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山东经济发展论坛上提出将教育贷款扩大到初中,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并将义务教育作了新的“诠释”和“发展”:即国家拿钱,特困地区由国家担保向银行借款。
对茅先生此番“新论”,笔者实在莫名其“妙”。
何谓义务教育?《世界人权宣言》庄严宣告:义务教育即免费教育,至少初级阶段应该如此。而教育贷款显然与此格格不入,甚至是对“义务”的玷污。
姑且不论洋人的“傲慢与偏见”与如何“自以为是”,仅就“义务教育”四字而言,“教育贷款说”亦不能成立。可以认为,接受良好教育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愿望,而教育有其自然成本,受教育者必须为此付费,否则教师只能饿死。因此,唯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受教育者方能“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受教育乃其自由和权利,而绝不可能是义务――否则为了履行国家规定的教育义务,穷人们为此而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乃至生命便不再是非法的了,这样一来还会有和平、正义与文明吗?
可见,义务教育只能且必然是政府的义务,意指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税收制度,在学习和生活方面为受教育者提供完全免费的服务以使其完成规定的学业。没有免费教育,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权便会因贫富悬殊而失去保障,义务教育就只能是欺世盗名。
义务教育意味着公共教育经费必须在GDP中占有足够的份额(不少于4%),否则便是无米之炊,无稽之谈!改革在深化,经济在腾飞,十年来中国的教育经费竟从3.1%降至2.6%,我们有什么资格向13亿“江东父老”妄议义务教育?如此恐怖的教育“大倒退”不过暴露出,问题根本不是“贫穷惹的祸”,而系百年大计与“贵族教育”、“贵族经济”乃至“哪怕身后洪水滔天”之间的取舍。义务教育仅仅要求政府提升GDP中教育所占比重,“劫富济教”,抑制脱离国情的“轿车文明”、“旅游经济”等“贵族产业”,并非苛求其创造财富,此何难之有?是不为,非不能也!
从根本上说,教育乃其外部性远大于私人性的公共产品,这决定了公共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更合乎正义与效率法则,对此经济学家往往会因太“专业化”而“走火入魔,误入歧途”。我以为,“教育贷款说”即为生动的例证。
事实上,教育贷款严重悖离商业原则,尤其是在几无信用理念和体制的中国,基本不具可行性(限于篇幅,无法赘述),于是出现“银行尴尬面对贫困生(《南方周末》曾有报道)”之“怪现状”,贷款者寥寥无几,对广大贫困生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大学生尚且如此,更无贷款“资格”的中学生实不堪设想。即使教育贷款扩及初中,倘政府不以“看得见的手”将教育经费提升至必要的比重,又拿什么向银行担保呢?现实表明,“教育贷款说”无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为教育“贵族化”遮羞并为社会(主要是富人)和政府推卸责任。
也许,茅先生的“贷款教育也是义务教育”乃为长期陷于“经费短缺”窘境的政府分忧,可谓用心良苦之极也。然身为学者,当直陈“真问题”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守所在,方为解决问题之正道,而茅先生此番“惊世之语”似乎有些避实之虚、玩弄文字游戏和“混淆视听”之嫌,特别是面对农村大量失学青少年,“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更是“假、大、空”和对现实的嘲弄。
郭金昌
200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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