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政党怎么会在野？
执政党而在野，最近的例子是台湾国民党，稍远的例子则是苏联共产党。
话说主要由各路精英组成的国民党，在因分裂丢掉政权后，又因对手的赖皮，以及内部奸臣的算计与配合，而再次丢失了政权。一时间，上下夺气，内外沮丧，终于对政党与政治理智，作出了举世有双的创新性解释，这便是，将重回权力舞台当成其最优先的考虑，无论党章与宪法，无论信念与理想，一切全都该抛弃到脑后去，一切全都该还原为执政至上、权力至上，利益至上。
当此党魂尽弃之际，再要想考虑党的永续经营，必须说，实在就显得是非常的不理智，非常的颟顸之至了。
果然，当马英九被推举为党的候选人之后，对一切原有政治伦理的坚持试图，全都显得是那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只配沦为该被嘲弄的境地了。
按照原来的政治伦理，候选人应该是政党政策的阐述与执行代表人，按照吴伯雄的话说就是：政治人物是有政治生命的，而政党是要永续经营的。
根据现在的新政治伦理，选民托付的是特定的候选人，政党应该只是这位候选人的统治后备军。
于是，政党就此被其候选人的短期利益所绑架了。而国民党也终于发现：自己并未成为一个法理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实质在野党。
其何故也？
政党是一群拥有着相同或相近理想的人的集合，之所以应该在某个历史阶段，选择提出怎样的政策诉求，理论上，应该是各个理想群体进行利益的分析、判断与博弈的结果。对于全党所渴盼必须实施的政策理想，则尊奉为党章，以为政党的努力方向。
现在，党的选举当选人突然不要实施党的政策目标了，那么，党该怎么办呢？
是中止，还是收回，抑或是暂时冻结其政策主张呢？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党还需要提出符合其理想的政策主张吗？
还是自甘退守为在野党，从而使自己沦为一个又一个选举明星的垫脚石呢？
如果这是一种理智的政治选择，那么，你的那些政策同道，又为何要团结在你的身边呢？他们干嘛不该以各种制度化的大小选区为政治单位，而集结其理想诉求呢？
也有人认为，应该找马英九回来兼任党主席，觉得这样他就无法不顾及党在特定区域，特定关系状态下的利益难题了。
但任何政治学理论都告诉我们说，除非你有办法遏制住该领导人，必须听取、关注、吸取、落实你的这种政策诉求，否则，即使你吧全党的所有职位全都送给他做，他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自己的做法。你听说过，只要给对方一个虚假的责任名义，他就会对这个虚假的名义责任，负责任；而非对能够切实的影响到其事实责任的问题，负责任吗？
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代，也面临了一个如何安置其历史使命与现实利益的问题。
与台湾国民党不同的是，它采取了一种赎买并勾结国家精英的手法，在这种制度设计之下，他们认为，只要能将社会组织的核心分子、知识精英、意见领袖等全体精英分子，一举纳入彼此共肥的制度框架，何惧人民造反？何愁国基不永？
于是乎，原本号称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苏共，一举转型成了精英吃肉，人民喝汤的共犯集团。然而，正是他们的这种狡诈算计，一举颠覆了苏共的合法性，并直接导致了苏共覆灭、苏联亡国的祸胎。
何以然则？
对人民来说，既然你苏共已经变质为了精英集团的贪腐机器，那你还凭什么要求我们为了你们的利益而牺牲，而不讲价钱呢？
对精英来说，既然你苏共现在是靠着我们的核心作用，而得以维持你们的统治机器的，你又并不比我们强多少？凭什么要求我们成为你们的垫脚石呢？
纵观历代王朝的背影，几乎都是在其错以为基业永固的乐观情形下，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所一举颠覆的。
80年代，面对里根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懦弱无能的戈尔巴乔夫登基上位，本来进行国家安全的谈判，比的应该是彼此的实力，保护的应该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戈氏的谈判手段却是什么呢？
用弱化国家利益去博取对手的同情，以期对方大发怜悯，自行中止军备竞赛。你说天下哪有这种便宜的事情？美国债台高筑，如果不能使其经济制度获得最大程度的扩张，这个体制如何维持呢？
好在老天有眼，先有中国自动奉上英国当初必须动打，才能获得的市场开放；后有苏联主动性的经互会解体，于是，这才有了其后的90年代资本主义大扩张。
而苏联自己，也在自动中止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圈---经互会，直接使得国家经济陷入了周转不灵的危机境地。我们看到，原本运作还算较灵的苏东经济共同体，先是苏联东德等富国嫌弃穷兄弟，而解体了经互会，进而解体了苏东政治集团；再是苏联内部的富裕加盟共和国嫌弃穷兄弟，而解体了苏联经济体，进而解体了整个苏联；如果不是俄罗斯内部的各个政治经济体，实在无法太嫌弃其它穷兄弟而单飞，俄罗斯的政治解体，未必离奇。
