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署名文章，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但问题是，多党制固然不是灵丹妙药，那灵丹妙药又是什么呢？
面对日甚一日的腐败，不能总是仅仅强调反腐的决心、态度和所谓的成效，而必须提出具体的措施，光遏制蔓延的势头不行，还要消除腐败的根源才是。所谓的“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手段相配合，通过综合性治理逐步解决”，这样的话等于没说，多种途径是什么途径？多种手段是什么手段？怎么才算是综合性治理？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清楚，不然还是等于练八卦、打太极。
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根源，针对根源采取适当的措施。文中对腐败问题的根源归纳了这么几点：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范畴；一个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
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并不是产生贪污腐败的原因。道理很简单，诚如所说，美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照样有腐败，而且因为实行了两党制，腐败已经制度化，可见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来拷问腐败的根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之从前有了长足的发展，照理说贪污腐败不应该存在了才是，毕竟原来的中国可是世界最廉洁的！如果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腐败的程度，如何解释今天已经登峰造极的腐败呢？当然，就此得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腐败就会越严重的结论，那就更加荒谬了。
“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如果这些是腐败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民众政治参与不够，部分党员的道德境界不高呢？毕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高度廉洁的时期，如果这些都是事实 ，那算不算是社会制度的倒退？！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了私有制时代以后，贪污腐败现象就开始滋生、蔓延，并一直伴随着私有制延续下来。腐败和私有制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儿。虽然历朝历代也一直惩处贪腐，但对于皇帝和皇帝的各级官僚来讲，拿点贪点似乎算不得什么，属下的忠心才是最重要的。一般说来，放纵属下贪污腐败，实在不过是变相施以的恩惠，是拉拢人心的手段。当一个王朝草创之初，无一不是励精图治，对贪污腐败的容忍度也是最低，及至这个王朝即将落去，尽管继续纵容贪污腐败只能加速这个王朝的败亡，但这却也正是维持苟延残喘的唯一手段。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提供给人们普遍的希望和理想，就只能供给超额的权利和金钱，否则还有什么可以吸引猢狲的不散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诚然也有少数的清廉之士，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却始终也无法改变整个夜空的黑暗。如果说“千里求官只为财”还是众多为官者的一般心态，那么克制贪婪的底线首先保住官位才是最佳的选择，而不惜一切的疯狂敛财，彻底腐败，展现的却是最后捞一把而后弃船的末日狂欢。私有制下，只能产生私权，所谓的公权也只不过是扩大了的私权。私权交叉构建的一个体系，即便叫做政府，也只不过是一个敛财的工具，一个分赃的体系。这种权力绝对不能制止腐败，因为腐败正是这种权力存续的目的。台湾自不必说，现在公认为廉洁的香港，也是如此。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消防员救火都要看接受财物的多少而定，贪污现象更是光天化日下比比皆是。实非得已，只能在原来的司法体系之外，于1974年设立了廉政公署来专门治理香港的腐败。香港廉政公署有1300人，年经费高达7亿多港币还可以追加，每年12月31日前经费必须拨付到位，否则停止办公。而香港的公务员除了领取14-300万的高薪之外，退休后还可以一次领取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退休金，以后每月还将继续领取原工资60%至80%直到死亡。这就是所谓的香港的廉洁！这种廉洁，实在不过是用公开的集体分赃代替了个人私下的贪污而已。犹如一个小偷冒着风险不过偷的三两万，而只要循规蹈矩的等着，就有准时送上的十万奖金，一定会有很多小偷就此收手。但即便如此，腐败还是不能肃清，毕竟再多的薪金也不能满足无限贪婪的胃口，认为有机会攫取更多财富的官吏还是愿意放胆一试。纵使不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又能养得起多少如此昂贵的官吏？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筹码必然只能不断地提高，国家的生产就会彻底被行政成本所吞噬。我国目前的行政成本已是如此之高，哪里还有上涨的空间？
据说富有的深圳已经着手实行这种所谓的高薪养廉，力图打造反腐的样板。与其说这样做是为了反腐，不如说是深圳的官僚向人民集体宣战，如果他们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共产党员，那么就有一个是对共产党的公然背叛。无论现在的说辞如何美妙，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一行为必须受到清算。
