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赤旗《公开信》的公开信

答赤旗《公开信》的公开信

：巡夜人

有好事者告诉我有这么一封《一个中国国际社会主义者致所有中国泛左翼同志的公开信》，里边提到一个人好像还是我。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了，看上去似乎这里也是这封《公开信》的首发地。
　　赤旗同志说“来读了某位年轻位托派同志的一份公开指责我的贴子，我思考良久是否有必要公开回复回复……也许目前确是个恰当的时机，进行某些公开的说明，也希望能澄清一些想法，并呼吁中国左翼的整体联合。”
　　我没有那么多想法。首先，赤旗同志的《公开信》中提到了我，我觉得有必要把某些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其次，既然是致“所有中国泛左翼同志”的，我应该也是其中一个，我不能代表其他人，但至少还可以代表我自己发表一些看法。
　　而且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也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我的公开信将从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开始。对“个人私事”不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按照小标题找自己想看的部分。我首先要说明，我一贯有着言辞激烈、拉东扯西的风格，这并不表明我对赤旗同志本人有什么看法（不论好的还是坏的）或者恶意。因为总有些人的鼻子比狗还灵敏，总能嗅出点什么味道出来；何况还会确实有一些狗在看着呢。这样的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一、我的派
　　
　　赤旗同志写道，
　　
　　那个“经济夜游神”本来就是脾气暴的人，又不是真托派，但好歹也算是资深的社会主义者，是“黑板报”时代的“毛左”。本来对你们翻译工作贡献颇多，为了一句意气之争。当初捍卫版面的战友变成了拔剑相向的仇敌，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布道者”的翻译工作失去了一大奥援，而“夜游神”又开始自己做“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互联网到处游荡”，真是相煎何急啊？而且没几天，论坛就给封了，也好一了百了了。
　　
　　这段话中其它内容后边再谈。单说里边给我的几个定性，“不是真托派”，“资深的社会主义者”，“‘黑板报’时代的‘毛左’”。除了“资深的社会主义者”之外，其它两个说法都不属实——虽然我更喜欢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是否“资深”，当然也有待探讨。
　　首先，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托派，相反，我一直强调自己不是托派，而且也一直公开的或者私下里与托派有一些争论。除了一些不善于知人的毛派，没有任何人认为我是托派。萧武就是这样的毛派中的一个，某年他当面问我，你现在是托派了？只因为天益那里成了托派托派集散地。某毛派网站转载我的《萨科奇上台，法国左翼出路何在？》一文，也加了一个前言，说对我的托派言论要注意批判。他们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在文中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国际性，还说“要想遏止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必须旗帜鲜明的高举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接受和承认阶级斗争，并促成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来巩固和发展阶级斗争，首先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方向，就是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普遍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难道毛派认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需要高举？阶级斗争要有条件的“接受和承认”？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不需要联合？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有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条标语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刷上去的。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打麻将？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托派”，不论真的还是假的。毛派的“和托派有接触就是托派”的逻辑还是很有问题的。
　　其次，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毛派”。黑板报我是去过的，在那里第一次与毛派同志有接触，但是当年去过黑板报的人应该都有印象的就是，我一直与毛派公开辩论。最激烈的一次就是与ID“红色轻骑兵”之间的争论，毛派同志发过帖子说我是“游荡在天堂里的孤魂野鬼”，说我是冒牌货。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上海红旗的留言板上我也和很多毛派争论过，主要是就文革等问题。在“黑板报”和“上海红旗”被封之后，我还在“革命数字”上与毛派继续发生过争论，文革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点。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虽然目前“黑板报”恢复了，但是很多当年的争论文章已经不见了，而且留下来的文章中也有许多回帖消失了。光凭现在“黑板报”上还存在的那些帖子，是不能全面判断当年的真相的。
　　与某些不善于知人的毛派一样不善于知人的某些托派，秉着人必有派的原则，在处理我究竟属于哪个派的棘手问题上，认为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我应该是毛派，既然我不是托派。张长海就多次把我归入毛派，还自作聪明的认为我是远离了派系活动的毛派。像列宁说的那样，在老鼠眼里，没有比猫更可怕的动物了。
　　我曾经说过，我只是一个马克思派。我深深以此感到自豪。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再继续细分下去，只有一次反官灭资还是谁曾经和我开玩笑，说就创建一个颈椎病派马克思主义吧。红草这种喜欢标新立异的傻瓜，甚至发明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再者我也认为这样那样的“派”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换个角度说，毛泽东在解放前解放后都说过“要多读马列的书”，托洛茨基也一向尊重马克思，他的最拿手的“不断革命论”本就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荒谬变种，所以，不论是托派还是毛派，倒是都应该像我一样，老老实实的多看几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列宁的书也是应该多读的，但是我一向认为托派（至少是中国的）完全是因为不好意思才没讲托洛茨基比列宁更伟大，所以就不推荐了。斯大林就更不用说，连不少毛派同志现在都不太待见他了。
　　总之，我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也不承认自己的是毛派。只有托派说我是毛派，毛派说我是托派。其实他们的眼光都有问题。都是太爱表达自己，太爱讲话，但是从来不会去注意，更不会去倾听更谈不上考虑其他人的看法和意见。
　　
　　
　　二、我与天益的风波
　　
　　我与张长海和他的喽罗的矛盾，可不是“一句意气之争”那么简单。把任何是非都理解为“意气之争”而且还只有“一句”，当然很惬意也很简单，但是这往往只是胡说八道罢了。当然此事不能怪赤旗同志不了解情况。有些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也才会在乎。其他人的理解往往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况且，如我所说，这些“派”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他们只在乎表达自己的“话”。