俄罗斯虽然逃过了政治解体，却无法逃脱经济与社会解体。如果说，我们在苏联的背影中,所看到的是29年经济危机中，未能发挥到极致的各扫门前雪的话；那么，我们在俄罗斯的政治独立中，这看到了，原本作为苏共的新统治基础的精英阶层，通过各自所掌控的权力，穷凶极恶的窃夺国有资产，洗劫人民财富的前所未有的群魔乱舞。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一个统治集团，要想构筑其新的统治基础，很难是可以凭着自己的美好想象，就可以顺利转型的。就政治与党章的层面而论，腐化时期的苏共，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在野的执政党，不但党魂丢弃了，其实政权也早就被腐化分子所政变了过去，就此而论，苏共其实并未亡党在1991年。
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的分析台湾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窘境，明眼人当可看出，显然是为我们身边的各种现实性事情，在做必要的论述铺垫。
二：共产党曾是一个什么党？
一个政党，到底是怎样性质的政党，既非由党章，亦非由国宪，更非由党名所决定的，他是由其实质承担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所决定的。
王老养的台湾共产党，表面看是一个与国民党及民进党，具有同样政治资格的内政部登记注册的合法政党，但谁都知道，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喝酒与鬼扯齐来，起哄并搞笑兼备的逗趣团体而已。
宋楚瑜的亲民党、赵少康的新党，也是这样，当其作为台湾举足轻重的在野党的时候，当其作为正在上升或降低，甚至泡沫化政党的时候，其实质作用与象征意义，显然都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也是这样。
当其政纲初成，骨干稍备，一大正开时候的共产党，即使他宏图描绘的再好看，口号叫的再震天响，在当时的制度体制看来，显然不是一个极端组织，就是苏俄革命党的在华代理人。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很简单，就凭他们那几个毫无政治影响力的热血愤青，没有人会将其看在眼里，谁有功夫听你瞎解释啊？
当其象此前那些国民党的细胞组织一样，整体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一定满怀信心的相信，这不过又是一个注定将要被自己完全吸收并同化的新的细胞组织，之所以愿意给他那么多比较重要的高层位置，只不过意在藉此跟苏俄多搞些金钱与武器支持的幌子而已。
那时的共产党，应该说乃是世界上经营最成功的连锁组织了，他们不但针对当时最大的细分市场，设计并生产了最具竞争优势的专利产品，而且还有着设计完善的组织培训与市场辅导机制。
所以，尽管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共产党自己看来，确是以一种代表了世界先进性，民族独立性，国家历史责任感的豪迈姿态，打算借此帮助看上去更象是由各路豪强，各色人等，简而言之，就是由散处各地的各种选帝侯所组成的杂乱无章的利益集合体----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有核心思想，有豪迈情怀，有奋斗精神，有牺牲意志的，有战斗力，其实也就是有政治行动力的政党形态的。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中国的国民党，打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各路草头王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一张看上去吓人的虎皮，非但没有协调内部利益的机制，也无一个可行的政策纲领，党的整个政策架构，基本上就是各种眼前利益的大杂烩。
党的主要机理分子，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是要更好的保障其既有利益，获取更多的未来利益，如果吸收工农加入组织，能够有助于其壮大声势，那是要得的；如果给工农释放利益，只是其更大的利益实现的一个途径，那也是要得的；但如果要将其作为整个政党的政策目标，大概就是事与愿违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一种基本组成结构的国民党的眼里，依然顽强的保留了其最旺盛的传销特长的共产党，理所应当就是其根本利益的心怀叵测者了。
