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09年第2期《同舟共进》发了个叫王长江的教授一篇《中央党校触动了谁？》的文章。尽管没几个人看过《同舟共进》这么个杂志，但王文却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整的是满城风雨。
看过王文，发现文章中确实有不少让人民群众“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观点，但也并非完全的一无是处。看了那么多对他文章的质疑，甚至对他的观点批判的文章后，本人也打算学着他的样子，不再忍着冲动了，出来为他辩白几句。
他认为中央党校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中央党校究竟是个啥，不是本篇探究主题，姑且认之王文的这个说法。他羞答答扭捏捏认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自己去从事经济活动，总有谋取部门利益之嫌”（其实把他的这个“之嫌”搞清楚，也实在不是件困难事儿），然而在这个“之嫌”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他能够认识到“任何单位这样做了都不正当”，甚至在没说清楚是谁该“理应接受大众的批评”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
从他的叙述看似乎“谋利经商”是个未知否，尽管是这样他却仍然认为理应接受批评。至于说缺了该接受批评的主体，大概不仅仅批评的对象不是他，而他也不具有接受这个批评的身份。社会上议论的对象是中央党校，他却通过这篇文章将特定对象模糊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三转两转又把“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等同了“任何单位”。
看过王文最后“纯属笔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这样的声明，就能够理解，王长江毕竟只是个教授，他个人实在没这个能力去把那个未知否查个水落石出再将“是”“否”公诸于世的能力。他更不能代表校长理应接受因为人民群众“不高兴、不赞成、不拥护”提出批评的资格。更何况，月亮走他也走，社会都如此，一个单位哪能脱离社会。
通过王文使我们知道了他所在单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全新”认识框架下，对亟待探索的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他所在的单位和所在单位的专家教授怎样做，又做了啥，外人肯定是不知道，但这次通过王文却告诉了我们。他不说谁会知道，凭这就该好好感谢王长江教授。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执政一线官员，他们把执政领域中自己不知该如何解决的问题，都交给了类同王长江这样的专家教授让他们研究。执政一线的官员希望让专家告诉他们这些问题该咋看咋办。专家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向他们提供了没有经过“唯一标准检验”的几套方案，反过来再让提出问题寻求答案的执政一线官员学员和官员们对他们的方案进行评判（这话实在是有点儿绕，不知道怎么解题的学生，对老师完成的答案做评判，这叫啥事儿）。对专家教授的研究成果，证明大方向正确的理由是因为获得了这些执政一线官员学员和官员的认可。聪明的脑瓜儿研究出的成果似乎并不需要“唯一标准检验”，而当今社会，当官儿的认可的事，治下的百姓却不必认可，对这样的道理似乎当教授的王长江并不知道。
王长江充满了自豪感和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他对所在单位无限的爱。按照王文之后叙述的众多中央党校的“首先”，王长江所在单位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知识产权的真正所有人，这么多的“首先”实在是颠覆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领导人的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不完全是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进行，而只要王长江所在的单位在，王长江这样的专家教授在，哪里还需要一代一代又一代。
最该为王长江辩白的是他忍不住刺激冲动说的那几句中的一句。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关政治责任和政治生命的问题”，也是件“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事儿。他更认为若他所在单位被看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如果真是那样”，他所在的单位“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有这样的认识是应该肯定，他充分认识到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是不可以的，不要说是他所在单位，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单位，若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大本营就都没有存在必要。
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进行定义的问题。如果仍然是他们这些专家通过自己的思考提供几套答案的话，以他对自己所在单位的热爱，相信所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他所在的单位绝对有“完全存在必要”的结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认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资本主义自然也要有全新认识。面对同样的“主义”却是不同样的标准，想“不折腾”那才是怪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架构，无怪乎强调发展还必须要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全新的评价标准。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资产阶级的政党，是用不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定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利益所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长不出社会主义的苗。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决定了责任也决定了生命，因此也就没有姓“资”姓“社”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哪怕只是个名义，若存在“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嫌疑，也必须要搞清楚整明白。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势必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全球一体化保证，否则就会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不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却必须整明白，若要全球一体化，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解决谁和谁接轨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严重问题，但若能对其重新界定就能建立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和谐世界。
社会主义制度下，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的不同不仅是存在集体所有，还同时存在着受限制的私有以及受批判的私有观念。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不能以任何借口扩大和发展私有，还要最大限度的对私有经济进行限制和约束，同时全社会还必须非常坚决的进行“斗私批修”，铲除私有扩大和发展的温床。凡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吹和散布不问姓“资”姓“社”的思想和言论，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让原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限制的私有经济以及私有观念”能象癌细胞那样的迅速扩散。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一但人类癌症发展到了晚期，包括手术、化疗、放疗手段在内的任何治疗手段，只能延缓生命却不能避免死亡。同样在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别说不搞清楚姓“资”姓“社”问题，就是不对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进行限制和批判，资本主义癌细胞也一定会迅速扩散和快速发展，只要进入晚期，以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照样也回天乏术，死亡成为必然。
从《中央党校触动了谁？》这篇文章推测，王长江是他所在单位忠诚的好职员，但肯定不是共产党的党员。在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仍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照说中央党校只能够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由党的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就有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因此，为了维护党的性质，凡是党内怀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任何人，都应该从党的组织中清理出去。
王长江一个非常好的教授，他在现单位同时当着党建教研部和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的官职。看过他的一系列文章后，本人感觉他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实在是屈才。按照他的水平和能力，本该在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或智库中从事更重大的理论探索，完成更重大的实践创新。只有那样，才能充分发挥出他的全部才干，为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作更大贡献。
当然，即便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或智库打算聘用他，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他本人，更在他所在单位的校长。以上感想，纯属笔者个人观点，也纯属狗拿耗子不是好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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