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荷在凤凰的三军论坛所发的对毛泽东的评价系列，引起许多网友的热情讨论，这次一位叫Fanius的网友，专门给清荷的邮箱来了一封信，信里看出，他是对我的前7篇系列文章大致是很仔细的读过的，今天，特意针对他在信中对我的发问作文，希望可以回答他对我写作毛泽东评价系列的困惑，以及对文革的困惑了。Fanius的信件见文后附录。
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8）
——回凤凰论坛网友的信
Fanius：
你好。从你的信中，清荷看出来你应该是我们的同龄人。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对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充满人文关怀的年轻人。从你的文字中，清荷读到了真诚。虽然我们彼此理念不同，但清荷相信你也在认认真真思考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也尝试过以现代人的视角，认认真真审视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这种真诚可以作为我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清荷认为你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都很值得思考和讨论。它代表的是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对于我，以及对于我所想阐述的那个时代的质疑，清荷希望能以不输于你的真诚，来写出这样一封公开信，作为一个论战的起点。清荷不期待能够说服你改变自己坚持已久的理念。但会借用你的疑问，来提出我的观点。希望这样对彼此都能带来启发。
那么fanius ，针对你的问题，我们开始讨论吧。你第一个问题是这么对我说的：“1、《一个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六）》中您似乎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彼时好于此时，即使彼时都是穷人，因为那时犯罪率低，而且从您在本文列举的（为人熟知的）数据来看，民风甚为纯朴：“为什么被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里，却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1966～1978年间，我国的犯罪率为2.4%, 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证照、假警察假军人、假成果和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公务人员普遍地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国家。”。我的疑问是，这一切一切您所倾慕的，现在都在朝鲜有。我不会叫您去朝鲜，您也必然不会同意。可您是否认同美国的生活水平高？您是年轻人（80后），周围的人（甚至您）可能都有出国到美国的念头，然而美国嗑药的、淫乱的、抢劫的、赌博的样样俱全。用穷时候的“好”的一面来否定“富”起来时出现的阴暗面，这是否是一种两面三刀？您可能会回答说，现在的富是一小部分人富。可您是否同意，即便机敏如您者，也找不出一种一下子大家都富裕的方法——若有这种方法，我相信全世界都受用了。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坚持要在富裕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的一切如您在其他文章所说的“惨绝人寰”的事（见问题2）？您是否承认您所抱有的理想近乎幻想？”
你的第一个疑问，清荷可否理解为三个问题？1）如果大家都用脚投票，想必都会选择加入自由普世的美国而非朝鲜那样的“邪恶轴心”；2）世界上并无共同富裕的乌托邦，因此先富有理；3）为这个乌托邦而奋斗，是虚幻的，为它而不择手段，是可耻的？
大家都渴望幸福和富裕。在农业社会，都渴望成为一个守着几亩良田的地主，当当老爷；商业社会中，当然成为有钱人，尤其是年少多金的有钱人是大家的理想。从港剧到韩剧到芒果剧无不体现一种价值：男人希望成为小开，女人希望成为小开的老婆。同样的道理，起火的时候，大家希望成为站在边上看的那个人；遭遇抢劫，大家显然希望被劫的不是自己，即使能成为劫匪也不要成为受害人。清荷想，这些道理都是简单的，也都是“理性”的，尤其是符合普世价值的。
大家想加入美国，无非是由于它的富裕，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它可以成为向朋友炫耀的资本。而绝不是为了能够一天到晚讲英语，为了能够一天到晚吃甜甜的“左宗棠鸡”，抑或是为了等待正式身份当十年八年廉价劳动力。你提出用脚投票，不觉得这本身就是个伪问题么？今天的美国人，拿绿卡的人，在中国是上等人的标志。让你去选择当老爷或是当奴才，清荷想每个人都会很“理性”的。但你以此想来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清荷以为这是不足的，论点和论据之间缺乏逻辑。当然你会说，美国的强大难道不是由于制度？那清荷想问问你：灭亡明朝的后金那套奴隶制够先进了吧？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够“民主”了吧？当然清荷对朝鲜的情况不了解，也许你从“精英”们那里，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很多吧。深入探讨下去，又是个大题目，留待下次吧。
和多数同龄人讨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是吃力的。因为多数人觉得自己已经受过足够多的教育，已经被填过无数次鸭了。厚厚的《马恩选集》当然是过时的，共产主义不就是个乌托邦嘛？何必浪费这么多纸张？左派的确应该改进下工作方法，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去宣传它。因此清荷在这里，会尝试用通俗和现代的语言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清荷想明确指出：你所说的共同富裕是乌托邦的提法，是错误的。首先，富裕这个概念是随历史变迁的。以古代人的眼光，尤其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的眼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毫无疑问是共同富裕的，是个乌托邦。大家都不用担心冻死，饿死或者明天被哪个敌对部落袭击，也许那时候的精英，要对今天由衷发出“三代之治”的赞叹了吧。而在今天，富裕这个词，代表着一种生活境界：它不再需要为衣食住行而担忧，人人的生活都有一个基本水准和保证。即使以这种眼光看，清荷也不认为不存在共同富裕。在欧洲的福利社会，尤其是80年代之前的北欧，这样的设想基本实现过。你去了解下这段历史：它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到了今天，受到大批穆斯林移民，90年代自由主义泛滥和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欧和北欧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也没有完全破产。国家的公民，即使是失业者也享受尊严和福利，也可以有机会追求更高的事业。清荷想强调，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都不等于均贫富。而是在共同富裕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作为人的尊严都得到了保障。追求财富成为了一个多余的，或者不是必须的目标。
