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邓飞（发自湖南）
2008年10月1日，河南焦作。
这是一个叫邱国庆的老板要还款100万元的日子。上午8时许，他接到了一个短信：卡号已换，请把钱存入建设银行，户名：张成，尽快。
100万元由此存入了这个账号。
5天后，债主责问邱为何言而无信，不如期还款，邱五雷轰顶，惊觉被骗。当地银行查明，这笔钱流向了千里之外的湖南株洲，已被取走20多万元。
2009年10月，湖南双峰县秧冲村。一块“短信诈骗可耻，勤劳致富光荣”的巨型广告牌竖在村口。
王益有、朱玉棋和朱平洋都于1982年出生在这个村子，结伴在同一个班上学，初中毕业后先后去广东打工。
2008年4月，朱平洋从广东打工回来，学习其他村民——每天到走马街镇上的网吧里，进入百度免费信息网输进低价二手车销售或者发放无抵押贷款，然后就回家打牌，等鱼上钩。
有人需要贷款，打电话过来，朱的妻子就会要求先支付利息，一万元月利250元，然后再发放贷款。
不需要抵押就可以拿到不菲的贷款，这显然是一个骗局，但也有人上当——7月份，新疆有2人被骗1000元。
小打小闹让朱觉得没意思。得知好友王益有和朱玉棋正在筹办“短信钓鱼”，他要求加入。
“钓鱼”需要装备。朱平洋在走马街镇找到了一个叫王普生的人，王和儿子处于短信诈骗链条的上端，长期在广州提供短信诈骗装备，每套设备售价8500元，包括一台电脑、39部改装后的西门子手机、5张读卡器、5个电路板、3个加密狗、若干数据线和一套短信群发软件——在网上买来不记名的移动手机卡，在电脑上用专门的软件复制成数十张手机卡，然后将复制卡插入手机卡，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再用专门的短信群发软件将已经编写好的信息群发出去。
广州还有人收集和出售身份证——诈骗者需要其他人的身份证办理多张银行卡，用完即弃，逃避警方追查。
当年9月，朱平洋筹集了8500元钱，从王普生处购得一套装备。
他的两个伙伴已入行多年。2002年，朱玉棋从双峰县财贸职业中专毕业后就去了广州打工，因为患乙肝而屡遭拒绝。王益有则在湖南娄底工地和深圳服装厂打工，后又去浙江温州摆地摊。2004年，朱玉棋开始学习短信骗术，邀集王益有等人先后转战西安、南京、怀化、郴州等地发短信行骗。2008年二人回到家乡，恰好接纳同窗朱平洋入伙。
万事俱备，3人却发现所在的娄底市已经屏蔽了群发短信。听说邻近的株洲醴陵市还可以群发，就带上装备到了该市，寻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套间房开始“诈骗事业”。
3人各自占据一块空间，昼夜不息通过39部手机向中国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其中王益有、朱玉棋发送的是“账号已改变，请往本账号打款”，而朱平洋发送的是“提供无抵押高息贷款”，每隔半小时，他们都要打银行查询电话查看有无“鱼儿上钩”。如有，他们将在第一时间赶赴ATM机器前，取钱走人。
3个人平摊水电房租，各自为战。
“工作”间歇，在模糊不清的电脑上，3人挤在一起观赏了下载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小人物奋斗成功的故事令他们备受鼓舞，发誓说3人一定要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成为百万富翁。
但大陆的手机用户天天收到这些短信，大多已经知晓是诈骗，不加理会。一月下来，“三个火枪手”收获寥寥——王益有诈骗仅2000元。但他们坚守“阵地”。
10月1日，王益有在一台回乡的中巴上，又拨打查询电话，得知有100万元入账。生命中终于迎来了第一个100万——王高兴得叫了起来，大叫要司机停车，拉着朱玉棋下车，飞一般冲进最近的建设银行去取款，分3次取走1.5万元——这是一张银行卡一天在ITM机上的取款上限。然后又转账4万元到其他两张银行卡上。
朱借给王一张银行卡和一副平光眼镜，叮嘱他一定要注意银行的监控镜头。
身上有钱了，两人来到株洲百货大楼去购物——王益有花4万元买了黄金项链和吊坠，准备回家送给母亲。随后又去了株洲大金行，买了白金项链、吊坠、戒指送给妻子。
为了表示对老战友的谢意，王帮朱购买了两条项链和一个黄金吊坠，并分给朱5000元。
回到村里，两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决定去大城市里享受一次生活，好好犒劳下自己。他们花了两万多元在深圳吃喝玩乐了一圈。回到娄底，王花600元给自己买了一台仿三星的带皮套手机和一套188元的音箱，和妻子一起到银行在妻子的账户上存上5万元，给母亲1万元，给姐姐6万元，并告诉她，这次干了一笔大的。
谁都知道不干净，但都不多问，家人们只是叮嘱，一定要小心。
发现账户上78万元余款被冻结后，3人赶紧撤离了醴陵，将装备转移到娄底市娄星区，在一个橡胶厂租了一个套间继续行骗。
邱向焦作警方报警，被确认是大陆迄今最大一起短信诈骗案。2008年11月22日，湖南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警察跟踪到娄底，将3人抓获，其时朱玉棋又已得手一笔4000元。