贪污腐败永远是私有制的恶疾，不废除私有制，就不能治愈这个汩汩流血流脓的烂疮。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在私有制的温床上，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封建主义还是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腐败都有着足够精彩的表演。回顾历史，只有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利益的维护者，腐败主体构成的堕落政权，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绝大多数领域首先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才可以奠定起防腐的坚实基础。如果共产党主导，进行二次社会改造革命，重新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彻底消除腐败的基础，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灵丹妙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天然的消除一切腐败。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必须和人民打成一片，接受人民的监管，干部带领人民，但是不能脱离生产。失掉了人民的监管，干部就会退化成官僚，并结成新的官僚集团。凭借着强大的政治资源，强力排斥人民参政，处处替人民做主，从而走向彻底的官僚，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公权变成了牟利的工具，新一轮的腐败便不可避免。名义上还是公有制，经过各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分割，确凿的说也不过是打着公有旗号的集团私有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让这个经济基础为自己的私利服务。
腐败不仅仅是对物质经济的单纯占有，还会导致整个政权大厦的崩溃，所以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进行反腐。腐败因脱离人民而生，反腐也只能依托人民，否则反腐就不得不走向了历史的老路。再健全的法律也要为政者去执行，自己的手永远不会堵死自己贪婪的嘴巴，打向自己的巴掌落下的也格外轻些。所谓的信息透明不过是相互欺瞒的游戏，人民成了旁观者。偶尔冒出几个堂吉诃德，也无一不是搞的头破血流，无功而返。
反腐的成绩如果不是像耍把戏的偶尔演砸了自我暴露，就是震怒之余揪出来几个杀鸡骇猴。脱离了人民，腐败也是维系政权的因素。只是由于日渐暴涨的民愤，不堪重负的财政，形形色色丢尽了党的颜面的出乖露丑，甚至是大刀直接砍向了共同仰仗的支柱，反腐就不得不严肃起来。各种规章制度纷纷出台，一时拉开了反腐的大幕。
而事实上仅仅停留在文字上的制度，无论处罚的如何严厉，还是不能制止腐败。《大明律》规定受贿80贯贪污（监守自盗）40贯皆斩，明初甚至施以剥皮萱草的酷刑，究竟到底吓唬住了谁呢？明朝还不是一样的遍地贪官？就说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三令五申反贪防腐，腐败大案仍然频发不穷。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市委书记胡建学贪污几十万开始，到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等贪污的数额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万乃至上亿！如果有些贪腐还可以归之为丧失党性，追求一时的享受，而后来却已经发展到了有预谋的窃取大量国家财产并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出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腐败者已经不满足于顺手牵羊的一般享受，而已经发展到了对国家政权存续的怀疑，随时准备猛捞一把然后叛国!贪腐带有这样的政治性问题，也算是旷古少有，算得上一个新时代的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制度能够制止腐败！
国家反贪局已销声匿迹，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功成身退，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结果大抵也只能如此。预防是给健康人打针，防治结合固然重要，但重病号更需要的是主治医。机构性反腐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掉进了以吏治吏的泥坑。再增加一个机构，就是再增加一个机构的腐败，如此而已。
任何依靠官僚的反腐，进行所谓的自我革命，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真有十分的真心反腐，就应该把反腐的权力赋予人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获取新鲜的血液，来解冻执政党日趋僵硬的身体。反腐是事关祖国振兴理想的现实事业，只有靠有理想的人民才能完成。战争要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建设也要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打赢反腐的斗争同样也要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如何才能有秩序的迅速动员人民？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精神载体。只要扛起毛泽东思想，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破解反腐的迷局。打破所谓的“不反腐亡国，反腐败亡党”的谬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的军队，清除军队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强大武装力量的护卫下，把权力交给人民，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在光大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下，再巧妙地伪装，也无可遁形。人民的政府怎么可以惧怕人民，不相信人民？
果断的相信并且依靠群众，是真正反腐的标志，是取得反腐斗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只有人民重新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反腐斗争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如果说反腐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重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鼓起人民群参与政治反对腐败的热情。
这就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辩论自由，落实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必须出自工农，贯彻人民陪审员制度，宣布一切没有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视为无效，从而切实重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让人民站在反腐的最前线，以此来纯净人民的党，纯净人民的政府，取得反腐斗争的全面胜利。
伤逝
200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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