那么，既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也可以一度达到共同富裕的乌托邦。那还何必去搞社会主义，直接先富接轨搞宪政不就行了嘛？这种看法你不觉得是肤浅的吗？这是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和谐表象下的实质。这就好比说，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的确是平等的，是现代国家的楷模。但能够维持城邦中公民的平等，恰恰由于他们都是剥夺者，都是平民或奴隶主。老爷们之间的游戏：究竟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也只是对老爷们有意义。奴隶永远是奴隶。现代西方社会的和谐，恰恰建立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苦难之上。中国和美国，做着同样工作的两个人，工资相差十倍很正常。而美国基本的物价水平，和中国持平。不是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嘛？它哪去了？怎么会容忍这么低效率的事情发生？恐怕一旦发生了，劳工可以在各国家自由流转，美国也就不和谐了，也就不天堂了吧。对于中国的少数精英而言，取得不亚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不难的。前提只是自己加入强盗俱乐部，加入分赃。作为回报，必须使大多数中国人民保持贫困，让他们作为源源不断的血液来源供少数人享用。即使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言，幸福恐怕也只是短暂的。一旦中国这样的国家真正发展起来了，摆脱剥削了，那么利润从何而来？只有从无产阶级这里得来。而只要无产阶级一天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一天没有掌握政权，那么幸福会是短暂的。资本家随时可以找到借口，夺走你拥有的一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去了解下瑞典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吧。看看它是如何失败的。因此，在不依靠对外掠夺，而取得全民的共同富裕，是困难的。仅仅依靠资产阶级的妥协和施舍，这种幸福是短暂而不可靠的。
今天的中国，你让那5%组个议会，选个总统。清荷相信大家的演技都会是不错的。不会有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大家会很务实很本分很和谐地开开会。讨论一下怎么样发展好中华联邦与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制定一个高效的法律去管管那些刁民们，讨论讨论儿子绿卡的问题。一定能选出一个长得比马英九还帅的总统，没事上奥巴马那打打高尔夫的。中国一定超过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是不是看上去也很美？美得像个乌托邦？
你的如下问题：“2、您现在想必不是穷人了，那么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因此您是否同意，您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侵犯的？我相信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在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我怀疑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这种权利？进一步，在《评价（六）》，您质问，如今出现的种种“这类惨绝人寰、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就是我们改革开放要‘改’出来的吗？这种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没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在我们今天的特色资改道路上，出现了呢？而毛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是非常有力的控诉，充满了感情色彩。然而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或者您认为，彼时的一切都不如如今的那么丑恶——今天发生的事是“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我无法反对这一说法，因为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3、继续以上的问题，您在《评价（六）》里指出毛泽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点上尽管持保留意见，但无法反驳这一点。然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良好的意愿铺就的。可能就是良好的意愿害死了人命。在《评价（四）》中，您的意见似乎是毛泽东以良好的意愿发动起了文革，而底层人民不争气，搞砸了：“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您的意思是否是，因此之后一切的人性丑陋面的暴露，都是人性本身的过错，与那个煽动者毫无干系？
您在《评价（三）》也提到，大跃进的负责者是刘少奇。这是很有趣的观点。也就是说，您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恶劣行为都不是毛主席的错。我的问题是，毛主席做的正确的事您全列出来了，而这两项他又不必负责。您是否同意清荷的意见，即您实际上在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的同时也让毛泽东免于了一切责任？”
