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不死是否可能？

如果问“一个人能否永远活在世上？”恐怕无人回答说“能”。　　

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该改变一下固有的看法了。　　

1、肉体的永生不死是否可能？　　

永生不死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不能释怀的梦想。在东方，几千年前中国的《诗经》就有这样的企盼：“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在西方，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尽力使我们自己不朽”。 　　

人类不仅早就有永生不死的梦想，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永生不死的不懈探索。在古代中国，被不少帝王热衷的试图通过服仙丹来达到长生目的的炼丹术据说起始于黄老，而秦始皇派人驾船入海找神仙讨不死之药的事更是人所尽知，还有从神农氏开始的遍踏青山绿水以寻天然长生不老之药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道家的养生成仙术和民间流传的诸如持续喝人奶之类长生术。在国外，炼丹术同样源远流长，早在古印度和古希腊时期的典籍就有记载，西方的不少国王，也一心希望通过炼丹术使自己达到长寿永生。此外，古埃及人认为每月摧吐和经常出汗能延长生命，古罗马人相信与少女和儿童密切交谊会有助于老人保持青春，还有中世纪西人用儿童的血来沐浴或将青年人的血输入老人体内的做法，近代法国人布朗·塞加尔将性腺物质注射入人体以求长生的自体实验等等，也都是从肉体上追求永生不死的尝试。

这些想当然的尝试，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技术的支撑，自然都属于徒劳无益的瞎蒙、瞎撞。不仅如此，那种以铅、硫、汞、朱砂等为原料，加热成为某种混合物（其实多为合金）的所谓炼丹术，非但不能让人永生不死，反而会缩短人的寿命。这一点，中国古代医学家陈藏器已经看出：“久服神丹，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士流传而来，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已！”

非科学的永生不死尝试不行，科学的探索又如何？随着实验科学在近代的形成，人们开始改用科学的方式追求永生。最初的思路，延续了古人炼丹术的思维，即想用化学、生物化学等方法来合成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发现行不通，因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复杂性和病状病因的繁杂多样性，远不是任何一种固定成分的药物所能对付得了的。接着是医学、预防学、保健学和营养学的登场，可它们所能达到的最大成效，也只是让人活得健康少得病而已。到了当下，由于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及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新科技的出现，追求永生的道路似乎突然变得宽广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根据蠕虫增寿的成功试验，准备通过手术改变基因，阻止胰岛素和生长激素的生成，让人活到500岁；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尤金尼亚从人体结缔组织细胞中，分离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只是在老化的、停止分裂的细胞中才有，而年轻的细胞中是不存在的。她认为，这种蛋白质就是细胞老化的产物。也许正是这些老化的物质最终“杀”死了细胞。如能找到清除老化物质的方法，人类就能大大推迟衰老的进程。英国剑桥大学奥布里·德格　雷　教授提出“零衰老理论”，认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物对人体的影响，会使人活到5000岁。还有一些乐观的科学家认为，通过越来越发达的纳米技术转变基因结构，以此来延长细胞生命是完全可行的。西班牙的一位拥有至高声誉的发明家和信息工程师雷·库茨魏尔就是这样一位乐观的人，他认为科学将来能够完全破解人类和的基因信息。只要掌握了这些信息，就有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改变基因，并引入新的更加优质的基因。通过控制基因，人类就可以挑战衰老。将来还可以利用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制成“纳米机器人”，它将被运用到人的身体中，在人的血管中流动，与疾病做斗争，并能重新建立身体内的各种组织和器官，保障人的健康。 　　

以上诸多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永生不死方案读来令人鼓舞，可仔细想一下，它们均属抗衰老的思路，即使都能够获得成功，最终也只是大幅度地延长人的生命而已，而不是使人永生不死。　　

大概正因为人类追求永生不死的探索总是受挫，看不到希望，所以由“人固有一死”、 “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等说法表达的“人不可能永生不死”的观念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当作真理接受下来，即便在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当代，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所谓“人必有一死”的观念，充其量只是用归纳法对以往没有人不死之事实做出的一个经验性的总结，该总结由于并没有揭示出人必有一死的原因，同样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断言。由此可知，我们若想回答人是否可以永生不死的问题，还得先弄清楚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为什么总有一死？　　

根据最新的科学解释，人之所以总有一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患病，不在于摄取营养不得法，也不在于受外界物的不良影响，而是在于人的细胞分裂次数的有限。科学研究发现，各种生物的细胞寿命都是有限的，每个细胞的生命期限都正好与其所属物种的平均寿命成比例。人体内每一种细胞都在自行分裂40-60次后死亡。按比例人类的寿命一般在70－120岁左右。据此可知，老化乃是生物体细胞内外一个固定的机械程序，在此程序中，细胞一个一个地死去。即便一个人什么病都不得，仍会在120岁左右的时候死去，因为所有的细胞都死掉了，人的组织、器官乃至人体也最后死去。

