即岌岌可危。无疑，江青咄咄逼人的强势，表明了左派正有此意图，这使华感到了压力和威胁。更重要的是，历来被视为毛之代言人的江青（加上身份特殊的毛远新），确实有能力威胁华。华本来就因为资历、威望不够而自信不足，此时更感到危险迫在眉睫。
其次，当时左右两派的势力极不平衡。整个文革期间，始终是左强右弱。尤其是毛临去世前发出的最后一击“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右派大佬纷纷落马，右翼势力凋零，力量所剩无几。在被打倒的右派没有获得“解放”之前，即使华与右派联手，也无力在正面对抗中抵挡左派进攻。正因为正面较量没有胜算，华才不得不挺而走险。同理，确有意“取而代之”的江青一派，正因为在正面战场上颇有优势，才没有做好挺而走险的冒险安排。后来华也承认，所谓“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只是“欲加之罪”而已。
对1976年的华来说，“保住领袖地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由于这一目标不能通过平衡左右达到，他不得不果断出击，截去自己的左腿——这既是正常人的正常选择，也颇有几份决断和果敢。
还有一个理由支持华去左联右：右派上得台面的人物，都是一些七老八十之辈，不象左派大都还正在春秋，年龄与他相当或更小，足以对华的地位构成直接威胁。对于将“保位”作为第一要务的华来说，已无力问鼎领袖权位的右派，当然是可以合作的，他们最多只能作为辅佐而已。既然只能做辅佐，又何不辅佐自己呢？华自问，在治国理念上，自己与右派的差距不大。他同样想改变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路线（除文革狂人外，无人不思改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华算错了两点。一，右派强人虽难以身登大宝，却可以幕后操纵。要操纵，华并非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的权力源于对毛的继承而非右派大佬的选定。二，左派倒下后，右派成为唯一可利用的力量，“解放”老干部势在必行。作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这一群体有着强烈的否定文革及“非毛化”倾向。这种倾向和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同样有意于纠正文革、但权力合法性却源于对毛的继承的华，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最终成为了右派向前走的绊脚石。这就是本来真心支持华，甚至有意让“小平晚一点出来”的叶剑英，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华的原因。最近，看到熊向晖女儿一篇回忆当年“华叶结盟”的文章。文章讲了很多内容，但重心似乎还在最后一句，叶剑英曰：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
华对右派中最强势的邓小平，并非没有警惕。但在左边一条腿已去、金鸡独立的状态下，他已无力阻止邓的复出。随着被“解放”的老干部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要求邓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势不可挡。
由此可见，作为领袖，华确实不够“英明”。他既无在困境下掌控局势的强力，又不能预见到几步之后的变化，只能着眼于应付眼前危机。但是，他也绝非庸才。正象毛所评价的，他“有经验，不蠢”。如果毛生前能够做足功课，正式宣告天下，至少在政治局内部明确他的接班人地位，使其地位难以被挑战。或许，他可以下好这一盘左右平衡之棋。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华的脱颖而出，是在周恩来去世时邓小平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确定的。在此之前，毛是如何打算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暴露”，毛将如何安排接班之局？实际上，有邓的右派，才能与左派势均力敌，形成平衡。邓“暴露”的时机不早不晚，令毛措手不及，既打乱了毛的布署，又使毛来不及重新布局——在死神的配合下，说到底，邓才是真正的掌控者和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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