在这里，清荷想让你知道的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于它可以把一切不合理与丑恶套在宪法与法律的外衣下。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你是否尊重人权而转移：每天参加参加批斗会，头上戴戴高帽子。对于精英而言，当然是有辱斯文；当然是生不如死；当然要把这一切罪恶写下来，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去反省。但是谁来管过工人的人权和死活？一声令下，可以把几百万的国企工人们抛在大街上。几百万上有老，下有小，为共和国付出青春与热血的人。Fanius，你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对他们而言，除了去犯罪去卖血，去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外，精英们还给他们留下了第二条生路么？一句轻蔑的“国企效率低”，就能够剥夺掉他们的生存权。企业存在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追求GDP的光鲜？难道企业不应该是作为人的工具，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惨绝人寰”难道不比文革的疾风暴雨更加的无耻？难道只有“大写的人”才配享用人权？不错，资本主义不屑于用暴力，不屑于发动暴民。他们杀人从不需要用刀子。然而当你需要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用燃烧瓶来对抗地产商，你就会懂得什么叫人权，什么叫自由。你就会懂得，你的自由，恰恰应该建立在某些人的不自由之上。你还会懂得，让大众有权力把自己所怀疑和不信任的官吏，定期揪出来批斗，是多么的重要。清荷在这样对你说这些的时候，心都是揪着的，难道你没有？你认为现在的法律管用吗？对他们来说，依靠法律真的能够约束他们？对他们而言，法律只是工具，自己是身处法律之上的。如果法律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是恶法——而恶法是不必遵守的。正因为如此，宣布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了改革的障碍，被宪政精英们视而不见。如果说连一个国家最神圣的宪法，都成了精英们可以随意摆弄的玩物。清荷不明白，口口声声叫嚣着法制和宪政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人，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
在这里，清荷并不想掩饰文革发生的“恶”。事实上由于时代背景所限，那段历史到目前为止是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我们能听到的，多数是宣传。更深入的研究，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人。但清荷可以确定的有两点：
第一，你所说的这些“恶”在文革中的确是存在。你认为违背人性是恶，不尊重人权是恶，这点清荷不反对。而清荷所认为的更大的恶，是根本的漠视，是把人不当做人。改革改到今天，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指向一个目标：剥夺人作为会劳动的物的一切价值。所有这些医改、教改、房改，改来改去，从根本上说，就是让每一个人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世界，再一无所有地离开。清荷不否认，这样做很有效率。如果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或者我们的后代们，就像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大积累。那我们这样做，也是值得的。但问题是，中国人像奴隶一样辛勤地工作，中国现在GDP到世界第二，普通人却连画饼一样的未来都看不到。80%以上的利润用于去供养美国和欧洲的上等人，我们的孩子喝着三聚氰胺，我们破坏环境却连断子绝孙的财也发不上。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幸运的话，我们的孩子们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会如我们一样，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去。这个时候，去谈人权。大概也跟鸦片战争时代的士大夫们谈的道学差不多吧。
第二，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清清楚楚地写在从1957年之后的所有批示和文章中。清荷想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能够作作你的老师。原因在于，清荷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不仅仅看伤痕文学，还会找到各方面的材料，相互印证。我想在我的文章里，给出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这“十年浩劫”中，国民经济是如何的“奔溃”。那些粗制滥造的谎言，难道可以经得起清荷在文章中严格而科学的推敲？毛泽东为什么是伟人？你去找找他的文章，他犯“晚年错误”时的那些文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现实。相信对于追求真理的你而言，这是不无帮助的。
Fanius，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神圣的。但你应该同样认识到：你和清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你一厢情愿地把某件事情有没有死人，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标准。那清荷的确是无法说服你。清荷承认文革的确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文革中死了人。而是由于它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所以死的这些人，在今天看来，成了没意义的死。这种悖论也正如同我们的改革，一夜改回解放前的改革，使得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个笑话，无数革命先烈的死，也成了无意义的牺牲。只能用著名娱乐导演冯小刚在《集结号》中的那句“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来聊以自慰吧。