　　我第一次与张长海的交锋，还是在05年。当时天益上某帖子大骂斯大林杀人，我回了个帖子，说不论如何，斯大林都不该采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杀了那么多人，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是不该那样对待的。李星（我所知道的是：李星=张长海=陈泰=战斗队员=包子，可能还等于其他一些ID，我就都算一起了）却突然出现，指名和我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原话已经忘了，即不是说那些人该杀，也不是说那些人不该杀，大意似乎是说我的话有错误。因为莫名其妙，所以我就又回了个帖子，李星再回帖子，“建议终止这种没有意义的争吵”。争吵不论有意义还是没意义，都是由他挑起，然后又由他平息。我就一直莫名其妙到现在。
　　偶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和他基本上是各玩各的，互不理睬。我只知道他在他的一篇关于南美工运的文章里引用了我翻译的某文章中的几句话。偶尔有一些接触，好像也就是他发个消息给我，说某帖子该删之类的。直到06年有那么一天，某人给他翻译尼泊尔毛派的一个文件，有个地方翻译不过来，我帮他们给弄过来了，结果张长海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要我翻译这个那个，主要是尼泊尔的东西，也翻译过韩国的、印尼的、中东的等等一些东西。
　　这也就是毛派的所谓我与托派走到了一起。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我早就在关注国际上的事情，在认识张长海之前就自己翻译过一些东西，也就国际上的一些事情写过文章。我翻译张长海提供的东西，当然不是因为这是张长海提供的，更不是因为张长海是托派。和那些没有关系。我翻译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如果毛派要我翻译这些东西，我也会同意的。
　　在这方面我欣赏张长海的执著，在国际资料的翻译和整理上，他是下了大力气的。特别是尼泊尔的系列，会有长久的存在价值，以后任何研究尼泊尔这段历史的中国人，都必须参考那些资料。
　　不过我不是要为张长海歌功颂德而写这篇东西的。不是的。张长海做出了他的贡献，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也不想抹杀。但是，张长海这个人的缺点和阴暗面非常突出。
　　赤旗同志说，
　　
　　在今天的中国托派中，这种愤世嫉俗倾向也很明显，其中包括“天益马评”的那位“传教布道者”，（某同志，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从来不怀疑他的理论修养，他的翻译能力，他的信仰坚定，他的踏实实践，而且很多方面我对这位先行者的实践和经历也相当的敬仰。但问题在于他的愤世嫉俗倾向过于明显，假如也就他自己如此算了，问题在于他所带的“门生们”也受其影响深得其中精粹。他以嘲弄一切为某种表达方式，也包括对于身边那些年轻人，而这不知不觉中带来很不好一些倾向，
　　
　　张长海的问题不仅仅是“愤世嫉俗”。“愤世嫉俗”最多算是心理障碍，轻者自我调节就可以了，重者看看心理医生，用点药，也会有显著的疗效。张长海的问题的实质是自视甚高，极端自负，导师心态严重；另外，他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也过于功利，总是利用别人，心理非常阴暗。
　　就在我在天益翻译资料的同时，那段还算比较漫长的时间里，张长海不只一次的向我放过冷箭。因为我说过自己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张长海一次在回帖中说，那些自称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的人最容易成为叛徒。看来在他眼里，我比毛派更可恶了。托派革命成功后，毛派统统吊死在路灯上，而我自然就是分尸了。如果我回复某些帖子，他会经常说一些“你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啊、“说些‘其实我们观点差不多’来掩饰分歧”啊什么什么的。至于说我缺乏了哪些实际斗争经验，这种缺乏体现在哪里，如何影响了我的观点，他是从来不会说的。
　　确实，我没搞过派别，没拉过山头，没扛过枪，没煽动过群众闹事，没组织过工人护厂，没上过书，没抗过议，没资助过革命团体，没掩护过同志，没竞选过人大代表，体制内体制外的“实际斗争”我都没参与过。所以，托张长海的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狗来骚扰过我，虽然我也被称为“资深的社会主义者”。
　　好在我还有一个好使的脑子，有足够的判断力。柴荣义愤填膺的说过，真想不到巡夜这样读过这么多马列的书的人，居然支持革命阶段论。我回答他，正是因为我读过足够多的马列的书，所以我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什么破烂玩意。
　　我在天益与某些人发生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之后，我都冷处理一段时间，因为这些人咬人的功夫十分了得，如果你不退避三舍，他们会一直对你狂吠。这样，自然也就不会翻译张长海交代的任务了。而且每当我与这些人冲突，张长海当然都旗帜鲜明的站在那一边，所以他也会考虑到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这时他就会与我联系，有时候还会嘘寒问暖，牙还疼不疼啊之类的。所以后来每次突然张长海出现发消息表示关心，我自然就知道，紧跟着就有光荣的任务了。
　　这光荣的任务也不是那么好完成的。张长海一次对我说，他交给我的那些尼泊尔的通讯，英语好一点的人，有个十几分钟就可以翻译完一篇了。惭愧得很，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在天益那里可以说好得出奇了，但是要我十几分钟看明白一篇通讯自然是没问题的，但是要翻译，我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十几分钟”。我是个给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人，要是我有那么多的“十几分种”可以什么也不管专门翻译尼泊尔，那资本家不是太白痴了？马克思教导过我们，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还教导过我们，剩余价值有着天然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时限。既然资本家不可能让我一天24小时工作，那当然会让我在工作的8小时里一会也闲不下来。我只有忙里偷闲一点一点的翻译，因为时间上不能连贯，所以实际上要用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再有就是带回家去翻译。为了信仰，我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在读书、学习和翻译上，因此已经造成了家庭矛盾。不幸的是，我妻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她也不懂什么主义与问题，她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能不能赚钱。我告诉她不能，她当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花费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多陪陪她。
　　这些私人的事情，我当然是没有向张长海说过。而且，跟他说了也没有用。他的脑子里，不存在为别人考虑这回事。有几次我告诉他，我工作很忙，一时不能翻译东西了，让他找别人，他过不了几天还是会给你发一堆东西要翻译。自然，他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可是我也不可能为了这事献身。我多次跟他说，让那些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多翻译点东西，他们有的是时间。有时候我甚至想，他给我这么多东西翻译，是不是纯心是想让我没时间写东西。这当然只是开玩笑，可是，我放下了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搞翻译，这也是事实。
　　即使这样，又如何呢？某次，张长海发了个帖子，说某些人为什么参与实际工作。有的是想在左翼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的是因为认为这些工作确实值得，有的是因为什么什么。关于我，他在给当时的版主biaogang回帖子的时候说，你以为巡夜翻译这些东西，是为了帮我吗？
　　张长海也可以算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如果他坚持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原则的话。在他这里，我无非就是个工具而已，这一点，我和他一样清楚。在他那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而他的同志就是那些对他顶礼膜拜的没见过世面的笨蛋，这些笨蛋在各个方面都与他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彼此间的“正反馈”关系又进一步加强着这种高度一致。我可以在某些事情上不计较，但是我不会心甘情愿给别人利用，而且在利用的同时，还时刻不忘讥诮几句，以显示他的明智和高超。
