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当前中国网络思想界现状
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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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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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de2b1d0100de8v.html
[提图波罗按]此文，对当前中国网络思想界进行了一个并非全面的观察和评价。当然，由于的精英化倾向，对于乌有乡等左派网站，以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向左转的事实，都采取漠视的态度。而对于自由主义，也是采取嘲笑的态度。总体说来，欣赏的是刘小枫、汪晖等人。转发此文，以作参考。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de2b1d0100de8v.html
| 漫谈当前中国网络思想界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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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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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现在各个思想网站论坛的主流（显学）是政治哲学。我很同意，再具体点说，是古/今，中/外之学，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古今之争，夷夏之辩。
毫无疑问，这股风是刘小枫带进来的，刘小枫是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北大的林氏兄弟，赵晓力，复旦的丁耘，无不是小枫（或许还有甘阳）的崇拜者。早期的朝圣山之思充满了小枫的痕迹，我记得海裔也记录过小枫那鬼气森森的尼采演讲。尽管后来海裔等在后现代的问题上和刘小枫分道扬镳（尤其是德里达），同斯特劳斯分手（海裔对被误解成斯特劳斯派那么愤怒，很好玩，其实人家显然更多地指他使用解释学这一工具做政治学，而不是统计学或者博弈论），但从他们仍然都强调政治性的特点来看，他们与小枫仍然是一路的。
按照时下流行的解释，根据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思想史的真正高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古希腊，特别以柏拉图为顶点，隐含着色诺芬这条线索，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不足论；另一个高峰是20世纪上半叶，顶点是斯特劳斯－施米特－科耶夫这三角形，隐含的对立线索是实证主义（如经济学）和历史主义（海德格尔）。
连接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是“现代性”，特别是面向伦理的现代性回溯。斯特劳斯特别强调马基雅弗里，施米特追随霍布斯，科耶夫研究黑格尔，当然最终汇集到尼采。我之所以强调现代性的伦理维度，因为我认为这是勾连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键，也是被炒作很热的“隐秘的对话”的核心思想。于是，又要牵扯出罗马人施米特和追随跟神秘的迈门尼德的施特劳斯。
小枫带给我们很多，从早期的“身成位格”（这可以看作是80年代启蒙思想的余音）到现在的“隐秘的启事”（这是90年代讲政治的先驱）。具体的，一是他的隐晦书写，秘传真理的态度；二是他倡导的解经方法，包含政治性的解释学。三是他的性感文字，过度修辞；这些东西都很邪，却风靡一时。除了朝圣山之思外，早期陈永苗也深受他影响（陈的另一主要思想来源是宪政，公法，恐怕与他在厦大跟徐国栋分不开），所以陈的思想很绕，不清晰，不彻底，我更是对把他称为“自由主义者”而纳闷。现在开始出名的萧武，石勇等也熟读小枫的书，很有趣。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深受小枫的影响，但对96年以后的小枫（即写了《绪论》之后的小枫，转向斯特劳斯的小枫，讲政治的小枫）有着本能的怀疑。
讨厌小枫的人也不少。安替讨厌小枫曲解教义，范美忠讨厌小枫的过度修辞，但这些都没有指向小枫思想的核心。也许，王怡是相对清醒的。（我不知道王焱是否足够清醒）
顺着古/今之争，再讲夷/夏之辨。这在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上，是从民族－国家入手的。但中国不需要，中国有土产的思想，即公羊学（或今文经学）。本世纪初，经学就已经逐渐被新史学代替了。一方面是新（即西学的实证方法），一方面是史学（经/史之争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的核心，章门弟子占据了学界制高点），今文经学成为只有思想史意义的学问。直到80年代，国学热的时候，经学仍然不流行（周易的流行是个例外，但这与80年代末神秘主义的兴起分不开，尽管我们可以用孔飞力的方法给出政治学解释，但仍需实证）。90年代末，公羊学突然热了起来。蒋庆的“公羊学引论”是个先兆，小枫的“源流考”是转折点。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公羊学复兴，其背景一是讲政治，二是阐释学（从德里达和其他文学批评家那里而来），名义上是反抗内圣开外王的新儒学，实质上是托古改制，借尸还魂（从蒋庆东抓一把董仲舒经学，西抓一把阳明心学的慌张样就可以看出），与80年代以美学为背景的国学热完全不同。
