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四大战略区的历史镜鉴与现实考量
日前，有媒体透露中央将设置东西南北四大战略区，今天，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在“新闻今日谈”中，作了进一步的透露与揣测。
据称：
北方战略区包括东三省与内蒙古地区，主要负责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方向。
东方战略区由原南京军区转制而成，主要负责东海与太平洋方向。
南方战略区包括广州军区与滇黔二省，主要经略南海与东南亚地区。
西方战略区包括兰州军区与滇黔之外的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中亚与印度方向。
中央核心区由济南军区与内蒙古之外的北京军区组成，属于军委预备队的性质。
组织体制层面：辖区内的一切武装力量（陆海空军、二炮、武警）与战略资源（由省委书记代表，应该还有国安系统），全部交予一个类似於小军委的战略委员会负责；各省的省委书记与战略区内的一级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是该战略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总负责人由军委下派。
就战略层面而论，这次的战略调整，乃是将国家在当前情况下，所面临的主要战略特征，化约为了四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以便使各战略区能够根据其所面临的区域战略目标，而予以整体并连贯的应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主要是基于国内地缘格局的考虑，而实行了几近60年的十大军区/七大军区体制，90年代中叶，突然爆出的所谓南京战区的称谓，显然是这种战略调整的一种阶段性的先声。
就战略角度来说，我是鼎力支持并竭诚欢迎的。但就何亮亮所透露的这种组织机制而论，我却以为或有颇多应予注意的地方，而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许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直观的看，这次五大战略区的设置，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恍若又回到了四大野战军与军委后备军序列的解放初期。
当时的中国，在军政两方面都有着藩镇级的体制设置，政府层面是行政大区，军事层面就是五大方面军，就中国的数千年历史而论，这是一切意图长治久安的王朝，必须首先应予解决的问题。
最早面临这个问题的是汉朝，军事藩镇的解决，到平叛英布时就宣告完成；政治藩镇的解决，直到七国之乱后，汉武帝的推恩而王，为时几逾百年，才彻底消弭了隐患。
东汉在开国隐患的方面，解决的最好，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反面教训。
王朝末年，东亚大陆进入了冰冻期，寒冷造成了干旱，干旱造成了饥荒，饥荒导致了流民，流民自救，兴起了要求公平正义的黄巾起义。朝廷的政治与军事机制，在应对外患的配合方面，还能应付，黄巾起义是祸延州郡的内乱，一切皆需向中央负责的郡守体制，明显会有应对不及的问题。所以，即使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朝廷还是设置了拥有辖区一切权力的州牧体制，希望能在山高路远的朝廷来不及反应之前，就能就近扑灭新的祸乱。
结果，一旦朝廷的中央权威遭遇到了问题，各地的州牧，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割据的军阀。
唐朝的安史之乱，虽说肇祸於权侔州牧的节度使，但瘫痪了整个大唐帝国的藩镇之祸，却并非是祸患难平，而在于大功难赏。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社会进步向来就是由利弊博弈所推动的，有功不赏，就会养寇自重；赏功必至，要么封王，要么就是将贼寇的节度使改给他做；大军一动，国穷三年；德宗朝的平叛，之所以功亏一篑，就是同样怀有野心的朝廷大将所导致，算起帐来，其实还不如招安了贼寇，再慢慢的约束，来的划算。否则一旦藩镇剿灭，也就唐室继亡了。
