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本文主要是拉脑残出来示众,不作深入批判。
“脑残”论
“脑残”,通常也缩写为NC,意思为脑袋残废了.泛指没脑子,但是较“白痴、弱智”。 最近,“脑残”一词在互联网上相当流行,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在中国把持了30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流精英们的集体表演。“脑残”,或“右派都是大笨蛋”实则是一个意思。
这些脑残者或曰极右派或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操纵中国改革30多年。如今,随着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加剧,使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外贸出口锐减,赤字加大,人民收入减少,内需不旺,工厂倒闭,失业率高企。加上“三农”问题,“新三座大山”问题,国家创新能力低等诸多问题,导致国内矛盾日益尖锐。面对原教旨主义者导演的这场悲剧,使人民彻底觉醒,原教旨主义者成了过街耗子,人人喊打。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亦即中国的极右派,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利用把持的阵地仍然胡言乱语,极力维护市场原教旨主义谬论,意欲把由他们导演的这场悲剧,嫁祸给党和政府。以达到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最终实现“改旗易帜”的目的。所以他们众口一词的指责党和政府改革不力,不深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个“脑残”者的表演。
一个是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最近南方人物周刊对其进行了专访,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脑残”者同记者的精彩对话: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王长江: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news/2009/02/5057.html
人物周刊:提出“政改麻木症”的起因是?(王长江年初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新近出现的“政改麻木症”,这位熟谙中国政治的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告诉本刊,知识界的这种思潮,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不但影响民众,也可能影响高层,“他们会不会想,那么,政改就先放一放?”)王长江: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经济危机的解读有各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我们受影响小的原因是我们的体制好。有些学者为这个体制辩护,这也算是一种观点,可以理解。但辩护不能到违反常理的程度。历史上执政党做了很多事,有的是对,有的是错的,有的是当时不得不做但现在看来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把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变成为传统的模式辩护,进而还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计划经济、苏联模式还是值得肯定,这似乎成了一种复活的思潮。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中国能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怎么看“没有改的那部分”? 王长江:国家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宏观调控肯定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控制的方法,还得尊重市场的规律。人物周刊:金融危机以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有些中国媒体也乐于转引这类文章。王长江:西方人用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人家觉得,我这个制度不会因为说几句话就变掉了,随便你叫什么,对我有用的我就拿来,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人物周刊: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也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似乎官方更愿意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非“让权力分散”。这是不是某种认识论的转变?王长江:其实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集中,不在于掌权者该不该有权力,而在于权力的运行过程不科学。有多大权力,就该负多大的责任;权力从哪儿来,就该对谁负责。这些问题没搞清楚,所以看起来似乎搞民主和保持权力的有效性,永远处在矛盾之中。人物周刊:再回到金融危机的话题,有人 说,当前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王长江:前一段我刚好去美国访问,听国外的专家聊起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调控当作一种手段,左与右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按照需要随时调整。反倒是我们过于强调概念,把政策意识形态化。我看不出他们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甚至灭亡,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这位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在同记者对话中,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肆意否定社会主义,把经济危机责任推给共产党,认为是权力过分集中所致,认为推进政改刻不容缓。这一派胡言,竞然出自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之口,研究党的建设专家,研究结果是资本主义不可战胜,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看成是个笑话,直接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还有一点共产党人味道吗?王长江就是一个极右派“脑残”。
再来看看另一位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的一篇《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说得更清楚。
《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http://www.eeo.com.cn//observer/rwmltt/haidao/wzlb/2009/03/10/131814.shtml
文中写道: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此次危机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海内外不少人认为,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容易产生又很容易被更多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看法,然而它却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第一,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某种反常或例外,而不是市场的一般特征。第二,市场机制自有其功能范围,它主要是为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服务的,不能把这个范围以外的问题当成是市场的缺陷,就像猫如果不抓老鼠,那确是猫的缺陷,但你不能把猫不会像狗一样守夜、不会像公鸡一样报晓说成是猫的缺陷。第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宏观调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 (在这方面的政府作用通常表现为微观干预),而是由于在现代社会,政府为了达成多重目标 (其中有些目标超出了市场的功能范围)的协调实现而形成的,是为了实现加上这些目标以后的某种特定的均衡。所以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不同,不是要限制、取代市场机制,而是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 第四,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老百姓的自主经济,所以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与民众自主权利的增进和民生的改善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这只要想想改革以后在市场化真正推进的那些方面,无不增进了民众的自由并改善了民生,就不难明白。相反,那些现在有突出问题以至损害民众权益、影响民生的领域,恰恰是连垄断都还远未打破的地方。把这些领域的问题说成是因为市场化过度,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同样,寻租盛行、腐败丛生的现象,明明是官场对市场的侵犯,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并首先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的特权在作祟,怎能反而把它归咎于市场呢?总之,要排除阻力和干扰,真正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就一定要认真纠正这些问题 (还有其他若干类似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周为民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辩护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按周为民的观点,美国不该发生经济危机。他所臆想的完美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市场经济本身是对资本家有利的机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分两种,一种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掠夺之手,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反掠夺之手、公平正义之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世界公认是由于缺乏对金融的监管,过度市场化、过度自由化。即使是美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是极力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尽量不干预市场原则,这才产生了次级贷款。但在次级贷款基础上的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这个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过度市场化逻辑实践的结果。如果美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直接给劳动者福利分房,还会有次贷问题吗?美国若按照周为民的理念治国,这个国家早就崩溃了。这样典型的“脑残”也是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真乃哭笑不得。
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文章,《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祸首》。文中写道: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哲学包括:反对征税、反对监管、反对政府、反对投资公共产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由修复的市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70年代,由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经济界的正统。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在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期间,美联储一直盲目相信市场的正确性,坚持通过大幅降息的方法增加市场流动性,这一方法屡试不爽,直到本次次贷危机爆发。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主义是不正确的。
这真是天下奇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极力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党校教授极力维护新自由主义。谁对谁错,人民评说。伦敦连续爆发的大规模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已宣告了这场争论的结果。
脑残者不是脑残,大笨蛋不是笨蛋。他们有意为之,其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终结共产党执政。
中央党校盛产“脑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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