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代表”的人大制度
“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除了这些雷人提案雷人语录之外，即将闭幕的2010年全国“两会”，留给国人的，还有什么？全国“两会”，一地鸡毛。
说来惭愧，我三十有三，却从不知选票为何物。话说回来，即使我有机会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也无从做起，因为选举所谓人民代表的选区，远远超出人们相互了解的范围。我国又不提供也不允许有竞选的权利。如果人人只选自己熟悉的人，选票会分散成一盘选不出任何人的散沙。这就决定了事先提出候选人。
我国人大制度的问题就在于此。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选民也不了解候选人，没有赞成候选人的理由，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既然自己了解和赞成的人选不上，除了选举候选人别无选择。结果就是候选人是谁，当选的就是谁。即使有所谓的差额，也只是选民在已经被挑选好了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一次纯象征的挑选。那么，当选的人民代表实际并不产生于人民，而是有权提名候选人的当权者任命的。在更高层次的选举中，这些人民代表必然要服从任命他们的人。即使有想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代表，因为越高层次的代表来自越大的单位，越缺乏横向联系，彼此之间更不可能了解，就更需要提候选人，候选人就更保证当选。
（二）共产必须共权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却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甚至在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同时强化了后一种私有制。
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而在官僚专制的苏联东欧社会，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这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糟糕的一类。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公有财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
正是社会权力的私有，成为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从人心所向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原因。
（三）举起左手打倒独裁专制，举起右手打倒群众运动
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视社会主义为敌，这时候重要的已经不是去参加那个合唱，而该把理性用于对人人趋之若鹜的民主的批判。
民主无疑比专制进步，但那不是非此即彼的理由，不能因此就不看到它的缺陷。民主社会发展出竞选体制让选民了解候选人。但大范围竞选必须利用昂贵的传播媒介。范围越大，竞选成本越高。这点决定了最后当选者属于占有资源最多的那个集团。社会权力也就为那个集团所私有。纳粹也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手段上台执政并且发展成为血腥的独裁体制的。在当今这个由传播媒介操纵的信息时代，能发出强烈声音的少数比沉默的多数受到更多的注意，而当他们的意志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介转化成时髦，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多数。
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很大程度是制造公众形象的比赛。投票者对竞选者的纲领缺乏判断能力，所以致胜的关键在于抨击和丑化对手。这导致西方选举的腐败。
一般群众不可能对高层领袖应具备的信仰、才能、素质、思想方法、修养、知识水平等有正确估价，往往把判断重点放在形象﹑谈吐﹑人品怎样，是否有桃色经历……即使是这些方面，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和被传播媒介摆布罢了。
在一个最强调多元的时代，赶时髦却造就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元。连追求多元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一元。全世界从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到时装歌曲全趋于一致。
在时髦的叫喊中，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民主”是什么呢？枪杆子灌输的一元还让人心存反抗，广告灌输的一元却让人自鸣得意地以为就是自己的多元。
也不能赞成那些专门从事煽动，把未来希望寄托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民主派。暴政和暴民同样可怕。那是相辅相成互补的两面。压迫引起仇恨和暴烈，而群众运动的盲目和残忍只能由更血腥的镇压收场。法国大革命及中国文化革命那类疯狂时代留下的恐怖就会重现。动乱能摧毁一个旧社会，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
无论是选举制民主，还是群众运动的民主，民主制范围越大就越荒诞走样，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律传统和丧失了道德结构的特大范围里。一旦实行这种民主制，中国将遭受比专制更大的苦难。必须打破民主制的虚幻光晕，因为只有民主制的招牌被推倒，逐级递选制才能从后面显露。
（四）逐级递选制通向实质民主
逐级递选制不能让每个有才能的人被所有选举层次和圈子同时知道，但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结构，给每个人以从最基层升到最高层的直通线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藏龙卧虎之人处身最基层，例如一个生产班组，他的才能无疑高于同班组伙伴许多，他当选是无疑的。当上了班组长，他就进入下一个选举层次。同车间其它班组长以前可能不熟悉他，但这个新的选举范围很小，人数不超过n，很容易互相了解，又有朝夕共事的表现机会。用不了多久，其它班组长就能认识到他的过人才能，他就会被选为车间主任。这样一级一级向上，不管哪个层次，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他的才能和综合素质总是超过同层次其它人，他就能不停地被选拔上去，一直到达他的能力极限与职位的平衡点。如果那个平衡点是国家元首，他就一定能沿着这个途径从最底层一直登到顶峰。逐级递选制的选举层次将造就一个才能金字塔，社会全体成员自动按才能大小各归其位，几乎不会出现任何埋没与错位。才能金字塔和权力金字塔完全一致。这种只能由直接下级进行的选举保证了选举水平随层次提高而提高。由大区领导人选举国家元首，他们就不会为谁有一件打补钉的衬衫而感动，也不会把注意力津津乐道地放在谁曾有过情人上。他们选的是元首，不是演员或道德模范。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什么是元首的使命和职责。这种选举是群体精英对个体精英的选择，因而是不断更上一层楼的良性进化。