于是，国共分裂，也就势所必然了，而共产党也就此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初行创业的共产党，这时却陡然发现，其所经营的这个由苏俄设计出来的产品运作模式，在中国却似乎非常的行不通。
原因很简单，党的经营事业部具有非常强烈的城市特征，而在中国的城市，产品的分销成本太大，购买力却实在太小，这就不可避免的呈现为利润负数了。
这时的共产党，有2位自己的项目设计师，一个是澎湃，一个就是毛泽东，澎湃找到了市场模式，却未能找到能够成长起来的市场，而毛泽东则不但找到了市场模式，甚至还做成了样板市场。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对市场模式的反馈与修正工作，一直都是由毛泽东自己亲自做的，其结果是显然的，不但导致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但就政治角度来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首次拥有了完全属于其自己的、甚至还比较可行的政策主张。
这个政策主张的核心则是：也许你可以生活的比我们更好，但无论如何，你绝不能其它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来实现你的美好生活。
现代的各路知识精英，多怪罪中国缺乏一个神圣的私有产权制度，以为只要中国能够有了一个神圣无比的物权法，就可望实现永久的富民强国的宏大梦想了。必须说，这种实在是非常浪漫而幼稚无比的天真想法，说他一句不学无术，读书而不求甚解，都便宜他了。
为什么这么说？
历史时期以来，中国采行的是一种复式的产权保护形式，具体来说，大约分为三种产权形态：
一种是：随着王朝的兴衰，而出现的大规模、集群式的产权转移形式，在王朝不变的情况下，该土地模式最为稳固。西方则将它视为一种非常态的产权形态，而纳入到家庭产权形式中，并予以例外的理解与解释。
一种是：类似於知识精英所尊奉的家庭式产权模式，该产权形式，最普遍，但却最不稳固。它一般被附属於宗族∕家族的产权模式之下，以一种受限的形式，而进行其社会运作。
一种是：宗族∕家族式产权模式。这是一种核心的产权形态，呈现为跨越王朝的历史稳固性。其社会历史作用则在于：它寻求了一种最稳固的社会历史形态，来承担社会的基本救助功能；就文化的价值意义而论，核心的反映了中华文化并不愿意将可能导致其它人，无法获得最起码生活条件的产权形态的合理性。
就此而论，我国的文化传统，并不鼓励产权制度的基础，必须以权力予夺，或金钱交换的方式，来进行其社会运作；换句话说，只有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态，不至于面临无法维持的状态下，才会允许正常产权形式的社会维持。
这就是说，如果你我的产权领有，结构性的构成了其他人的生存障碍的话，那么，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历史理性，都将不会支持我们的产权领有。
而这，正是毛泽东以及其一脉相承的历代王朝，对土地领有进行重新安排的历史与文化合理性之所在。
而这，也是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在大陆，而只能在台湾，进行土地革命的利益背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土地革命开始，共产党实际上承担的是一种旨在平衡社会公正的历史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理由很简单，无论是政府的权力暴政，还是野蛮的拳头暴政；无论是富豪的财富暴政，还是知识精英的智力与诡计暴政，都不应该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构成基础。真正有资格被尊奉为历史理性的社会公平公正，只能是那种建立在平衡了所有人的能力与机会特征之上的社会公平公正。
历史的看，制度秩序阻止了野蛮的拳头暴政，人权诉求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暴政，社会主义规范了富豪的财富暴政，文化革命警醒了知识精英的智力与诡计暴政。
尽管我对毛泽东的许多作为，也有许多的不满意，但我必须说，他对知识精英的未审先判，甚至是未犯先罚，还是极有预见性的。数十年后，我们看到：除了少数道德高尚者，一些缺乏犯错机会者，基本上来说，好多被毛泽东未犯先罚的知识精英，就其后来的行为表现来看，至少是被毛泽东时代所遂行的那些未犯先罚的理由，显然异常牢固的验证了毛泽东那英明无比的历史预见性。
三：政策制度是国家契约，岂可随意撕毁？
就政党的政策而论，我从不认为其所主张的政策，一定就是基于其信念与理想，道义与社会历史责任所支持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非常大的可疑，这是你的基于奸猾的利害算计的一种讨好人民的手段，取巧自己利益的借口。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判别政党党纲的手段性与目的性呢？