清荷在这里，不想具体和你讨论文革和大跃进的成败得失。前面已经讨论得够多了，清荷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些，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可以多去读读这方面的史料，再设想被遮掩的这段历史。在这里，清荷只想抽象地谈谈，关于谁应该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负责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这个历史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的问题：清荷以为，发动者或理论家需要负责，但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执行人来负。否则，所有的国际共运史，都起源于马克思的理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错误行为，任何损失，这一切责任，都应该马克思来背了？死者长已矣。毛主席离开我们这多年了，无论我们对他什么评价，是崇拜还是怨恨，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千百年后，也只会成为故纸堆的一部分，供文人骚客凭吊研究了。
但就目前而言，为什么对毛泽东的评价重要？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连他的敌人都尊敬他，而在他的出生地中国，却遭受这种待遇？我们怎么去看那段历史，当然会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实以及我们在现实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对毛泽东，没有一个客观而正确的认识，只凭《炎黄春秋》诸公的只言片语，或是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中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最终结果，受到损害，吃亏的人反而是我们自己。清荷希望你能够理解在现在一个时代背景下，对毛泽东评价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能够不带偏见地去多读些书，读些反映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书。不以现代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对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伟大人物们抱有一点点起码的敬畏。迷雾会渐渐散去，我们会渐渐得到真相。会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对毛主席的感情，那种纯朴的感情究竟从何而来。人民真的是可以欺骗可以愚弄的么？清荷想可以是一时的，但不会是一世的。真相并不在那些整日发掘“真相”的精英们手上，自毛一代后的历史会真正来由人民书写，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钥匙。
那么，清荷再来看你的下一个问题：“4、《（四）》，您写道，“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既然要比较死亡人数，那么就只是一个算术问题。您自然可以说今天死的人比文革时加起来还多。那您为何不考虑自杀动机？精神问题自杀与逼死人是两码事，您不知道吗？”
是的，同样都是死，同样都是自杀，难道这样也要分高低贵贱。文人无法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无法忍受这种屈辱，选择去自杀。是一个悲剧，中华民族几千年文人的劣根性构成了一座十字架。这座沉重的十字架，必须由那一代文人去背负，的确是太沉重太残酷。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是为自己的信念去殉道的：在新社会里，没有人能够比别人更高贵。你满腹经纶，但你依然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来换取自己的衣食无忧。不会有金榜题名时的荣耀，不会有卖与帝王家的豪迈。他们心灵深处的苦闷，清荷能理解，清荷无意于抹杀他们的圣洁感。
但自杀就是自杀。自杀的人都是为环境所迫。我们这个年代里，一个农村父亲，可以由于女儿考上大学而付不起学费去自杀；一个青年海归，可以由于自己不受重视，待遇不行而愤然自杀。导致大量自杀出现，必然是和某个时代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年代里，当然由于革命这个原因自杀的人比较多。买办接轨的年代里，自杀的原因当然能够比较多元化：由于下岗而衣食无着的自杀者；由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巨大的自杀者；由于精神颓废，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自杀者。这些人的死是不是又该由某设计师来负责呢？或者你是这样认为的：只有“精英”，只有“大写的人”的自杀，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看看现在这些精英的作为，看看张迎维、高尚全、茅于轼们。你就会理解，文人学者如果没有选择去站在人民一边，他们的破坏力是多么巨大。难道这些人认为自己不对？难道中国两千年来的精英们，文人们周而复始，所做的事情和茅于轼们有什么区别？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他们的死未必重于泰山，可一定比现在的明星们，吸着海洛因，在糜烂中醉生梦死，在虚无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更伟大，更有意义。但清荷更敬佩那些活下来的人们：钱学森，邓稼先和郭沫若们，不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过，当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前途与人民绑在一起，接受过世界观的改造，能够开创出多么宏大的事业。