　　不过在翻译事情上的过分倚重我，也是张长海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他身边的托派喽罗还有那么一个人，具备起码的英语水平，而且也愿意像我一样尽力翻译，他估计也不会垂青于我。这些空谈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家们，很多人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红草听说还是某高校的研究生，不久前就写出了they are used to create trouble这样的句子，一句话，六个单词，两处错误。往大了说，这是浪费我国的教育资源，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国的公共资源浪费得实在太多，也不差他这一人；往小了说，是浪费他父母的钱，他父母自然该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做学问将来做大事，却不知道儿子连中学英语都忘光了。
　　这次天益的“意气之争”，导火索并不是张长海，而是首先与他的哼哈二将，红草和柴荣发生的冲突。红草和我一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也不用多说他什么。柴荣自己首先提起曾经与我有过的密切关系，那么，自然我也就得多说点什么了。
　　在05年左右，因为天涯的帖子，柴荣开始与我联系。我得说明，我从来不曾主动与任何人联系过，所有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的人，都是首先找我的。这倒并非是我高傲，而只是因为我的经验。我认识一些人，慷慨激昂，看似同志，其实一接近就知道，他们大多是些水平低劣的偏执狂，不但不可能有任何前途，而且还会给你惹一身麻烦。柴荣和我在MSN上聊了很多次，那时候关系还算很不错。我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跟班，从来没有要求过他做什么事情，除了一次建议他就巴黎公社写点东西；他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我也总是尽力给予答复。而我从来没有用过“我的答案是唯一正确你必须接受”这样的态度，总是启发式的、平等的帮助。我不需要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只希望我周围的人能够有独立思维的能力和起码的常识。我愿意为此帮助他们。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认为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意志，别人不应该强迫他们，或者以“引导”的名义教训他们。
　　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想法不正确，有些人就有那种“受虐狂”倾向。他们需要有人做他们的指路明灯，让他们在高唱“哈里路亚”的同时义无返顾的走下去。如果让他们自己走，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俄国革命后，有农奴大哭，没有了地主，我们可怎么活啊？在精神世界上，他们与这样的农奴一样可怜。
　　这样的人不值得尊重。
　　我去天益，就是因为柴荣。他告诉我在那里有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版，问我是否愿意去做版主，我答应了，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义不容辞。ID是他帮我注册的，密码到最后我都没有改过。那时候，谁也想不到后来会与托派同志们幸会。
　　第一次在MSN上和柴荣聊，下线的时候，我就说，很高兴认识你，不像那些毛派，简直没法说话。他说，没法说就不说。后来有一次，柴荣对我说，对毛主席（这是他自己的用语）的客观评价可能要到一百年以后才行。再后来有一次，柴荣跟我说，他接触到一些托派的东西，觉得很有道理。再后来，他就成为了托派，和我往来越来越少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思想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也不是个别的。实际上中国很多托派，虽然热衷于咒骂毛派，或指责其他人是毛派，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从前的毛派。他们从前是毛派，今天是托派，明天没准就变成蛋黄派，谁知道。他们都是些派别分子，如果离开了派系和派系斗争，他们会无所适从，简直活不下去。这也是他们深得张长海真传的一个关键因素。至于各个派系的原则和实质，他们的理解都非常肤浅。托派一贯在攻击革命阶段论宣扬不断革命论，可对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理解，大多都肤浅的一塌糊涂。这一点上毛派并不比托派高明。毛派整天高喊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思想，可是对于毛泽东思想中那些深刻的东西，关于矛盾的对立和运动，关于实践观点，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却毫无了解，只知道整天颂扬文革。像萧武这样欺世盗名之徒甚至公开宣扬起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和解与合作了，如果毛泽东活着早就枪毙他十次八次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
　　但是至少在柴荣刚开始成为托派的时候，和我还保持着某种良好关系，虽然也就某些问题（比如托洛茨基的某本书）有过一些争论，但也都是些平和的讨论。一直到07年4月，不公开的，我与红草通过邮件（那是个邮件组）争论的时候，柴荣突然爆发了。洋洋洒洒的写了长篇大论来声讨我，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红草对他是很不客气的（“你有病啊”，这是在那前边一封邮件里红草对他的原话）。不过一想也正常，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派系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我就是“敌我矛盾”了。古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之谓也。因为我“是脾气暴的人”，所以也写了长篇大论来抨击他。来来往往好多封，最后是柴荣在07年劳动节休息的时候写了最后一封邮件，不过这之所以是最后一封，是因为我没有看，这封邮件至今还躺在我的邮箱里，状态是未读。我读了，肯定要回，我回了，他是不会肯罢休的。
　　我不怕争论，也不会因为别人和我争论就记恨谁。这事结束后，也就过去了。待到下半年柴荣弄某本美国人写的书的时候，要我去发表意见，我也就去了。不想又触了某位高人的霉头，无故被骂了一通。来而无往非礼也，我也就一条一条的指出，那位自以为是的高人其实是个狗屁。
　　因为我一直在争论，与各式各样的人争论，所以赤旗同志（想必也有其他一些同志）认为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这点我不承认也不否认，我的原则是，你和我说人话，我就和你说人话；你不说人话，那我就不把你当人。
　　不过也因此有了自知之明，知道年青的同志们是不能碰的，不论女的还是男的，不论是碰肉体还是碰精神。虽然后来柴荣又拿我的纪念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说事，爱国和爱国主义的扯不清楚（在他那里，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颇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威风），我敷衍了几句，也就拉倒了。在那之前红草也为了爱国主义的事情和我纠缠好久，这也是他“不捐一分钱不献一滴血”的思想基础。
　　托派这些英雄们真是无事可做了，整天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涮来涮去的，和自由派穿了一条裤子，而自由派的人也还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高。（“外国媒体曾经十分担忧，北京奥运会会强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现在看来也是多虑了，中国民众的表现相当不错，观众表现出很高的体育竞赛欣赏水平，对各国运动员的精彩表演给予了热情的回报，当牙买加天才运动员博尔特狂风般地打破百米世界记录后，鸟巢九万多观众齐声为他唱起生日歌，这感人的一幕不知还有哪个国家发生过；而美国篮球明星科比感叹，中国就像是美国队的主场，‘我受到了姚明的待遇’。中国数万志愿者，其热情周到的服务和微笑，也受到各国运动员的一致赞扬。网民们投票选出的最敬佩的‘非冠军运动员’，前三名都是外国运动员。”李大同，《争论中闭幕的北京奥运》）这也是“敌人赞成的我都反对”的老例。因为毛派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倾向，所以托派自然要拿这个开刀了。