走马街镇处在湖南娄底市和双峰县之间，横竖两条小街挤满了各类商铺，混乱却生机勃勃。它得名于乾隆皇帝在此走失一匹御马，兴盛于随曾国藩征战的军人回乡兴办教育，眼下的声名却来自假证和短信诈骗——这里是中国假证和短信诈骗的重灾区之一。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做证件的，不是诈骗。”朱玉棋的邻居，39岁的李萍（化名）说。
1990年代，中国出现打工潮，招聘市场往往需要高中、大学文凭，而日常生活中需要准生证、身份证、各类资格证等无数证件，中国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证件市场。几个走马街农民在邻近邵东县获得证件半成品，在当地雕刻印章后，就能制成高仿证书，卖给需要证件的人，暴富。
数人衣锦还乡后，秘密很快流泄，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很快形成了一支支“部队”，涌入中国各大中城市。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李萍夫妻对一个亲戚的创业史艳羡不已——一个游手好闲而被乡邻鄙视的人在外做假证两年，赚回了一台轿车，然后建了一栋三层新房。该人自称“校长”，说自己在给中国青年发文凭。村庄里，凭借办证生意而修建的漂亮楼房越来越多。
酒足饭饱的亲戚承诺带他们出去发财。
2001年初，他们告别了两亩多土地，去了山东济南，男人负责发布信息、招揽生意和找上线制作证件，女人则负责送货和收款。
上线提供一套带档案的大学文凭60元，而售价高达600元。暴利令这个假证行业迅速产业化，一些人负责提供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在内的各式印章，一些人则提供各式证书空白件，还有一些人则负责给众多下线制作不同证件。在最初的假证市场里，李萍他们得到了良好评价——顾客不满意，他们可以免费更换证件，直到满意为止。
为了争夺客源，李萍他们必须四处吆喝广告。和其他老乡一样，她也聘请了一个济南人，在大街小巷，甚至冒着危险深入小区楼道，用油墨笔写上办证广告。
无处不在的“牛皮癣”令城管抓狂，也令地下假证行业大白于天下。
2004年开始，中国各地开始密集打击办假证。李萍夫妻带着10万多元收入回家修建了一栋楼房后，2006年再次去了济南淘金。没活的时候，他们夫妻就窝在狭小出租房里看电视煮饭睡觉，“听到警车叫，小腿肚子就发抖，活得像老鼠一样”。
终究，一个警察依照办证电话找李的丈夫订购了一张文凭，将李萍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将她按倒。
警察拍打李萍的脸，说她长得像台湾主持人阿雅，“还出来做这个”。李拒绝说出丈夫和住所，这名湘中妇女一口奇特难懂的方言和坚贞令警察束手无策，直接被送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编织手机吊坠，“一年后出来，两只眼睛都变斗鸡眼了，养了好多天才缓过来”。
李萍和丈夫从此洗手。
此间，大陆文凭证书开始建立网上查询系统，令假证需求锐减。
数千双峰办假证者被送进中国各地的劳教所或者监狱，一些人畏惧打击也陆续回流镇上，开始通过群发短信来推销办证，却不再提供假证——变着法子以收定金、邮寄费和保险费为名，来骗取钱财。办证者心虚，即使发现被骗也不会报案。
一些中国媒体来到走马街，描述了一堆农民围聚农业银行或者邮政储蓄所，一边赌博聊天吃喝，一边用手机骗取各地民众钱财的奇特场景。
办假证的客源逐渐萎缩，一些诈骗者开始群发其他信息拓展财源。他们开始谎称提供二手车、无抵押贷款、迷奸药、摇头丸、充气娃娃、枪支甚至杀人不见血的职业杀手。
后来，一些人在互联网收集个人资料，推出购房购车退税等骗术。更多科技手段导入诈骗行业，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可以被复制，直接对该人的亲朋好友行骗。
当大陆民众越来越多通过银行账户转移资金，诈骗者们想出了“账号已改变”的骗术——看似笨拙，但它如果恰好出现在一个粗心人正准备汇款时，极可能成功。
有指责称，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导致大量外来资金流入双峰，令当地不愿痛下杀手，“放水养鱼”最后养虎为患。但双峰政府辩解称，当地在2001年就开始对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但因为多种原因未能实现完全遏止。警方总结说，这些诈骗者一般都在外面行骗，飘浮不定，寻找受害人难，固定证据难，调查取证难，认定证据难，追逃难，追赃难，导致定案难，打击处理难。
据媒体报道，走马街7万人口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一些完成原始积累的诈骗者在走马街镇或双峰县城开店买房，为一些处境艰难却四处寻求出路的年轻人树立致富样板。一名走马街籍的官员叹息说，在当地，没有人再愿意相信勤劳致富。
3个“火枪手”被捉后，王益有和朱玉棋退还了现金和所有金器给河南受害者，希冀得到宽大处理。