由此，政治儒学这一概念被推向前台。其实，儒学是假，政治是真。从大家公认的“法治”别管什么of law,by law的转向“德治”，然后再一枝开两朵，一曰“礼治”，一曰“美治”，统而言之就是“愚治”罢了。与这平行的是新儒学的复兴，而它的背景是文化社会学。这样，我们必须介绍另一个思想界代表人物－汪晖。
汪晖是极富有代表性的，他的工作历程也是无数后辈学人的偶像。从文学批评（鲁迅研究）到社会批评（现代性研究）再到近代思想史研究。顺着汪晖，牵扯出来的前辈有李欧梵，他是国内文化研究的领袖，后辈追随者有韩，旷等年轻左派和华师大的罗岗，薛毅等人（尽管华师大中文系更多人形式上追随李欧梵）。
从以前的李长之，孙伏园，到现在李，汪，钱，王晓明，王乾坤，孙，林，郜等，想做文学评论的，先吃鲁迅几乎是成名的不二法门。鲁迅很复杂，我认为汪晖的鲁迅研究是非常出色的。
接着转向了社会批评。如果说小枫是从前（古希腊和汉代今文经学）往后看，由外向里看的话；那么汪晖则是由后向前看，由里向外看。他们的交叉点在“现代性”，另一个共同点是夸张的文风，过度的修辞（陆兴华的逻辑很清晰，批评颇有力量，但“同情”不够）。汪晖真是个问题人物，他的2篇现代性的长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98年底自由主义/新左派大论战。00年，他的自选集又把口水引向最高潮。
汪晖不讲政治，讲文化，这点很重要。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有卡尔.博兰尼的历史主义，有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有社群主义者的批评，他的对立面是坚持奥地利思想的原教旨自由主义。与小枫的“不食人间烟火”相反，他对现实问题很关注，也熟练掌握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是1870年以前的方法），他的终点是韦伯。
90年代末，汪晖更彻底地回到了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去，当然方法主要是海外汉学家的创造。章太炎－吴稚晖－严复－康有为；科玄论战，文字演化，通过这一系列论文，汪晖提供了沟通国学－汉学的范本，在国外很受欢迎，比刘东更受欢迎吧，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吹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枫讲政治，用的是哲学解释学（或者说文学，如果把德里达看作文学评论家的话）；汪晖讲文化，用的是社会学和思想史。他们的热，与中国的改革背景分不开，整个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逐渐从经济转轨走向更本质的政治转轨。所以，大家似乎可以不谈经济，只谈政治。
与阐释学和文化批评方法兴起相对应，实证主义在思想界集体缺席。经济学家的失语与经济学高度技术化分不开，把广大经济学家从“公共知识分子”转变成技术官僚。同时，随着转轨逐渐进入核心，民众的经济学常识的匮乏，经济学家的声音被大大地压制了。法学家以及部分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逐渐担当起理性启蒙的任务，前有刘军宁，后有王怡。（也许还有邓正来，冯克利，只是他们译而不述）秦晖现在是个很热的人物，但我仍然为他被划入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还是代表人物！）而奇怪。秦是懂实证主义的，且坚持实证主义，他是极少有历史感的学者，应当被看作历史学家。他的理论经验主要来源于早年对苏联农业的研究，但他缺乏思想史的训练，对西方社会批评理论的掌握也有缺陷，这使得他的定位很模糊。他对现实的敏感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影响还不足以与小枫，汪晖形成均势。
网络上没有真正像样的自由主义者。秋风以及思想评论，完全无法拿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来与汪晖，小枫的支持者竞争。自由主义者的普遍缺陷是，1缺乏计量经济学（或者统计学）的实证训练；2缺乏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3缺乏逻辑训练。这些方面王怡做的比较好，影响也较大，但仍然是通过非正规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学术地位远不能被其他学者接受（尽管大家都看他的随笔）。
汪丁丁的定位也很模糊，但他现在几乎不参与争夺媒体霸权的口水战。他讲政治学，却不讲政治；讲文化，却不讲文化批评。这一切使得他脱离了媒体的第一线。徐友渔也是这样。朱学勤的话语空间大受限制，发表言论也更注意修辞，保守主义的色彩也更浓了（但绝不是萧功秦那种没有底线的保守）。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已经不是站在网络最前面的人了。去年是多事之年，一连串的打击使得自由主义者“闻到一丝不自由就恶狠狠地扑了上去”，刘晓波，余杰等与其说在研究自由主义，不如说在实践自由主义，他们没有左派那么宽松的氛围（或者说他们具有左派普遍缺乏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一切使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转入了地下。