宋朝之后，军政分权，枢密院相当于中央军委，政府相当于国务院，从唐朝学来的转运使，承担了后勤部与交通部的职责。明朝开国，五军都督府旋即裁撤。明末同样因冰冻期所导致的祸延数省的流民叛乱，就是不敢重开都督府，为什么？就是顾虑易开难撤。
这些位高权重的大都督们，朝廷无事时固然都是铁骨铮铮的大忠臣，一旦中央的威信消退，大家就会因为爱国心的雄起，而产生干政的企图了。既然干政，难免就有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到时候，究竟听谁的是好？想想北洋政府的旧例吧，南方党人不服在前，段祺瑞利用民主选举擅权在后，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资格，为什么我就该听你的呢？于是，握有政权的北洋军阀们，自家就因相互不服而内战起来了。
或许，大家会认为我这是在危言耸听，我也真诚的希望是这样，但是，乱兆未起之时，谁都不觉得其制度设置是有问题的，遍顾朝廷大臣，谁不铁胆忠心？谁不竭诚爱国？可是一旦发生政争，就是这些个原本铁胆竭诚的爱国忠心，就足以动摇国势，甚至祸害国本了。
中国的民情习俗，约束并塑造了适合於自己的政治风格，这其中，中央政府一定要有令行禁止的无上权威，否则既不能平衡眼前的全国利益，也无法善顾后人的历史利益，正是这二条，足以使得中国出现了持续数千年的独裁与专制。也使得任何被皇权误解为可能会妨碍这个历史逻辑的冤狱，都只能别无选择的顺从命运的安排。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反面的显例则是被视为万恶之源的苏联的分裂，其后果我们都知道了，国内冤狱，容易平反；国势削弱，千载难返。可以想见，只要在中国搞大民主，一定是高扬败家子政策的候选人得势，为什么？现在的十年负责制，官员都只顾自己政绩好看，不怕债留后任隐患难消；穷的要死的老百姓，凭什么不该欢迎分钱给他花的败家子上台？先分国资，再打富豪，这是可想而知的必然逻辑。
那么，大战略区下的区域战略委员会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与权力难题呢？
首先，军委会的这种设置形态，相当于将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临时措施的常态化，其领导人几乎就相当于非常富于战略远见的“小型”国家领导人。
如何选拔？根据什么选拔？他们究竟该以国家的历史利益为重，还是以眼前的经济发展为要？如果他们的区域经略目标，与国家的整体战略导向有冲突，又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并不需要对国家的战略导向产生实质影响，而只是意在矫正目前盛行的罔顾国家的历史与实质利益的地方发展导向，那么，似乎就更象是开错了药方。
如果是地方的发展导向，总是罔顾了国家的历史与实质利益，显然要么是省委书记并不具有国家利益的战略视野，要么是国务院与党中央的督责不力，对于国家体制来说，岂能因为既有体制的执行不顺，就叠床架屋？
其次，如果军委会体制实施顺畅，这个军委委员级别的领导人，实际上将比现在的防长更为重要，与负责国家战略设计及其执行的总参的关系，将如何处理？要不要增设一个大政委，以平衡党政军关系？这个大政委显然又绝非政治局委员所兼任的省委书记的所能安置，要不要重新增设大行政区？
如同汉代的州牧，开始只是刺史一样，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出现机构常设化，常设了的机构，就会演变成为尾大不掉的大藩镇。如果没有新的政治危机刺激，要么裁撤，要么军政分开，要么就学习元朝多设行中书省以分其势。
否则，一旦有人借此机构而形成区域的政治主导，又该如何处理？如果这个机构的区域政策，实行有效，而影响其它大区，甚至国家的政策又该如何？
再次，毛泽东之所以不愿让民主党派进入政府体制，主要是因为顾虑安全识别的问题，一定形成体制，你再排斥对方就不对了。民主党派人士未必不爱国，但大家的兴趣习性五花八门，一旦遇到张东荪那样自作主张而又勇于承担的爱国者，以政府高官的身份跑去与交战国私自议和，你该怎么办？