既然人之必死是源于细胞分裂次数的有限，那么事情的确就如科学家所言：只要通过技术控制细胞的分裂次数和分裂程序，人类就可以长寿乃至永生不死。当然，控制细胞分裂次数及程序的技术人类目前还没有掌握，但将来则很有可能被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实现，所以人的永生不死之梦在将来乃是极有可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永生不死的可能性依然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具体到单个人身上，则又会变得极不可能。这是因为，如果癌症、艾滋病之类不治之症与SASI、禽流感之类突发怪病是谁都有可能得上的，如果地震、海啸、飓风、泥石流、火山爆发和火灾、交通事故、人为伤害、战争等天灾人祸是谁都有可能遇到的，并且一个人活得越久，这种“得上疾病”和“遇到灾难”的概率就越大，甚至可说是百分之百。那么，一个人即使不会因身体衰老而死，迟早也会因这些外部因素的袭扰而死。于是，我们刚看到曙光的永生不死之梦又变得渺茫起来。　　

2、精神的永生不死是否可能　　

在古代，就有人就发现了从肉体追求永生的不易，继而那种用精神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的路径也在很早就被开发出来。　　

迄今为止，用精神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的路径大致有三，一是宗教信仰的路径，二是哲学思辨的路径，三是青史留名的路径。　　

所谓宗教信仰的路径，就是让人相信人有不死的灵魂、有来世。如佛教及中国民间迷信的说法是：人的肉体会死，但灵魂不死，它可以不断地投胎转世轮回，如果此生修行积善，那么转世时就会投个好胎。基督教则宣称，人死后会去向另一个或为天堂或为地狱的世界，而决定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惟一因素，就是他在人间是否虔诚地行善赎罪。　　

所谓哲学思辨的路径，就是用思辨方法论证人的不死。如西人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就是一个典型。笛卡儿认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具有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广延性，而人的心智则是非物质的，其属性是“思”。“广延”意味着身体占有物理空间，具有无限可分性，是可以毁灭的；而心智由于没有广延性，也就没有可分性，也就不可毁灭。所以每一个心智都是一个不朽的灵魂。^[12]中国的庄子更会想，其语“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说的就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生与死皆属自然本尔的同一完整过程，死是生之回归，生命是前生命和后生命为一完整的宇宙过程，故勿需怕死。　　

所谓青史留名的路径，以儒家的“三不朽”为代表，它说的是：人死而有不死者存，其意就是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从而实现永垂不朽。换言之，一个人的肉体终会消亡，但他的那些丰功伟绩或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或可歌可泣的人格精神则不会随之消亡，被人遗忘。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也认为，人的身体可以轻易消亡，人的思想却不会轻易死去。由于“德”和“功”最终都要以文字即“言”的形式载于史册之后才能让后人记住，实现不朽，于是到了今天，干脆有人将“三不朽”简化为“只要有关他或她的书面文字方面的记载留存于世”，就能“实现其数千年来永生不死的美好梦想。” 　　

各种宗教关于人灵魂不死和有来世的说法，因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如死后去了另一个世界）不易被证伪，但更无从证实，所以用这种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简单倒是简单，却也只能让人“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哲学思辨的路径也是如此。心智如果不会随着身体的毁灭而毁灭，那它在身体死亡之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似乎无人能答。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不死，也就跟死没什么两样。庄子说生死如一，生死一条，死就是生，这固然让人非常高兴，只是其理论玄虚神秘，同样乏据可陈。更要命的是，庄子作为此死亡观的创始人，照理应笃信无疑，但由于他也不知道生死转换的规则奥秘（“孰知其纪！”），也不见得就真信此说，要不然他就不必用虚拟语说“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其意为：如果生与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伴侣，我又何必忧虑！但如果不是这样呢？忧虑就不可免了。　　

至于青史留名的路径，同样存在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弄出或丰功伟绩，或独创性的思想，或感天动地的人格精神。历史有载的有此等建树的人物，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极少数，因而有幸以这种方式获得不朽的人也只能是极少的。此外，再伟大的功绩、再独创性的思想或再感人的人格，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影响力日减日衰。当人类文明史到了要以亿年、兆年计时，许多曾经伟大的业绩、曾经惊人的独创性思想和曾经可歌可泣的人格精神，就只能在人类资料库的光盘中而不是现实人的大脑中才能搜索到踪迹。这种所谓“永恒的存在”，此时已与一块从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石头的存在没有太大差异，尽管它也许已经存在了上亿年。至于那些“平淡如白开水”的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文字书面记载，就更不会有人肯花时间去查阅了。　　

3、永生之路：克隆转忆　　

虽然人类已有的各种追求永生的路径均不成功，但仍不等于永生无路可求。现在，我就准备提出一个实现永生之梦的新路径。这个新路径不仅能够使我们不死于肉体的衰老，不死于各种疾病与意外之灾的毁灭，而且更不会死于精神上的被遗忘。　　

这条新永生之路是由克隆人技术和记忆移植技术构筑起来的，因而简称“克隆转忆”。具体说来，它的基本构思是：在一个人死后，用克隆人技术复制出一个他的肉体，再用记忆移植技术将他的原有记忆转移到克隆体的大脑中，就能使他死而复活，而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进行，就意味着他的永生不死。这样的人，就是“克隆转忆人”。由于克隆转忆人不论其肉体怎么死亡都能转世复活，当然也就既不会死于衰老，也不会死于疾病与灾难。由于克隆转忆人的记忆通过记忆移植技术总在他一世又一世的克隆体上不断延续，当然也就不会被他自己遗忘。　　