“5、您在《不同情文人》里与您的导师争论，导师认为，文人不能没有思想；您认为，文人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在后文的除了十分深刻的结论，但您没有回答如何定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一个文人，或者一个像鄙人这样的草民，有了资产阶级思想，您认为该怎么办？再搞一场运动把这些您看不顺眼的人抹掉吗？从您的文字表达来看您是个过于文气姿势矫情的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再来一场运动，运动的疯狂性将使您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不知您是否同意？进一步，您是否同意，您忽略了对人权的践踏，专门指责受害文人的矫情？”
清荷所理解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外乎就是从单纯的个人权力角度，对于世界观的阐述。其核心是维护私有制，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相信人人为己，相信永恒不变的人性。资产阶级思想，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反映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希望依靠个人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处境。看得到社会的某些阴暗面，但幻想用宪政民主解决所有的问题。
文人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问题。但既然他是文人，就必然有扩散传播这种思想的动机和能力。这种思想如果对社会共同体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实实在在存在于他人身上。那么他的“自由之学术，独立之人格”就是有害的。就是需要批判的。清荷认为，严肃的学术本不需要妥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学术圈的事情，自然应该按学术的规则来办。思想的斗争也应该由思想的武器去解决。发展到人身攻击甚至肉体清除，是错误的行为。
还有，清荷认为存在客观的真理，并且存在对于真理较为近似的认识。如果人的思想不正确，必须去教育他。他能否接受教育，发自内心地去改造世界观。这个无法去强求。对人权的尊重，不是体现在无原则的妥协上。如果你仅仅是抱有某种有害的观念，而没有体现到行动中。那么当然没有人去打倒你。如果你不仅仅有这种观念，而且有了某些行为，造成了某些后果。那么自然是按照法律来，此外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去教育你，奉劝你改变。
而如果你抱有某种观念，体现在了某些行动中。同时你本身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拥有生产资料或拥有管理权。那么你的错误观念和行为，将有可能侵害到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利益。所以你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约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下，任何人想要做损害人民的事情，都必须要掂掂自己的斤两。只有在这种专政下，人民才可以作为一个主体，切切实实看到并保护自身的利益。
清荷想，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大家会吸取上次教训的。会有一个严格的斗争目标，严格的纲领和步骤。而不是凭借直觉去寻找打击对象。至少你我草民无需担忧。这是清荷个人的看法，并不成熟。既然你问到，那清荷唯有真诚地回答。
Fanius ，接着你的问题继续：“6、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认为这都是被您称为“资改派”所导致的。您在《评价（七）》中写道，“这是一场没有枪林弹雨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地维护着中华利益；另一个，却在为个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华利益。”这同您在所有文章里表现出的逻辑和用词一样都让我回忆起文革时暴徒们的逻辑和用词——把人们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分歧视为两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这是否是一种您所谓的“话语暴力”？然而，遗憾的是，被您称为“资改派”的人恰恰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所有在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您想必同意，如果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我们都愤然要求其接受审判。那为什么那些杀人犯都继续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而您为何毫不考虑受害者的心情？您把您对毛的敬仰和对时代的偏见混在一起。您质问“天真在于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因此将批评者先定性为“天真”。这不也是一种“话语暴力”？ ”
你的这段话，隐藏着一个前提：“文革是错误和邪恶的，文革的暴民就是杀人犯。”然而清荷所有的文章，都是在探讨文革的得与失，对与错。你如果先确立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再以这样一个前提，来质问清荷，为什么要给“文革余孽”们翻案。你的错误岂非恰恰是“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清荷的确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了避免使用“话语暴力”，或者犯下“天真”的错误，清荷想这个问题，清荷本可以不回答。但既然你写了这么多东西，也看起来思考了这么多。既然你以受害者的代言人自居。那么清荷依然会给你一个答案。
首先，你对于文革的愤怒是来自哪里？你亲自经历过这个时代，还是你的父母被迫害过？清荷猜得没错的话，你对于文革的一切了解，也就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或者是从教科书上看来的。我们出生应该是同一个时代，只是清荷认为：你与清荷不一样的是，你以一个现代人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俯视，你所看到的文革，是一个愚昧的时代，一个盲目崇拜偶像的时代，一个疯狂而残酷的时代。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在这样一个秦桧都有人帮着说好话，袁世凯都有人翻案的时代，一个多元化到了《色戒》中 易 先生能够成为偶像的时代里，竟然在主流媒体里看不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文革的不带感情色彩和道德批判的报道？难道这本身不是“话语暴力”。既然连汉奸都可以平反，为什么文革不容讨论？你不认为使你产生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恰恰是一种思维上的洗脑，一种比话语暴力更强大的“思维暴力”？