律师向王家额外索要了8000元，称可以帮助王家找关系，争取少判几年。
6月17日，株洲市芦淞区法院一审判决3人犯有诈骗罪——王益有获刑12年半，罚金10万元；朱玉棋被认定和王共同诈骗，另诈骗4000元，获刑11年，罚金5万元；朱平洋诈骗3500元，获刑1年，罚金5000元。
事实上，3人遭遇了一场来自国家的严打。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一些诈骗者向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假冒募捐名义行骗，促使中央决定出手严打短信诈骗。
2009年4月27日，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将双峰等16个县市列为公安部挂牌整治单位，其中双峰和湖北大悟等6县市属于短信诈骗。
“骗子之乡的帽子戴不得，它极大影响了双峰形象和经济发展。”双峰县公安局政委刘道光说。4月28日，双峰县公安局决定自5月1日起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计划侦破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案件220起以上，逮捕直诉犯罪嫌疑人55名以上，追回双峰籍逃犯50名以上。
6月18日，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发表公开信，组织乡镇干部和警察在16个乡镇、一个经济开发区的926个村逐村逐户开展地毯式摸底排查，摸出在省外务工人员94118人，其中有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嫌疑的1234人。
警方进一步像筛沙子一样筛选出505名拟打击处理的“黑名单”。走马街、洪山殿、蛇形山等6个乡镇成为打击治理的重点乡镇，而走马街是重中之重。
9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对朱、王的原判。当月，双峰县被中央政法委拟列为重点整治县。
危机升级令双峰县如芒在背。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县委书记、县长负总责的领导小组，将打击诈骗专项行动延长3个月到年底。
当地政府的文件提出“政策兼容”——对涉嫌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者，银行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贷款业务；计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二胎准生证；国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建房批地手续；民政、社保、医保及农村合作医疗等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社会福利保障；公安部门不得为其审批准出境、参军手续；组织人事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招工、录干；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企业进行审批发照，近乎对诈骗者的社会属性“一票否决”。
双峰县公安局提供数据称，截至10月21日，双峰共破330起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案，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32人，为之前数年的总和。
双峰拿出20万元设立举报基金，如举报一人被批捕可获奖1000元，批劳动教养获奖500元，治安拘留则获取200元，还可以分享诈骗者非法所得的20%。
2009年10月24日，3个“火枪手”的家人被村干部叫到王益有的家里集中接受采访，他们成为面对媒体展示诈骗者不得善终的标本。
3名奶奶都抱着一个孩子，7个月到3岁不等。王益有被抓时，女儿还没有出生。朱玉棋的女儿抓着一根沾满辣椒和 味精的粉条吃得津津有味，朱平洋的儿子馋得呼天喊地，现场混乱。
在一间土坯屋子里，朱玉棋的父亲，一个小学数学老师连夜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代表儿子向社会道歉，但他小心翼翼地说法院判重了。
朱的母亲抱起哭泣的孙女说，媳妇把孩子放在家里就走了。
一位白发满头的老奶奶一直对《凤凰周刊》记者作揖，邻居翻译说，她是在求你，“领导你行行好，让我孙子早点出来吧”。她的儿子，40多岁的朱集云也是被打击的短信诈骗者。
这时记者的手机响了，是短信息，“直接把钱打到这个账号来，XXXXX，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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