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被忽悠了30年：亚当.斯密没说过“依赖市场经济”？
云淡水暖
亚当.斯密这个名字，是当下把持主流话语平台的学界精英、社会贤达们所言必称的，也是公认的所谓“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擎天巨著《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源头。当然，亚当.斯密还有另外一本《道德情操论》，用温总理的话说“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不引人注意，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200年的发展史里面，亚当斯密被接纳和传承的理论，都是来自讲“市场”的《国富论》，而讲道德的《道德情操论》反而“很长一段时间不引人注意”（温总理语）。
此次金融风暴的来临，其剧烈程度和破坏力令人震惊，有些原本很风光富裕的国家，如被认为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样板之一的冰岛，事实上已经在经济上破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劣根性又一次再现，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其破坏力更加猛烈和范围更大。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一些人的思考，有人拿起了马克思的武器，以批判的眼光看他们曾经得益不少的经济制度。
首先，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论断吸引了思考者，比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论述过资本主义经济中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的盛行埋下的隐患。
其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看来，西方确实存在着“马克思热”，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而他们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泰斗级、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还有其它什么“家”们，却急于与马克思主义撇清关系，草民已经不止一次见到有人宣布“国内有人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扬言“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自诩有亚当.斯密传承血液在身体中流淌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特别热，最热的时候据说演讲一次的出场费若干若干万计。
“看不见的手”论，被推崇备至到无与伦比的地位，国企改革——看不见的手；住房改革——看不见的手，医疗卫生改革——看不见的手，教育改革——看不见的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途径”，简直包医百病。然而，金融风暴一来，此药在西方首先不灵了。
有些标准的、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家就类似中国的“经济学家”用挑剔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开始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公认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为企鹅出版社重版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写的书评“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刊于《金融时报》），居然开始质疑亚当斯密被“误读”了。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至少就我能追踪到的资料而言），从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演绎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斯密谈到更广泛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以及制度的重要性…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好玩了，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相当于在质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的两大支柱：其一是“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即泛市场化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二是“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即私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质疑这两大支柱的合理性，进一步说，追问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象下的实质因素。
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被无数西方经济学专家以及二传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专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的亚当.斯密，居然没有切实地证明“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就是说，30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被竭尽全力鼓吹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原本就是一个忽悠，或者说像是赵本山对范伟玩的卖拐把戏？显然，阿玛蒂亚•森更加认定斯密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所谓“价值观”对行为的诱导性，还有强调制度的制约性，起码并不完全认同所谓市场的“自我调节”。
阿玛蒂亚•森居然高度怀疑目前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非被大力宣扬的“完全市场化”、“市场自由化”、“市场的自行调节”、“私有化为基础”，直截了当地诘问“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第一，显然强烈质疑社会经济交易、经济发展的进步被贴上绝对市场化、泛市场化标签；第二，显然高度怀疑私有制和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动力的理据。
阿玛蒂亚•森的表现，恐怕与其被公认的“穷人经济学家”情怀有关，抛开意识形态认同不论，起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阿玛蒂亚•森，并不膜拜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化经济决定论、私有化制度决定论等等的“铁律”之内，而是把目光放开了一些。
可以比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的话语者们，用西方经济学中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大旗，把中国经济暂时落后的形态的国情因素、历史因素虚幻化，完全归结于所谓“市场经济”制度的“缺失”、完全归结于私有制的被阻断。更为荒谬的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原先一直在探索、发展的“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斥之为“违反市场规律”加以扬弃。一副一切都不如人的心态，造就了不敢对自亚当.斯密以降的经济学说法有什么多向的思辨。
但阿玛蒂亚•森不一样，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写过一篇文章《致中国》，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2个世纪以来平均寿命提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更有价值的故事。中国解放后不久，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就开始提供广泛的卫生保健，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不如印度。到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比印度人长14年了。…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印度。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印度的平均寿命的平均增长率自1979年以来却是中国的三倍。…事实上，中国71岁的平均寿命已经低于印度的一些地区，…尽管中国在促进经济飞速发展上表现积极。第一，1979年改革大量取消了免费的公共医疗保险，大多数人需要自己掏腰包购买医疗保险（除非雇主愿意承担，但是这只是很少数的情况）。大举撤销价值巨大的公共服务政治上却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无庸置疑在多党民主的社会不会这么顺当。】
关于“多党民主”会否阻止公共服务被“大举撤销”可以讨论，因为同样为“多党民主”的最发达的美国至今未有实现全民保健，美国有20%的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也没有遇到什么政治上的“阻力”。然而，诚如阿玛蒂亚•森所说“中国解放后不久，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就开始提供广泛的卫生保健，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不如印度。”，在中国的国情下，叫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取向向“市场化取向”的变革。
总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笔下，亚当.斯密并非社会进步必须充分依赖完全市场经济、私有制理论的始作俑者，难道咱们被忽悠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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