　　民族主义与左派是势不两立的，这永远是一条真理。但是与幻影做斗争，就非常可笑了。尤其是在工人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几乎为零。恩格斯说，我们允许堂吉诃德与风车做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桑丘这样做。
　　赤旗同志所说的这次天益的“闹得不可开交”，其实来由很偶然。那是TIBET3月事件之后不久的某天，我无意中打开了某个帖子，看到某人（我还不知道那就是柴荣）说，巡夜又在说感恩了。我想了半天，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就斗胆回了个帖子，问，这个巡夜是否是我？我不记得我说过。柴荣倒很磊落，主动跳出来说：某天他看我的博客看到了我说这样的话，但是刚刚再去看不到了，不知道是我删了还是管理员删了；还有一种非常小的可能性，就是他记错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真是荣幸得很，柴荣居然还在看我的博客。其实看过我的博客的人都知道，那上边大多是一些七零八碎的闲话，很少有正经东西。我就回贴说，我确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帖子也没有被删的。搞来搞去，他终于承认了，轻描淡写的说，是他记错了。顺便又指责我别的东西。
　　他记错了。他这么随随便便一错，就给我加上了向政府献媚的罪名，要不是我碰巧看到，我就被坐实了。若干年后，人们回忆起来，可能还会说巡夜说过TIBETAN应该感恩。我深感柴荣堕落之可怕，后果之严重，没有想到柴荣现在已经成了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我不敢说他是有意诬陷，但是客观效果就是给我造谣。他的这个谣言在他们的群里散布出来，又由张长海贴在了BBS上，配合默契，心有灵犀，所差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幸被我看到了。真是功亏一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他们的祖师爷是戈陪尔。
　　即使我脾气不暴，这个时候我也不能再沉默了。特别是，看着柴荣和其他对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托派们高谈民族自决权，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糟蹋成了笑死人的蠢话，我就开始反驳他们。然后柴荣从差不多人人都读过的列宁的文章中摘录了一大篇文不对题的东西来教训我，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理解列宁的意思。有趣的是，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托洛茨基从来都是靠搬弄是非过日子，他却没有抄出来给大家看看。
　　后来我就匆匆写了一篇关于TIBET事件的帖子，很简略，因为我没时间。柴荣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我巡夜没有成为左翼反对派，实在是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太无能。于是，我从政府的献媚者升级为工贼和叛徒，好听点说是讲坛社会主义者，难听点说是杀人的帮凶。我这个时候是真的愤怒了，毫无忌讳的向他进攻。要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写出来也是给自己整理，不会发表出来，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又说睡眠不足，五百字以上写不出来。这种可笑而无耻的作风，也是张长海的真传。因为张长海也是这样，你说什么，他都在一边冷笑，又不说他自己的看法，装出一幅高深莫测的模样。这种方法只能骗骗未成年少女和那些智商还不如未成年少女的他的托派喽罗们。而这种伎俩柴荣还没有学像。
　　随后柴荣又暴露了他更丑恶的一面。他说，我之所以和他翻脸，是因为他从前和我接近，而现在接近张长海了，我心理不平衡。否则，某某人也写了关于TIBET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去骂他，而是去骂柴荣呢？这难道是人说的话吗？说这样的话，我还有必要把他当人吗？如果不是他造谣在前，污蔑在后，我会和他废话？他还质问我，你凭什么说你了解TIBET的真相呢？难道你有卫星照片吗？这不是一幅活脱脱的恶少的嘴脸吗？我说就是柴荣这种人，从前居然也吹捧过我的文章，我深以此为耻。柴荣回复说，他从来没有吹捧过我的文章，他相信他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我回复说，我给你留点脸你还真不要，要不要我把你的那些吹捧都翻出来？他不吭声了，转移到别的话题去了。
　　没有什么需要更多说的了。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这幅流氓无产者的德行不是跟我学的。恭喜他的导师，带出了这么好的学生。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法再在一个坛子里共存。我已经不愿再在天益那个垃圾场里混下去了。可巧这时候又来了地震。我知道他们这些家伙对这种事情肯定是麻木不仁的。但是这不够，我要报复，我要看他们表演。我就去天益发帖，要他们捐款。其实，捐款是自愿的，不能强迫。但是我知道托派英雄们肯定要为自己寻找这种那样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越发衬托他们的冷血和无耻。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出丑的机会的。果然，天益那里大大小小的托派们轮番表演了，资产阶级啊、资本主义啊，都出来了。转移视线啊、转嫁负担啊，也都出来了。关键在于政治的说法也出来了。高潮就是红草的“不捐一分钱不献一滴血”的悲情诗篇了。张长海自然还是老办法，敲边锣打太平拳。这些英雄们这回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嘴脸，彻底暴露了他们是些什么东西，彻底让人们了解到了什么叫作“言则称於汤文，行则譬於狗豨”。这些英雄们只会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胡言乱语、胡作非为。我也彻底过了一把骂人的瘾。
　　话说到这里，故事已经基本上讲完。我倒也并非做“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互联网到处游荡”。天涯是我的老根据地，我的重要帖子都在那里首发。那里不是左派的地盘，但也没人找我麻烦。在那里和在别处一样，我都是一个人，不属于任何一派。和从前一样，总会有人来找我，也和从前一样，我始终以善意的心来迎接客人。
　　最后，想附带说说我的脾气。我的脾气确实有些暴躁，但是与其说是暴躁，不如说是我不喜欢不痛不痒的东西。我想在上边我也相当详细的说明了在天益的冲突中我为何“暴躁”，如果仅仅用一句“脾气暴”来形容，是完全不正确的。
　　在所谓的列宁的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太粗暴”。文中他批评托洛茨基“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他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称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并预言他们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
　　被列宁批评为“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人，却被吹捧成了理论家，而且起劲的反对起了“官僚国家”。这也未免是个太大的讽刺。
　　赤旗同志说我“脾气暴”，大概不是暗示我是斯大林式的人物。这看似无关紧要，但是我认为一定要指出来。
　　在“粗暴”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是有着杰出的先例的。摘录几条马克思和列宁对一些人的评价在下边。我认为他们的“粗暴”，实际上是坚持原则和有洞察力的表现。
　　
　　马克思评价考茨基：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是个天生的俗种。
　　
　　马克思评价卢格：卢格已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能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列宁说托洛茨基：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胡乱摘引些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托洛茨基非常喜欢“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