这样，小枫的政治哲学和汪晖的文化社会学成为网络主流。经典解释，思想史以及文化/社会批评成为目前中国网络上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对此，我们还是应该理解地同情，首先要理解，然后要同情。其实，古典政治哲学与文化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冲突大的很呢。别看小枫嘲笑过伯林，他也嘲笑泰勒的，嘲笑德里达，嘲笑新儒学的。斯特劳斯看不起实证主义，但更把历史主义当作导向虚无主义的真正的敌人。反过来，形而上学与政治的紧张也不少。我们乐得看他们的冲突，如果这两派学子真正认识到理论关键的矛盾话。
在中国语境里，矛盾就更突出了。从政治出发，蒋庆等选择了公羊学。但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继承的内容却应该是古文经学的东西。好比他们从旧货店里好不容易淘出一件今文经学的外衣，里面却塞满了古文经学的棉絮；嘴里高喊康有为的名号，顶礼膜拜的却是章太炎的叶德辉牌位。蒋庆不管三七二十一，是件古代衣服就往身上套，这是何等滑稽的场面啊。
与小枫的斯特劳斯国学，汪晖的出口转内销国学相比，陈明和孔夫子2000网的根还正一些，主要继承了80年代李，庞的书院传统，虽然无法避免强奸古人的毛病，至少可以少强奸几个洋人，也不用象新儒学那样故做神秘状（我可不是对牟，唐大师不敬啊）。
李泽厚说，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我们可以发现，不仅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学术化了。小枫为代表的哲学家（姑且这么定义吧）介入公共思想领域（无论主动或是被动，有意或是无意），其实是学术研究与政治相交的结果。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介入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转向社会批评，这是政治的结果。众所周知的原因，90年代中国政治有很大的退步，同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媒体真空。政治死了，哪有文学，同时文学又是社会批评最好的政治外衣。人文精神讨论正是在这背景下诞生的。注意，从政治退出而谈文化，这才是新左派真正的开端，也是这些文学批评家与前面说的社会科学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如同蔡元培以美学代宗教一样，第一代新左派以人文精神代替政治精神，第二代（如汪晖）跟上以冷酷的理论审美代替现实良知。借用网络搞笑大师郭金昌的话，是否讲政治，是区分新左派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当然从文学向右转的也不少。左派作家多半是可爱的，左派文学评论家多半是可恶的，右派文学评论家多半是沉默的。鲁迅心里那点黑暗并不一定要作为罂粟花的肥料的。但80年代末那件大事后，很多有良知的人文学者选择了沉默。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如同裴多菲的儿歌，若为XX故，两者皆可抛罢了。其实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所谓的“特征事实”，左派右派也都有共同认识的。从汪晖到秦晖或者汪丁丁，他们内心的冲突也很大，否则就没法成为大师了。倒是网上那些纯粹的原教旨主义者很可爱。樊纲背了个恶名很可悲（他是有直觉也有理论的，可惜理论有漏洞，但没学过数学的人怎么知道），林毅夫的逻辑是自洽的，但无论口水思想家还是著名媒体的记者，似乎都完全无法理解经济学，有意思。
现在中文网络的思想论坛思想原创性少得可怜。既然没有思想，只有口水，还是让我们回归学术，多泡英文论坛和blog吧。
其实，一些网站还是留下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我下载过思想的境界的数据库，好像有3000余篇文章吧，不少东西至今仍然很有意义，口水只会把水搅浑，不会把思想淹没的。法社会学方面的有公法评论，法律思想；哲学方面有现象学网，人大和四川大学的思问；历史的有往复和国学网。社会批评的有思与文，世纪中国。人文的有新学院，朝圣山。电影生活有犀锐，新青年。随笔有闲闲书话，宗教的更多。网上没有值得推荐的经济学网站，即使北望也是不值得推荐的，还不如去北大中心的网下载些英文文献。
最后，我劝XX和XX消消气，你们都不是王怡萧瀚那种闻到不自由就扑上去的人，那么就让我们坚持做个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边缘自由知识分子吧。XX网站多数人太幼稚了。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因为分不清敌我，看不出谁真正反政治；他们在历史观上不成熟，普遍缺乏现实感，从而无法形成立体的历史感；他们在方法论上不成熟，阅读量太小，视野狭窄；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不成熟，他们的反美反日情绪跟张承志大骂日本是一个性质。
我们一要理解他们，二要同情他们。最重要的是读更有价值的东西，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过更有价值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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