“资改派”们，“精英”们，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但他们把任何一个反对自己意见的左派称为“文革余孽”。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满口文革语言的砖家们，恰恰没有反思过，理解过文革。关于“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请问你知道什么叫“第三种人”么？你的这个问题，真正体现出你对这段历史的无知。为了避免你的头脑沦为《炎黄春秋》那些精英们自由驰骋的跑马场，清荷这里随便向你举个例子，为你隆重介绍一位精英，改革教副教主吴敬琏同志的故事吧：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 1983年第9期）”这位当年要炮打周总理的“五一六”，今天倒成了反思派，成了要“彻底清算文革”的精英了。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践踏他人生命的人，没有受到审判”了吧。因为他们成了法官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多少？以为这样颠倒黑白的行径还可以继续欺骗世人，那只是精英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清荷想强调的是：清荷的一系列文章，的确是想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但并不意味着清荷会对文革的错误文过饰非。文革的确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失败，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对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去仔细考察来龙去脉，客观地去判断，而只是顺着别人的说法，人云亦云。或者看过几本伤痕文学，就匆忙去盖棺定论。那么清荷觉得，这反而是许许多多因它而失去生命的人的大不敬，是对为此而改变一生轨迹的人的大不敬。要以手术刀般严格而苛刻的态度，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如果都是毒草，那我们需要知道毒在何处，怎么样去预防这种毒素；如果还有养分，还有积极的东西，那我们依然需要去继承。一味地忏悔和愤怒，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个人，是没有意义的。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文革涉及到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精英们热衷于文革“真相”，并不在于他们对文革本身真正有多大兴趣，真正想去研究。反文革的目的只在于反毛和反社会主义。对精英们的话，往往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得细加推敲，慢慢咀嚼，方能得个中真味。清荷断定，“精英”们的这个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暴露得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开始反思，开始醒悟，开始拿起笔来斗争的。Fanius，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明白了清荷为什么要写对毛泽东评价系列的目的所在了。
Fanius，你的最后一个问题：“7、我最后想说，您的文章并不如您想象的那么文笔优美，思想独到或独立——我不得不指出这其中充斥着偏见，做作的用词和不恰当的比较。您混淆您对毛泽东的感情和您“怀旧”的情怀，因此这样您更像一个文革遗老。”
呵呵，Fanius，清荷在这里需要向你说明的是：清荷写对毛泽东的评价系列，并不在乎人们对我的评价在文笔上是否优美，思想是否独到。清荷的目标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争论。吸引人们客观地来反思历史和当下，给赞同清荷的人力量与鼓舞，并与他们一道前进。让不同意见的人去思考，来争论，而不是陷入“不争论”的泥潭。这样看来，清荷的目的就达到了。谢谢你，不知道清荷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是否恰当。事实上清荷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来信，促进了清荷的思考，当然清荷会继续期待你的来信。祝好！
一枝清荷
2009-11-29 日
附录：
凤凰论坛网友Fanius给清荷的一封信
一枝清荷：
我对于您的思想非常感兴趣，希望您能回答我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回复在您的大作后面，我担心您看不到，这里再发一遍：
我在不同的论坛上看到了先生的大作，阅读了数篇后，心生几点疑问：
1、《一个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六）》中您似乎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彼时好于此时，即使彼时都是穷人，因为那时犯罪率低，而且从您在本文列举的（为人熟知的）数据来看，民风甚为纯朴：“为什么被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里，却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1966～1978年间，我国的犯罪率为2.4%, 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证照、假警察假军人、假成果和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公务人员普遍地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国家。”。我的疑问是，这一切一切您所倾慕的，现在都在朝鲜有。我不会叫您去朝鲜，您也必然不会同意。可您是否认同美国的生活水平高？您是年轻人（80后），周围的人（甚至您）可能都有出国到美国的念头，然而美国嗑药的、淫乱的、抢劫的、赌博的样样俱全。用穷时候的“好”的一面来否定“富”起来时出现的阴暗面，这是否是一种两面三刀？