　　
　　
　　
　　三、毛派与托派
　　
　　实际上，在我看来，多谈毛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毛派当然是整个泛左翼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也有类似萧武这样忙着向民族资产阶级献媚的败类，但是很多基层同志还是坚持着左翼立场的。
　　但是，中国毛派的立场已经与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了。从根本上毛派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痕迹，除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借鉴来的一些词汇还在继续使用。毛泽东思想本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毛派中已经消失。毛派已经更接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如赤旗同志所说，毛派确实还在脚踏实地的做事情，还有着许多令人尊重的品格。但是这些并不能保证他们思想和实践方向的正确性。毛派将来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毛派也可能彻底失败，这同样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毛派的成功与失败甚至与毛泽东思想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们只不过叫毛派而已。
　　比如，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旗帜的一个政党。而就是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伟大的”普拉昌达同志，在经过了多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提出的政治纲领，是如此的令人失望。成立了共和国，却是联邦制的而非中央制的。掌握了政权，却是通过议会选举，今天上台明天就可能下台，实际上这次总统选举就已经为毛派敲了警钟。放弃了武装力量，根本无力防御潜在的反动力量反扑。土地纲领是渐进式的实现耕者有其田。所谓渐进式的，其实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农民向地主赎买土地，就是沙皇俄国19世纪解放农奴时采取的实际上是剥夺农民的做法。普拉昌达甚至公开宣布，在21世纪议会政党民主是一条可接受的道路。尼泊尔毛主义和普拉昌达的政见与毛泽东思想相差有多大，还不一目了然吗？
　　托派当然热中于指责毛泽东思想（中共）是农民意识。但是他们却无视这样的事实，农民意识是不可能长征的，农民意识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的，农民意识也是不可能在建国后迅速工业化的。他们的脑子里，只有欧洲美国。
　　我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托派都持有一种同情和认同的心理。这种心理因素很复杂，其中部分因素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对毛泽东模式的不认同。托洛茨基派也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虽然他们和其它任何派别一样，把自己的偶像挂在嘴边上没完没了，但是毕竟，他们没有搞出太过标新立异的名词出来。原则上他们坚持阶级分析，坚持革命道路，旗帜鲜明的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反对国内国际资产阶级，批判官僚国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这些都让很多特别是那些“言必称希腊”苦读洋人书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认同感。
　　但是一旦继续深入下去，中国托派的不成熟（用最善意的词汇来表达）就暴露出来了。在理论水平上，托派甚至还不如毛派，至少毛派有一整套自恰的逻辑。而托派呢？托派一直在攻击毛派“玩手腕”，“搞计谋”，“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理论并不是这么庸俗的东西。（我再强调一遍，毛派只不过叫“毛”派罢了，他们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都很不一致。）但是就是红草小朋友，曾经发贴大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同盟，他的导师张长海颇以为然。这真让我想起了1963年社会党国际的“社会主义雪茄”，在烟盒里并排躺着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巴枯宁。在我表示不同意见之后，他们回答我，无政府主义可能不好，但是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有许多拥护者。按照这个逻辑，毛派在工人中有更多拥护者，他们早就该和毛派站在一起了。可实际上呢？乌烟瘴气而已。
　　还是红草，曾经发了个帖子，是某地某些人讨论十月革命之后该不该杀沙皇的。导师张长海怎么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呢？张长海大言不惭的说，不要认为王子公主什么的年纪小就没罪过，他们出生在沙皇家庭就是罪过，该杀。这和文革时的“血统论”、“出身论”有什么不同，我还真没看出来，如果有不同，就是文革时至少还给人一点“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的希望。我回贴说，马克思曾说沙皇是“食婴者”，看来张长海是不愿意让沙皇独享这一称号。后来，biaogang版主露头，回我的帖子说，如果是杀凡尔赛匪帮，那他绝对赞成。没错，我也可以再附和，如果是杀我家东面的邻居，我肯定不赞成。红草可以再回复，如果是杀火星人，他还可以考虑同意。张长海可以再回复说，如果是杀火星劳动阶级，那也不可以。如此等等。张长海总居高临下的说毛派没有一个真正的辩论文化！而托派的这种越扯越远的辩论文化，又和自由派那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废话有什么区别呢？
　　赤旗同志说“我从来不怀疑他的理论修养，他的翻译能力，他的信仰坚定，他的踏实实践，而且很多方面我对这位先行者的实践和经历也相当的敬仰。”他的实践、经历和信仰我没兴趣，他的踏实我有亲身体验，他的理论修养，就是这种水平。曾经张某人发过一个帖子，内容是关于中央编译局翻译托洛茨基著作的，张某回贴说，他们就干了这点有用的事情。是啊，中央编译局翻译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全集、选集和文集，当然是没有什么意义了。至于出版其他国际共运的文献和代表人物著作，编辑毛泽东著作外文版，那就不只是没有意义了。
　　在老鼠眼里没有比猫更可怕的动物了！在托派眼里没有比毛派更碍事的了，除了我这种号称没派但是最容易变叛徒的之外。不知柴荣如今是否还在拿同性恋大做文章？一旦不去诅咒毛派，托派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只剩下拿肉麻当有趣了。
　　当然了，在张长海的带领下，他们还在翻译国外资料嘛！他们还在整理旧书嘛！没错，这也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在做，并非是托派的独门法宝。而且，如赤旗同志所云，“翻译工作当然重要，而且理论的累积非常重要，但这决不是唯一开始做的工作，即使从安全角度考虑也绝非如此。难道只有去关注1920-30年代的历史资料和万里之外的拉美政治吗？中国的工人阶级固然能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更关心也更应关注的是身边的事，他们与他们阶级兄弟姐妹每天所经历和遭遇的，他们还会遭遇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
　　张长海曾经说过（因为他说的话特别多，所以也只能经常把他拉出来，这也并非完全是私怨），在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上，才能真正看出来是什么人。这话不错，可是对眼下发生的事情，我就没见到过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观点。我曾请柴荣转达，请问张长海对广东试行农村集体用地直接市场交易有什么看法？柴荣不知道是否转达，但是不见张长海有任何表示，柴荣倒是对我提这样的问题表示愤慨。一旦遇到具体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就发现自己那点教条不够用了，可是他们宁可用种种理由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也不肯脚踏实地的去学习。在讨论我的时候，箫武曾经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在经济学，而在哲学和社会学，以此暗示我只懂“没精髓”的经济学。而就是这样洞悉一切的箫武，据说不久前还动过考金融专业研究生的脑筋，幸好这次他有了足够的自知之明放弃了。我倒真有些遗憾，如果箫武真的能从事金融工作那该有多好啊！那样虽然中国金融界多了一个无能的笨蛋，但是却少了一个害人的混蛋。
