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了林伟网友所作的《蒋介石为啥被毛泽东在延安的住处震惊?》一文，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过延安。作为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他是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 2009年10月16日 《文汇读书周报》)
报道称，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通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蒋介石到延安的住所和“行头”。报道说，接到蒋介石要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 八月七日上午 ，“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但特别使我感兴趣的，还是该文中的这段话：
【我想，这里不需要我再花费笔墨来述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延安的住所之别和“行头”之差，但这却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是否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呢?这虽然已为世人所共知，但我却还是想向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史实，以兹进一步的证明：
1931年，9.18事件暴发，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坐卧难安，马上主持召开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要求履行国际公约，制止日本侵略。同时，积极组织侨民慕捐，据统计，当时陈嘉庚每年要为中国抗战提供三分之一的战费。
抗战到了1940年，海外华侨非常关心国内情况，但又无法了解。于是当年3月，陈嘉庚率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前线的战斗部队、伤兵和战争难民。
陈嘉庚在重庆的日子里，蒋介石的党政机关对他招待极为周到，恭维至极。陈嘉庚清楚的记得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级大员。同时也领略了蒋介石的威风。当门口传令长官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在场者肃然起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
但他并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听。于是他发现所听言词下面掩盖着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连行政院长孔祥熙都开起宾馆酒店，而监察院却不过问。再说，大街上男着长衫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高跟旗袍;酒楼茶馆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没有一项稍感满意之事，与全国艰苦抗战极不相称。
是年 5月30日 ，陈嘉庚到了延安。 6月1日 ，陈嘉庚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得洞内，只见墙上挂一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晚餐时就把一张圆桌放在小方凳上，铺上几张白纸就行了。餐桌上最贵的菜就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毛泽东有贵客来了，主动把还在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官员无关，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也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男女间的关系，发现男女行踪往来，坐谈起居，自然有序，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有关部门签押注册即可。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看似是小事但实则折射出了毛泽东的高尚品格，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而毛泽东也毫不介意。还有一次，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和毛泽东谈话，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些。还有一次，他发现毛泽东和国民党的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陈嘉庚总共在延安只停留了8天，但就是这一趟，让他懂得中华民族的救星在延安。于是，他的政治信念也发生了改变，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我想，从这一段史实中，世人不仅能够非常清晰地区别什么是“延安作风”，什么是“西安作风”，并且更明白了“延安作风”其所以能够打败“西安作风”的真正原因。难道这个真正的原因，不就是延安作风是对中华民族的灵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最朴素最全面的体现么?
联想到一些年来，我们的一些高级官员，虽然在口头上有时也喊一下“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在实际上却严重脱离广大工农民众、海吃海喝、穷奢极欲、灯红酒绿、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甚至公然践踏宪法、纵容私有制、纵容剥削与压迫、造成血汗工厂林立，并且已经让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已经把原本为主人翁的工农大众打成了弱势群体。请问，他们哪里还具有丝毫的延安作风?他们与蒋介石还有什么两样?更令人难以思意的是，他们竟公然将竭力吹捧蒋介石的人树为理论标兵。
由上所述，我想作这样的分析：
如果说延安作风使陈嘉庚深受感动，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这是史实;如果说延安作风曾经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创业的大批坚强骨干，并且曾经激励了中国一代人，这也是史实;但如果说蒋介石被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幕所震惊，我却有点不大相信。这是因为，一个人或一批人能否被延安作风所感动、所激励、所震惊，这是由他们的内在品质所决定的，如果他们的心中还有中国工农大众的位置，那么，则他们是容易被感动、被激励、被震惊的，而像蒋介石和一些已经背离工农大众的高级官员那样，岂是延安作风所能感动、激励与震惊得了的?这难道不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并且又在继续被现实证明着吗?谁见过或听说过上述那些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给人民道过歉?难道还至望在他们心上的延安作风回归么?连宪法都敢践踏，连《共产党宣言》都敢背叛的那些人，难道还可以姑息迁就吗?然而，奇怪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些人的罪恶至今却并未得到那怕是最起码的查处。
由此，我突然想到，假如蒋介石还活着，他也许会这样感叹：还是我的西安作风打败了毛泽东的延安作风啊!
秦川牛
20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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