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之殇：生产资料改制之争是不可调和的
苏 杜
时间 2009-07-28
（本文大意：以经济建设中心的中心，是对毛时代所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工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化是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没有什么比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现实能让他们再次表示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拥戴了。“天下归仁”“民贵君轻”的孔孟之道，消灭、淡化不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改制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随着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继续改制，“告别了革命”的执政党，也许正与之不期而遇。）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而经济建设中心的中心，是对毛时代所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不分社资”的基本理论以及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时间再抓紧一些的具体要求，则大大促进了这一变革的步伐。被概括为一个“卖”字的中共“十五大”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的全面“改制”“重组”风暴迅速刮遍全国并延续至今，遂一举形成了所谓“民营企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包括矿产资源私有，生产管理私营的私有企业，占据了国民工业经济70%以上成份的私有化格局。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种种生产资料中权重最大的农村土地，包括农田、林地、水面，一起“流转”进了工业私有化胜利者的腰包。“土地换户口”“宅基地换楼房”，连穷乡僻壤的乡政府也在“经营城市”的土地私有化洪流，数日之间就可以让数百亩青苗连根拔起，数旬之内，几个、十几个村庄一片残垣断壁。 工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化是如此地成为执政党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以至于“十七大”前夕，执政党的要人向“新阶层”“频频释放善意”，为他们“在执政党内获得发展”“登上政治舞台”广为奔走呼号。工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化是如此地成为政府官员的共识，以至于他们将“国有情节”视为“闹事”工农民众的思想根源。工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化是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以至于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广泛弥漫着的“积怨”，而某一具体命案或传言，不过是点燃它的导火索。
“国资委”官员将“国有情节”视为“闹事”民众的思想根源是准确的。的确，没有什么比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现实能让他们再次表示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拥戴了。毛时代的主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含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工农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拮据甚至是十分困难的，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的“三大件”，布票、粮票、油肉票的“供应制”，至今仍是私有化推手们热衷嘲弄的对象。但是，当数以万计的月薪均为300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接受年薪300万元的私企经理的“下岗”威慑时，当月入连300元也无法保证的失地农民分文不得的被老板赶出工厂时，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居有其室、食有其粮、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的，拮据但坦然、困难但乐观的昔日岁月，就不再囿于一般的回顾与感叹了。最残酷的原始压榨只能唤醒最原始的反抗，最广泛的原始压榨只能带来最广泛的原始反抗。中共研究“群体事件”的理论家，只看到了“非直接利益”市民的起哄，“非理性”观众的乌合，却全然没有看到这正是他们丧失了根本利益的共鸣，“国有情节”对他们的凝聚。
一面是话语当权派热烈赞颂的胜利，一面是话语权被剥夺者痛心疾首的失落，两面相撞，即便是没有吉林通化公安局长“各参战单位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的战前动员，其对撞的激烈程度既是事前难以预设的，也是事后无法调和的。“天下归仁”“民贵君轻”的孔孟之道，绝对消灭不了、淡化不了这种对撞的发生与激化。抬面送油的好人政府，谈诗论文的正人君子，半点也挡不住生产资料私有者的贪婪与凶残。当对“农民工”最凶残最彻底的压榨成为最特色时，当好人政府、正人君子已经跟在生产资料私有者的屁股后面变本加厉地教训与约束“农民工”时，当“童工畅销”发展到“开胸验肺”用了还不到一年时间时，“抬面送油”“谈诗论文”就成了最短效的麻药，“转制文件”“买断合同”也成了杨白劳“以女抵债”式的“文书”，接着起来的就是汹涌澎湃、无法抵挡的反抗。
毫无疑问，彼伏此起的群体性这种反抗，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指明的那种阶级的斗争的性质。试图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终于没有逃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手心。“告别了革命”的执政党，并没有将革命埋葬，随着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继续改制，随着“弱势群体”吃水也成了好人政府、正人君子的浩荡皇恩，也许正与之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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