　　而托派也不比他高明多少。托派当然不会说“精髓”在哪里不在哪里的蠢话，但是其它的蠢话说得并不少。哲学上，他们毫无概念，有一次一个小托派发个帖子，硬说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文违背唯物主义，因为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可是从实践中来的并非全是正确思想！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是否已从小学毕业，都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那不是一般的差，在天益那里任何有关现实经济和经济理论的讨论都进行不下去，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连教条都背不出来了。在社会学领域，他们稍微熟悉一点了，教条也好背了，也幸好有那么的现成的教条给他们背，于是就夸夸其谈了。连赤旗同志在给所有左翼的《公开信》里也不忘提醒别人，“正如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所断言的：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可以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建立起工农国家，但它们无法早于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恰恰给中国政府以极佳的辩护。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工农国家，自然只能走向资本主义了。托派的这种论调和80年代的“补课论”何其相似！如果49年后中国的所谓“工农国家”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什么呢？
　　邓小平说，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看来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还不只他那一帮人。别说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就是马克思时代“生产力发达”国家，难道在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和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人均GDP在800美元以上的国家相比吗？马克思时代，除了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资本主义进程，法国工人阶级只集中在几个少数城市，特别是巴黎，还有很多是手工工人。遍布广大法国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小农。而德国，工人阶级才刚刚开始形成。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需要有英国的经济条件，法国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辩证法。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说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才能成功，他们也没说什么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蠢话！
　　托派理论水平的低下，和他们祖师爷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低下是一脉相承的。托洛茨基总以理论家自居，其他一些人也以理论家来恭维他，其实他的理论水平也就和斯大林差不多，比毛泽东差远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根本没法比。我根本没法看完他的任何一本书。写得那叫什么玩意！我曾经与柴荣就托洛茨基的某著作展开讨论，柴荣最后只能用“托洛茨基应该是知道的”、“托洛茨基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废话来敷衍我。还有一次，柴荣勃然大怒：难道托洛茨基还不如你吗？不论托洛茨基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些什么，在他的书里可到处都是荒谬的破烂。拿一个例子来说吧，在《斯大林传》的序言中，托洛茨基写道，“而党本身是思想的产物。”而托洛茨基写下这话的时候，已经享有理论家的名头很多年了。党本身是思想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斯大林都不会说这样的混帐话。
　　托洛茨基的一套理论没有一点是他原创的。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从孟什维克那里偷来的，孟什维克说俄国太落后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不断革命论，是从德国人帕尔乌斯那里学来的，这个德国人在1905年革命的时候给托洛茨基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他成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后来这个德国人成为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有人怀疑他在1905年就是德国间谍。对官僚国家的批判，来自于第二国际对列宁“布朗基主义”的指控，伯恩施坦、考茨基和自由派对苏联官僚体制的分析比他好得多。普列汉诺夫甚至在十月革命进行之时就断定苏俄必将失败。托洛茨基一辈子都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投机分子，缺乏远见卓识，搭上十月革命的车是他唯一一次正确的选择，而他也正是借助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赢得了虚名。他擅长的也就是卖弄辞藻的把戏，这套把戏在糊弄那些缺乏思维能力和不谙世事的人方面很有效果。
　　
　　
　　四、形势与任务
　　
　　赤旗同志就国际国内形势做了很好的总结，所以我只补充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是我认为赤旗同志没有强调的，有的是我认为赤旗同志的描述存在错误的。
　　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刻，开始了新的阶段。
　　在80年代末到2006年的这个阶段中，金融资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金融资本通过投资银行控制了证券市场，通过交易所控制了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大宗商品的交易，从中获得惊人的利益。他们还购买了大量的不动产以牟取暴利。据去年《经济观察报》报道，去年3月，北京某区的某投行，光个人所得税就上缴了2000万。可以说，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整个地球。而金融资本是最远离现实经济的资本，金融寡头从来都是最反动的势力，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干脆把他们比为“流氓无产者”。在金融资本那里，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账面上数字的不断增长。
