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虎邓玉娇案件感想
孙寿慧
法律的尊严与地位是否被破坏和动摇，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性质的底线性标尺：被尊重和捍卫，则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保持本色；被破坏和动摇，则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在变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法律有神圣的尊严、是国家的法律的时候，国家必然是政治清明、百姓和乐的时期；当法律被玩弄，成为权贵私人工具的时候，国家必然是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世界。前者政治的性质是国家政治，后者政治的性质是私人政治。改朝换代之所以发生，绝大多数的原因都是法律的尊严与地位被破坏和动摇，国家政治变成了私人政治。
我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贫乏，使得政治机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但几乎寸步未进，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倒退，这使得腐败由互不联系的个体性，发展为盘根错节的整体性，从下面的基层向上层不断演进，呈“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之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高层一竿子捅不到底了！改革之初的隐蔽的、个体的经济性腐败，终于演变为露骨的、整体的政治性腐败。政治性腐败的本质特征就是行政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执法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二者的行为特征都是视政策、法律为私器，有利于己则用，无益于己则废；为保己利，可以指鹿为马，为害他人，可以指红说黑。行政活动应该是法律意志的体现，法律必须是行政活动的准绳，所以说法律的尊严与地位是否被破坏和动摇，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性质的底线性标尺。当前的中国，正进入了从底线上被衡量其政治性质的时期！近来的事件性案件的判决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陕西周老虎案件。一个制造假老虎的案件，要证明照片的真假，充其量也就是几天的时间，竟然闹了一年之久，为什么如此旷日持久？就是因为照片是假的，才竭力掩盖，企图不了了之，要的确是真的，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就是因为造假者有权在握，肆无忌惮，才厚颜无耻挺了那么久。到后来，用几乎是以秘密的方式“审判”了此案。结果是只有周正龙一人“造假”，背了罪名。此案从侦破到判决，违背常识，漏洞百出。一个普通农民想到用电脑合成技术制造假虎照的可能性有多大？要真想侦破此案那是简单不过的了，普通农民都会想到的：照相机何时何地买的？电脑呢？技术从哪儿学得的？说说合成照片的大致过程如何？再搞一张合成照片如何？周正龙一人有罪，真正的造假者才能无罪，所以，陕西地方官吏只能将破案变为做案。周正龙一人顶罪，保护了一大批官吏。官可以不怕民而如此做案，但是还不怕上级之官怀疑而查处么？在这个影响国内外、被全国人民抨击的造虎案中，陕西地方官吏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背常识、做案庇官的心理能量来自哪儿？我们只能这样揣测：至少有一位上可遮天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们说：“就这样办，没有问题的！”
邓玉娇案。这是继周老虎案、瓮安事件、杨佳案之后的又一个激起全国人民抨击讨伐的轰动国内外的案件，称为2009第一案毫不为过。此案从始至终，湖北官吏都在挑战和践踏法律常识。邓玉娇作为报案者却被拘、送精神病院虐待、诬为自首；而实施侵害的犯罪分子邓贵大的4000块钱却即刻被交予邓家、黄德智等却逍遥自由，涉嫌经营卖淫嫖娼的雄风老板却安然无事。案件被曝光后，巴东官吏不断更改描述案情细节的词语，以有利于邓贵大等，俨然以邓贵大等的保护神形象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迫于舆论压力，才查封了“雄风”，才蜻蜓点水般地处理了黄德智等。末了的庭审更让人感到滑稽离奇：那个被刺伤的黄德智没有出庭，梦幻城工作人员也没有出庭，一个轰动全国的刺人案件审理竟然没有当事证人出庭！ 是担心证人说出真相，还是担心审判出现意外？既然邓玉娇不曾被强奸，就没有隐私，那么为什么不敢真正公开审理？显然，如何了结邓玉娇案，最终已不是巴东地方的公检法官吏所能决定的了，而是至少由省级官吏才能决定的了；最终公安如何定性、检察院如何公诉、法院如何判决，早已至迟在5月31日晚之前板上钉钉了，之后的一切纯粹是走个司法程序而已！操控整个案件的那个隐藏在远处的黑手是巨大的，对上层北京无所忌惮，对下层百姓无所忌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指挥做案，并且还能唤来他们的走狗、知识分子的败类、法律界人渣高一飞、卢建平、马克昌等法学界名角为他们制造所谓的法理舆论支持的氛围！