您可能会回答说，现在的富是一小部分人富。可您是否同意，即便机敏如您者，也找不出一种一下子大家都富裕的方法——若有这种方法，我相信全世界都受用了。
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坚持要在富裕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的一切如您在其他文章所说的“惨绝人寰”的事（见问题2）？您是否承认您所抱有的理想近乎幻想？
2、您现在想必不是穷人了，那么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因此您是否同意，您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侵犯的？我相信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在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我怀疑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这种权利？
进一步，在《评价（六）》，您质问，如今出现的种种“这类惨绝人寰、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就是我们改革开放要‘改’出来的吗？这种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没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在我们今天的特色资改道路上，出现了呢？而毛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是非常有力的控诉，充满了感情色彩。然而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或者您认为，彼时的一切都不如如今的那么丑恶——今天发生的事是“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我无法反对这一说法，因为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3、继续以上的问题，您在《评价（六）》里指出毛泽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点上尽管持保留意见，但无法反驳这一点。然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良好的意愿铺就的。可能就是良好的意愿害死了人命。在《评价（四）》中，您的意见似乎是毛泽东以良好的意愿发动起了文革，而底层人民不争气，搞砸了：“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您的意思是否是，因此之后一切的人性丑陋面的暴露，都是人性本身的过错，与那个煽动者毫无干系？
您在《评价（三）》也提到，大跃进的负责者是刘少奇。这是很有趣的观点。也就是说，您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恶劣行为都不是毛主席的错。我的问题是，毛主席做的正确的事您全列出来了，而这两项他又不必负责。您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即您实际上在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的同时也让毛泽东免于了一切责任？
4、《（四）》，您写道，“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既然要比较死亡人数，那么就只是一个算术问题。您自然可以说今天死的人比文革时加起来还多。那您为何不考虑自杀动机？精神问题自杀与逼死人是 两码 事，您不知道吗？
5、您在《不同情文人》里与您的导师争论，导师认为，文人不能没有思想；您认为，文人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在后文的除了十分深刻的结论，但您没有回答如何定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一个文人，或者一个像鄙人这样的草民，有了资产阶级思想，您认为该怎么办？再搞一场运动把这些您看不顺眼的人抹掉吗？从您的文字表达来看您是个过于文气姿势矫情的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再来一场运动，运动的疯狂性将使您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不知您是否同意？进一步，您是否同意，您忽略了对人权的践踏，专门指责受害文人的矫情？
6、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认为这都是被您称为“资改派”所导致的。您在《评价（七）》中写道，“这是一场没有枪林弹雨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地维护着中华利益；另一个，却在为个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华利益。”这同您在所有文章里表现出的逻辑和用词一样都让我回忆起文革时暴徒们的逻辑和用词——把人们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分歧视为两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这是否是一种您所谓的“话语暴力”？然而，遗憾的是，被您称为“资改派”的人恰恰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所有在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您想必同意，如果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我们都愤然要求其接受审判。那为什么那些杀人犯都继续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而您为何毫不考虑受害者的心情？您把您对毛的敬仰和对时代的偏见混在一起。您质问“天真在于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因此将批评者先定性为“天真”。这不也是一种“话语暴力”？
7、我最后想说，您的文章并不如您想象的那么文笔优美，思想独到或独立——我不得不指出这其中充斥着偏见，做作的用词和不恰当的比较。您混淆您对毛泽东的感情和您“怀旧”的情怀，因此这样您更像一个文革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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