为何说一个人的克隆体加上他的记忆移植就等于他的转世复活？这是因为，让我保持总是我而不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我的肉体、基因，也不是我的个性、素质，而是我的记忆。换言之，我的记忆乃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关键所在。只要记忆犹在，无论我的容貌、身体、个性、素质如何变化和变化多大，我也总会是我。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已经做到可以用人造器官或移植器官替代人体有缺陷的部分或器官，如皮肤、肢体、骨关节、肾脏、肝脏、心脏等等。而未来医学，据科学家预测，将能运用基因技术生产成套的人体配件，从而像修理汽车一样地重新装配有毛病的人体。一个人，不论换肢体还是换内脏，都不会导致他不再是他的问题，即使同时换四肢和五脏六腑，他也还是他。可是惟独不可换大脑，那怕不换任何别的器官只换大脑也不行。不可换大脑，不是说将来的科学技术不能发展到更换大脑的水平，而是说一个人要是换了大脑，他就不再是他。替换的大脑与原脑有何不同，竟能使他不再是他？应该说没有结构功能的不同，甚至也可以没有基因组织的不同，假如用克隆人的大脑替换供体人的大脑就是如此，只是替换的大脑不复有原脑贮存的记忆，于是尽管我的肉身依然还是那个肉身，却已不复是我。既然我的肉身在被置换了绝大部分“部件”的情况下我还是我，那肉身当然就不是“我之为我”决定性因素；既然我被换了大脑就不再是我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了原来的记忆，那记忆当然就是“我之为我”的决定性因素。诚然，若能将记忆移回到新换的大脑中，那我还可以是我。但这也只是再一次证明，让我是我的就是记忆。　　

记忆是维系“我之为我之物”的观点，老实说也算不上什么全新的见解。洛克当年在提出“同一人格”的问题时就认为，人格的同一性是以个体的意识、记忆为根据的。因为“同一人格问题”所要问的是：在不同时间状态下，一个特定的个体人格保持不变的根本条件是什么？所以洛克实际上就是把意识、记忆当作了“我之为我之物”。当代学者德里克·帕费特也指出，历时态中的人格同一性主要是由心理因素的延续或同一决定的，至于人的肉体物理方面的因素，只是次要条件。换言之，心理因素是人格同一性的充要条件，肉体因素则只是其必要条件。

言及此处，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是我的记忆决定着我的此在，那么若想使我得以续存，何必非要将我的记忆移植于“我的复制人”的脑中，随便将其移植于一个幼儿或一个克隆人的脑中，不是都可以使之成为我吗？　　

道理的确如此。任何一个肉身，一个空白大脑，一旦具有了我的记忆也就会成为我。但是这里既然是想使我转世复活，那当然应该让转世复活的我，既拥有“原我”的记忆，也拥有“原我”的物质基础即体貌外形才好。事实上对我的确认，一方面要靠自己记忆的原证，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他人记忆的旁证。哲人曰：“普遍的主观就是客观”。试想一个只有原我的记忆而无原我的外形的人，说自己叫X，父母叫A、B，兄弟姐妹叫C、D、E、F，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叫H、I、J、K……，可是所有这些人却因不认识这个人的相貌而不承认他就是与他们有各种关系的X，时间一长，这个人势必也会怀疑自己是否就是X。此其一。　　

其二，大脑科学的研究证明，人的大脑结构是有遗传差异或遗传特征的，有的大脑左脑发达，有的大脑右脑发达；有的大脑擅长逻辑思维，有的大脑擅长形象思维。譬如爱因斯坦的大脑不仅体积要明显大于常人，而且沟纹也十分独特。因而只有将形成于某一特定大脑的记忆移植于与之有着同样遗传特征的大脑，才会使被移植的记忆有“重归故里”的感觉。　　

其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人类除了大脑之外，还有“第二个大脑”，那就是肚子。研究表明，肚子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它拥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比骨髓里的细胞还多。人体的神经传递物质——血清基的95％都产生于腹部的“第二大脑”。科学家们据此推断，这套神经系统能下意识地储存身体对所有心理过程的反应，而且每当需要时就能将这些信息调出并向大脑传递，这就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性决定。应当承认，这个还未经最后确认的假说是很有说服力的，至少在经验层面已得到了部分证实。否则，中国人为何自古就说“我心想”而不是“我头想”？德国人为何也有“在肚子里选择最佳方案和作出最佳决定”的俗语？既然这个假说很可能就是真的，人的“第二大脑”很可能就是人的非理性的发源地，那么“被复制的我”，除了应有我的“第一大脑”之外，也不能少了我的“第二大脑”；除了要有我的理性生理基础之外，也不能少了我的非理性生理基础。　　

最后，任意一个幼儿或克隆人，如果不是我的克隆人体，在伦理和法理上说，我就根本无权支配他们，更不用说要将我的记忆移植到他的大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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