军队高官的安全鉴别，由于一直就生活在军队环境中，还是可望严格控制的。
但是，现在的官员来源多元化，学界、商界、政界大流通，衡量政绩基本只看经济发展，这种纯粹技术性的考量层面。这种衡量标准，既不可能反应其立场，更不可能看出其品德，既无法杜绝贪腐，也无法杜绝宦寺官员误入其中。
宦寺之祸，自古有之；流毒千年，无法杜绝。
何以然哉？
宦寺之祸，在乎献媚邀宠，只顾自己利害，哪管国家利益？
古代宦寺，残身邀宠；现代宦寺，志残德缺，其圣者高献祸国策於上，其健者谦行殃民术於下，熙攘之间，皆以发展经济为能，一旦因发展经济而高官得做，混入军委会，你能拿他怎么办？
加以新朝以来，墨者之道尽消，杨朱之术大盛，一切唯私利是高，唯美国是尚，其国族立场，颇有甚于裂苏联以求正义的俄罗斯先辈者。其心术之微，谁能识之？
在我看来，战略区可设，军委会则免。军事力量务需集权，民政权力必须另行。这既是中国的历史镜鉴，也是国外的制度样板，为国莅政者，可不慎乎？
就军政系统的效率化沟通来说，如果是国家的历史与军事利益，得不到既有体制的重视，那就该由既有的制度渠道予以督责，譬如党中央或国务院，军事系统则可经由身为省军区政委的省委书记，如果觉得人武部系统在行政体制中权威不畅，那就由常务副职兼任；有些事情，比如洛阳烈士陵园之类的事件，与其说是体制的缺失，毋宁说是立场与价值观的迥异，在既有体制的能量得以释发殆尽之前，务必尽量寻求在既有体制下的解决之道，而非叠床架屋，以大创而易小殃。
就战略区的设置依归而论，其实，只需将经略区内的军队系统的武装力量予以划一的整合即可，而不必将武警、国安、海政、渔政一起划拉进来，这样反而会导致新的国际困局。
譬如南海问题，从来不在于武装力量的不足，而在于既不敢打，也不敢乱动，害怕将东盟逼入美国的怀抱。既然如此，你就不该将军民体制予以划一，以使你有一点小事，对方都有理由将其与军事背景联系起来。
对于绝对不宜军事化的南海问题，为什么不在民用舰船的层面，逼迫“瓜分南海的列弱”搞“民备竞赛”呢？他们有本钱和你既搞军备竞赛，又搞“民备竞赛”吗？譬如，将3000吨以下的各种舰船，搞它100艘充实到海政、渔政、海洋等五花八门的相关单位去，不要学习北洋舰队每天都停泊在港口不敢出门，而是让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实施海域的实际控制权，你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旨在瓜分南海的列弱同盟，谁敢率先诉诸武力呢？谁有什么办法，将南海问题军事化与国际化呢？
北部战略区意图和俄罗斯建设成为象美加一样，建设共同的防空体系，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天空威胁，这当然是未雨绸缪的战略举措。
西部战略区的藏南地区，其所关涉的最重要所在，乃是可以藉此逼迫印度搞军备竞赛。印度这个国家，民族众多，只靠数千万精英人士而维持其向心力，只要外部压力够强，下一个解体的就将是它。对于这样一个身处我国肘腋的潜在敌对大国，顺势压制它都来不及，怎么可以帮助它解决国际压力呢？这岂非典型的战略夜盲症么？
对于未来的中印战争来说，喜马拉雅山脉就是第二道马其诺防线，我军的机械化部队无法从其东线突破，但却可以居高临下，藉此牵制其数十万大军，一旦疆藏铁路通车，施里芬计划就可在阿克塞钦地区轻松再现。
对于东部战略区，最有成效的破局之道，还是在台湾。至于日本，决不能被民主党的反美所迷惑，他们在致力於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方面，远比自民党有魄力的多，在我国国力不敷之际，维持美国对其的战略阉割，要比放虎出山对我们的威胁更大。只有等到中国有资格罩得住它的时候，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才会是中国的助力所在。现在还不见任何之端倪。
总起来说，区域战略区事小，国家战略的事才大，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持续几近30年的战略失措，这个核心问题不能解决，区域战略的任何措置都将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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