兹事体大，我不想予以展开论证，希望将此问题留於大家自行分析讨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未来，更为了自己。
无论怎样，中共的社会公平观，成为了其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而为了维护并强化该制度，建国初期的政府，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极其郑重的政治邀约：
这就是让全国人民暂时放弃自己基于个体利益的利害计较，节衣缩食，建立一个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尊严的社会而努力。
全体人民一起接受了这个政治邀约，并一起打拼了30年之久。
政策的实施，有其一定的连续性，已经实施了的政策主张，便毋庸置疑的成为了政党对人民的一种目标承诺。
随着太祖弃世，太宗变政，终于，在羞羞答答了10多年之后，彻底单方面背弃了该政治邀约，并直接导致了如下的政治困局：
1：如果政府只愿意让精英分子富起来，却不再为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承担责任，那它还应该是被其放弃的这部分人的政府吗？
2：如果执政党意在纠结精英分子作为其统治基础，并让自己沦为精英分子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帮凶，到底它是被贪腐集团所MBO了呢？还是它自愿成为贪腐集团的幌子，自愿的沦为在野的执政党了呢？
3：如果，执政党真的在暗地里更换了自己的权力基础，那么，它还应该要求人民对它履行，原本达成的政治承诺吗？
4：如果，执政党只是被动的“被更换了自己的权力基础”，那么，它的自主意识，究竟反映在哪里呢？
尽管我对之发出了这么严厉的责问，尽管我也理解政府治国无法离开知识精英，而这批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早已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共犯结构，政府似乎也只能祈祷不要发生意外的社会经济危机，能够拖多久就拖多久，一直拖到这批共犯结构，退出主流舞台，再重整旧山河。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种可怕的政治社会现象：基本上，每个高中生全都是极其的鄙视由该共犯结构所祸害的社会乱象的；但是，经由数年大学的熏染，再经由该共犯结构所展示出来的各种利益诱惑，不数年间，几乎绝大多数进入社会的知识精英，全部被对方扫地收取，变成了该共犯结构的新的分子。
再加上，随着有利于加强该共犯结构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更改与加强，20年后，我们的国家还能经受住清除该共犯结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吗？我们的人民还能活得下去，而不会被逼的起来造反，甚至倡行革命吗？
想当初，共犯结构利用人民对共产党残存的信赖，诱骗人民下岗回家，以便让共犯结构发财致富，窃夺国资，掠夺人民，祸害社会，一举制造了史上最大的多达7000万的贫困阶层。如果不是人民错以为这些人还是共产党，人民会蠢得啥话不说，收拾回家吗？
想想看，区区30万全部由共犯结构的外围组织，所构成的公路收费处工作人员，就能将取消公路收费的政策迟滞10多年，而对3亿多与该非共犯结构毫无关系的人民，却能够痛下杀手，骗其回家，这还是那个曾经的执政党吗？
或许，有人会极其的不愿意看到这个“骗”字，而是认为那非常的符合所谓的程序正义，完全是彼此协议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你们哄骗他们，自己经商做生意能够发财，他们会那样的痴傻吗？不要说他们全都是你们的股东，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付责任的政府，会未经适当的社会辅导，就将其置于穷困潦倒的悲苦境地吗？
数十年后，回看新朝的30年史，很难说不是一个背弃政治承诺的30年。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种政治背信的社会代价究竟反映在哪里，但未来显然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
四：绍圣？革命？抑或其它？
日前，我国发生了二件影响程度不同的事情，一件是震惊中外的，该共犯结构通过叛卖国家情报，而集体自肥的力拓间谍门事件；一件是看起来不甚热点，但却影响深远的中央党校改制事件。
对于力拓间谍门事件，我的判断是：最终一定会是一个雷声大而雨点小的丑恶结局。