　　同时，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也有了大转移。大量的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从而规避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劳动保护法律和力量较为强大的工会，并盘剥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的劳动力，兼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业资本从中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负担都加重了。发达国家的劳动保护性法规陆续遭到破坏，福利体制逐渐破产，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岗位丧失，工会会员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看似获得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在全球化中转型，大批工人的劳动技能失去价值，只能从事劳动条件艰苦、收入微薄的没有保障的工作。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就业竞争的激烈，使整个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被压在较低水平，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缩小。
　　所以说前一段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阶段。现在开始“物极必反”了。
　　首先，是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复苏。苏东事件之后，各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沉寂下去，并很少取得成功。但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从数量上、规模上都大大增加了，其中不乏牵扯到工业巨头（比如通用汽车）和重要部门（比如纽约公共交通业，美国和欧洲的各大港口以及法国的事业部门等等）的罢工事件。这些斗争的直接结果并不是胜利，而是工人阶级重新意识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性。
　　其次，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发展中国家迅速造就着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局面下，中国新的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旧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随着国企破产、转制、下岗和年龄的增大而趋于消失。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浙江等地的工厂中的产业工人阶级直接来自中国的农民阶级，与农民阶级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形成与中国农民阶级的破产是同步的，他们也遭受着最苛刻的剥削，因此他们蕴藏着最强烈的革命性。在大中城市中的大中型企业中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公司职员，大多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他们代表着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有着更为先进的观念和意识，也受着更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他们没有前一类产业工人那么强烈的革命性，但是他们终究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他们天然潜伏着本阶级的意识，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产业资本的转移使发达国家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新增就业多为服务业中的收入较低。而在国外投资的收入是以资本收益形式实现的，本国劳动阶级不能直接受益于这部分收益，只能参与二次分配。这样，就使发达国家的劳动群众的收入源泉不断萎缩，失去购买力。这是此次信贷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目前种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代表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家的利益，也代表了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利益，而最为严重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会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后果往往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大规模战争。
　　在前一段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考虑到中国必然而且已经参与到全球势力重新划分的过程中来，出于对由此而来的摩擦乃至战争的担忧，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开始公开或者隐蔽的采用一方面拉拢一方面打击的方法来限制中国。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的利益斗争，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根源。
　　从2006年起，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衰退，由此引发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动荡，并导致了实体经济衰退，暂时还没有好转的迹象。金融资本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它们，但是国际金融体制的变革已经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必然加强，金融体制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将受到遏制，发展中国家将不再无条件的欢迎外来投资。这也正好迎合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而自由民主又是资产阶级的总的倾向。在促使中国政治体制自由化方面，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面对来自官僚资本主义的对抗。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这种对抗将决定中国的政治走向。
　　所以，在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要诉诸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寻求劳动阶级这个人口的大多数的支持。为此，他们动用他们掌握的全部意识形态工具，拼命向劳动阶级灌输各种似是而非的垃圾，毒害劳动者为他们火中取栗。在国际上，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强大，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在所难免，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军国主义的威胁和国家机器无孔不入的监视。面对这些，左翼应该怎么办呢？
　　赤旗同志强调国际工人阶级的合作，这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却是不可能的。国际无产阶级没有对接中国工人阶级的渠道，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如同赤旗同志所说的情况，“在西方，一些工会和工人的革命组织联合可以协调十数万人的总罢工与大规模示威”，那又如何呢？他们可曾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功吗？他们有真正革命的纲领和目标吗？他们知道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另一端吗？没有，他们只不过为眼前的利益斗争。
　　过分看重这些数字很容易导致盲目的乐观。比这些数字更多的，是那些资产阶级如何获得巨大胜利的数字。在中国，则连起码的民主权利都没有，而我们许多了不起的左派们，还在一听到民主权利就不屑一顾。赤旗同志说，没有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无法与国际工人阶级共同行动。那么，首先，中国左翼需要争取的，是纯粹资产阶级权利，即民主权利。赤旗同志所说的“罢工自由，独立工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主权利不仅仅是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它是一系列的权利的有机构成。因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在寻求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左派不能夺取领导权或者至少是话语权的话，终有一天中国将实现自由和民主，那时全部左派将名誉扫地，右派将获得全体国民的支持。