再高深的法律条文，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处在无人以行动阻止犯罪分子、援助受侵害者的境况中，面对暴力不止的邓贵大等三名有官权的男流氓，邓玉娇一个弱女子如何做才能恰如其分地防卫而不过当？！判了邓玉娇有罪，就等于判了邓贵大等无罪，这样，保护了邓贵大黄德智邓中桂周程等，也就保护了一大批权贵！如果依法办掉黄德智、邓中桂（精神胁从犯），则必祸及雄风老板及其警方政界的后台，也必祸及大资本家周程及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县市省等官吏，这是权贵们决不能做的！这就是“邓玉娇必须有罪”的秘密所在！网上传言，邓贵大、黄德智都有家属或者亲戚是巴东、恩施、湖北官场的要员；巴东公安局长杨立勇岳父李济亦是当地官场要员，杨与原巴东县委秘书、欲回巴东投资的现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黄治家是把兄弟，并且在黄处有股200万，等等，我们无法断定真假，因而也不必信以为真，但是，湖北官吏下定决心这么做案，指红为黑，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黑手使然。此案就本身而言，情节简单，人物极少，的确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然而，由于警方的“不普通”的处理立场和手段，以及害怕牵扯出一大批权贵的“不普通”的意识，使得它演变为一场“不普通”的政治事件。邓玉娇案件的结果，是对共产党政治的极大的玷污！案件曝光于天下后，来操纵邓玉娇案的这只黑推手，伸自何处？巴东乎？恩施乎？湖北乎？……乎？
周老虎案和邓玉娇案，人民的参与规模是空前的，人民的正义要求是一致的，人民的法律认定也是一致的，而中国高层无疑也知悉了，那么有关的县市省官吏为什么还敢无视高层、藐视人民、挑战正义、玩弄法律、践踏常识、指鹿为马、说红是黑地进行做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懂得自己势力已经坐大了，高层知道他们做出的结果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
权贵们的确是坐大到上可遮天、下可撼地的程度了。从乡村，到县市省，乃至中央的有些部委，当权者简直到了无官不腐的程度，在同一政权层面上，他们沆瀣一气；在上下政权关系中，他们贯通一气。村、乡、县、市、省、部这几个政权层面的腐败分子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上下一气的群体，他们像一座巨大的山，压在人民的身上！这绝非愤激中的夸张之语，成克杰、田凤山、郭京毅、李继周、王益、邓湛、娄小平、吴振汉、韩桂芝、刘方仁、刘克田、王中麓、杜宝忠、刘伟、黄松有、陈良宇、王维工、朱志刚、许宗衡……这些高官案不是明证么!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下层的许许多多贪官污吏向上告不通，为什么许许多多黑恶势力向上告不通，为什么被征地拆迁损害权益的老百姓哭诉无门；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贪官污吏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关将举报人迫害致死，为什么黑恶势力胆敢公然奸淫掳掠，为什么讨公道的被征地拆迁的老百姓会被流氓地痞公检法警以流氓法西斯手段血腥镇压。有句新鲜的歇后语说的多么形象：“中国官员在行动——为所欲为”。
原深圳海事局的林嘉祥大人的“我是北京交通部派来的，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和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问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可谓言异意同，自证了他们的政治本质：他们与人民已是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关系。在他们的认识中，他们身边世界中的官员都是为所欲为的腐败分子，而党就是由他们这些腐败分子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等同于党，党就是他们的。腐败分子绑架了党。
林大人和逯大人代表所有的腐败分子道出了当代权贵们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政治原因：我们已经形成了政治势力强大的群体！
周老虎案和邓玉娇案的过程和结果，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中烘托出来的；这种结果也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权贵们的政治势力到底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政策和法律，都成了权贵们的私器，可用可废，可与可夺，国家政治变成了他们的私人政治。胡温捍卫四项基本原则、捍卫红色旗帜、反腐治国受到人民的拥戴，但是这一切步履艰难。改革已经到了争夺确定方向权的关键时刻了。铲除腐败，捍卫以胡温为代表的红色政权，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已成为广大人民、一切爱国者的首要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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