理由很简单：如果所有人全都卖国了，这件事就处理不下去了。你能想象政府会将全国几乎所有钢铁业的负责人全都抓起来吗？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以想见，其实际作用其实就会相当于斯大林的清算军队干部，莫非钢企不开了吗？要知道，这可是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钢铁业全部管理精英啊！
所以说，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给了政府一个这样的警醒与教训：就是何以维系一个国家上升姿态的全体知识精英，竟会将其自身的个人利益，以一种极其高雅的姿态，潇然的置于他人以及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呢？
由于该共犯结构显然将会对此事的后续发展，起到关键的叫停作用，可以预期的是：人民将无法因为此事，而对该共犯结构的集体危害性，有着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作为整体的该共犯结构，还将会以一种极其骄傲的胜利姿态，奔驰在其集体致富的康庄大道上。
对于中央党校改制事件，我觉得，应该将其视为执政党企图找回党魂的艰苦努力的一部分。
遥想数月之前，一批盘踞在执政党党魂所在的核心位置的共犯结构分子，高调的宣示被其早就MBO了的中央党校，应对执政党的党魂予以正式的抛离，一时间，群情激奋，大有灭此朝食之豪迈气概。
未曾想，一阵几无任何社会反响的微风，轻柔抚过，不经意间，中央党校的四大研究所被悉予解散，六大研究所的正副所长被悉予解聘。看起来，似乎至少是执政党暂时性的有了进行自我的灵魂端正的强大冲动。
但是，我们还很好奇的是，一个似乎端正了灵魂的执政党，可望将自己的灵魂，变成其价值基础吗？变成其政策主张的行动纲领吗？
同时，我们也会理智的注意到，将灵魂变成政策主张的行动指南是一回事，能否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一举扭转这个共犯结构被所变质了的社会制度，却又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了。
可以想见的是：如其能够一举扭转了这个共犯结构被所变质了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未来，就就会进入一个政治上的“绍圣”时期。
当然，这个所谓的“绍圣”，绝非是被污名化了的返回莫名其妙的经济崩溃时代，就像俄罗斯人一提到斯大林时代，就是大清洗似的。
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绍圣”，就不能是那种回到以全国人民的集体福祉，为制度优先的制度环境中去呢？
因为，好像我们目前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只是其只允许极少数权贵阶层富起来的不满啊？似乎谁也没有一种渴望国家经济崩溃的期望与冲动啊？为什么阻止了“只允许极少数权贵阶层富起来” 的政策制度，就将必然的导致经济崩溃呢？为什么你们不会认为“只允许极少数权贵阶层富起来” 的政策制度，会导致社会崩溃？甚至引发社会革命呢？
说起来，我们的这个共犯结构，就像满清羽翼下的知识精英一样的颟顸，他们只看到自己高踞雄位，就以为自己便能够罩住一切了，如果将腐败的满清政府推倒，他们就能理直气壮的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了。
结果怎样，满清消亡后，自己却势不可挡而心甘情愿的变成了军阀的爪牙、走狗兼幕僚。现在他们满心渴望自由选举，以为只要推倒了压在其身上的威权体制，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制定出更加自由的自肥制度了。
我想奉劝这些人一句的是：看看你们的俄罗斯老大哥吧，曾经飞扬跋扈的盖达尔们，如今安在哉？
我还想奉劝这些人一句的是：也许共产党就像满清政府一样的糟糕，可它与满清政府一样，是一个能够将中国粘合起来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组织体制，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国家权威。
满清一旦解体，外蒙立即脱幅而去，东海、南海、藏南等地迅即变成了国家难以控制的地方；如果共产党倒台，可以想见，就凭你们的德行，还能在世界上为国家争利益吗？能够迅速而有效的建构起一个号令全国的政治权威吗？
如果做不到，那么，没有办法，只能是万世一体的国家利益，无条件的大于任何的集团私利，除非你们有办法彻底的MBO了它，同时还能有办法不让人民起来革命，以索取其留存未取的红朝30年政治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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