　　同时，托派如果在寻求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并且希望能够领导这一进程的话，托派首先要在工人阶级中确立足够的威信。而托派在任何国家都是小集团，在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没有获得过普遍支持。如果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是由工会推动的，那么，改良主义的欧美工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不难以回答。以去年通用汽车的罢工为例，虽然给美国资产阶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最后的妥协方案却是，新工人享受不到老工人享受的福利，同时通用汽车为工会建立一个养老基金，由工会去华尔街投机以支付工人养老金。通用汽车自己的投机基金早已经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而工会却试图去华尔街捞一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比皆是。我丝毫不怀疑欧美共产主义者的觉悟和牺牲精神，但是所到欧美工会，欧美工会很容易的就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国工人阶级的苟延残喘。
　　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赤旗同志幻想，“当任何一个节点任何地区的工人阶级遭受到某资本家或某资本集团的攻击时，其他节点的工人阶级有义务和有责任用自己的方法去援助那里的工人阶级，甚至可以采用以打击与该资本家和资本集团利害相关的资本家或资本集团来援助需要援助的工人阶级。通过这种持续性的长期的全面的组织化互相协调的打击，国际工人阶级既可以削弱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攻击，也可以进一步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并训练出一支真正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大军，当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整体素养达到某一高度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才能建立起来。　”
　　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有什么价值呢？赤旗恰恰回避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政党，这一切都是美好的空想而已。（赤旗同志说，“组织化运作是进行真正实际斗争所必然需要跨出的一步”。）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当然不是像托洛茨基胡说的那样，是“思想的产物”。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只有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或者组织，终究逃脱不了堕落成为改良主义、机会主义集团或者小宗派的命运。
　　赤旗同志乐观的说，“资本在疯狂的扩张中，看似所向匹靡，却也异常脆弱。全球化的生产链将世界各地的工人联系在一个‘世界生产车间’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异常变化都会导致整条生产链的崩溃。”如果资本主义这么容易就崩溃，那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很遗憾的看到，即使如赤旗这样非常有头脑的托派，也还是在逃避复杂而严峻的现实，用“最后的胜利”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来盲目的鼓动。
　　中国的左翼不需要这种自我陶醉。左翼必须脚踏实地。不光是我们，可能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下五代六代都看不到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会因此而绝望。赤旗同志所描述的那些深入实践的革命者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中国左派的楷模，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派。左派只能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只能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下。团结在天安门纪念堂周围的是宗派，团结在托洛茨基胡话周围的同样是宗派。只要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利益，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这也就足够了。至于在组织上，大家各搞各的，不需要为对方负责，这也是良性的竞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让工人阶级认清各个派别的真实面目，才能检验各个派别的灵丹妙药，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左派要让工人阶级知道，在中国还存在着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才是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理；这样，待到将来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激化甚至发生革命的伟大时代，工人阶级才能信任所谓的左派，左派也才能领导工人阶级。我始终认为，是阶级斗争来拯救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拯救阶级斗争。
　　如果说整个泛左翼的联合，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在整个泛左翼内部，充斥着各样的思潮和集团。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实现的应该是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只能是某一阶段的同路人，最终的分裂不可避免。所以，其实，赤旗同志对“中国左翼力量”的公开信，是没有必要的。赤旗同志面对所谓的“中国左翼力量”只能喊出“呼吁中国所有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为尽可能早地在中国为工人阶级实现基本权利-‘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而努力”，这是多么可怜的联合啊！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一切。没有集会的权利民主就是空谈。没有普选，永远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合法斗争。没有司法独立，法律永远是可以被随意滥用的工具。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可以罗列出很长很长，对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势地位，这些权利尤其的重要，赤旗同志却只想着“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罢工自由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而独立工会也早已经陆续出现了。赤旗同志呼吁了半天，最后却只是归结到这两个已经落伍的要求上，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
　　
　　这篇东西写了差不多有20天，我说了，我很忙。最后一部分写得很潦草，也是因为忙。还是因为忙，我宣布，对任何质疑、反对或者赞同，我都将不与理睬。谢谢诸位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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