逐级递选制不会出现选民对当选者约束滞后或错误约束，是不是也出于这种逻辑。大范围选举的选民不可能得知上层还处在理论﹑纲领和计划中的错误，也没有相应的水平进行正确判断。只有当错误成为现实，造成了每个人都感觉到的损害之后，选民才能为时过晚地进行约束。大范围选举又只能定期举行，在当选者任期之内，几乎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即使允许随时选举，大范围选举也将延误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有结果，反过来，一般群众直接选举高层领导人也会造成许多出于局限，无知或短视的约束，迫使领导人迎合社会而不是领导社会。这种例子在当前西方民主制社会不胜枚举。逐级递选制却不同。直接下级没有一般群众的局限性，了解当选者而且时常接触他，随时可以得知并且认识到尚处在萌芽阶段的错误。选举非常容易，因而对当选者的约束不会有滞后问题。选举者的视角、知识水平和专门修养以及他们自各代表的集体利益综合在一起，使他们不但不会进行短视的约束，反而会鞭策当选人坚持一时还不被基层群众接受的长远目标。
（五）最小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民主
迄今为止的所有选举都是在人们彼此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全是虚假选举。逐级递选制的基本思想是把所有选举都限制在互相了解的范围内。一个生产班组的工人是相互了解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之间配合生产，磋商事务，工作上的横向联系使他们也相互了解。在一块共事的人只要人数不超过n，至少在共事的'事'上，无论哪个层次的选举都保证在相互了解的范围。大区首脑彼此相距很远，但他们要讨论国家大事，相互协作，他们拥有的通讯手段和信息保证他们可以像朝夕见面那样互相了解。那么，造成选举虚假的关键消除了，社会权力是不是就会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呢？
人们很难相信这一点，但主要是心理障碍。他们说既然美国人直接选举总统还没打破权力私有，逐级递选制只让人民选举头顶的芝麻官，怎么倒成了权力公有？问题就在这：美国社会让人民选举他们根本不知其然的总统，却不让他们选举最切身的头顶芝麻官，因为那一来整个社会就得翻个个儿，难道不说明芝麻官比总统还重要吗？ 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只任命直接下级，如各省省长，但并不因此失去对浩瀚如海的基层官员的约束，反而产生放大效应，上面哼一声，下面变成一片雷。逐级递选制颠倒了以往的任免顺序，让人民用任免芝麻官控制整个社会直到最高统治者。这种以多控制少的权力结构比独裁社会以少控制多的结构应当更有效。
在最基层的选举中，人们决定选举谁或罢免谁的标准是每个人物质的或精神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那么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的领导者就是这个互相了解的范围内多数人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他在随时可以被罢免的状态下，必须时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集体利益为根本原则才能保持当选。那么他在参加上一级选举时，他的选举和罢免标准就会是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体的利益，谁最有利于自己的集体就选谁。那么三分之二多数选出的那一级领导者就将是最能代表那个选举范围内多数下属集体利益的人。往上每一级选举都与此相同。这就是逐级递选制的集中过程。乌合之众的个人利益和意志这样一级一级集中上去，越来越明朗﹑准确。当最高领袖向n个大区的首脑负责，受他们约束时，就等于正在向全社会负责，受全社会约束。当他在追随自己的n个选举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在追随着全体人民。这个世界才真正由民作主。
一般的量只有大小，而矢量除了大小还有方向。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意志都可以看做一个矢量。以往一个特权者的量的大小可以超过千百个老百姓的量之和。西方民主制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总统还是主妇，每个人投的票都是一票，也就是每个人的量都成为等值。但如何把每个量不同的方向准确地综合在一起成了新问题。西方民主制只能让人民在投票时表达两种意见：是或否，非此即彼。两种意见被简单地加减，结果要么是战胜否，要么否战胜是。当代民主制的许多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逐级递选制虽然同样要由多数决定选举结果，但是由于选举逐级进行，每一级都保持在互相了解并且可以随时交流的范围内，并且是动态的，随时可进行的，就发生了本质变化，每个选举者不再只是一个画在选票上的符号──几年出现一次的是或否，而是身边活生生的人，有性格，有要求，有逻辑，是一个完整的意志，是一个就在身边不可忽视日日会打交道的真实存在。即使他是一个少数派，他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和抵销的符号。在动态中，他也许就是下一步的真理。在全盘中，他是一个组成全盘的局部，而且随时会影响其它局部。所以当选者不会对这种少数视若不见，在受到多数约束的同时，也要受少数约束。约束结果不再是简单直线的是或否，而是矢量求和的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是与复杂生活和历史进程相对应的多角度综合，也就是每个不同方向的量都会对最后结果有影响，每个量都不会被吞没和消灭。这样的民主才名符其实。
法西斯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历史上法西斯通过民主制度上台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逐级递选制中没有那种结构存身之地。专制强化社会内部的集团对立，民主制也存在多数对少数的压迫。逐级递选制具有的矢量特性却促使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趋向一致。矢量求和的运作是调和，不是对抗，逐级递选制的自动调节机能将由此对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导致一种不可逆转的进化，最终使阵营﹑阶级﹑政党﹑利益集团等造成人类之间的一切残杀﹑敌对和斗争的因素都趋于消亡，真正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六）逐级递选制如何保证权威
按照逐级递选制，各级当权人物都由下级任免，那么当上级某项决定会损害某个集体的利益时，虽然那项决定为了全局利益是必要的，那个集体的领导人也可能不执行。因为他领导的集体将支持他并约束他那样做。但是如果逐级递选制不能防止无政府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能使不执行命令的行为受到制裁的话，那么无论其它方面怎么合理，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认为，权威和服从是社会共同利益所要求的。逐级递选的各级当选者必然被要求建立对权威的保证，从法律﹑舆论﹑行政手段﹑经济制裁﹑直至动用武装力量，具体方式不必我们现在动脑筋。可以确信的是全局制裁局部有很多办法，制裁会损害反叛局部的自身利益。局部的领导人将以理性正确地判断，而不会愚蠢地坚持以卵击石。何况坚持也不会成功。每一层直接下级都能以敏锐的反应和随机约束时刻调整领导人，使他既不能软弱又不能滥用权威。调整的分寸会恰到好处。权威在逐级递选制中的体现还有另一个特点：相对于任何层次，直接上级只构成本集体共同意志的执行人和追随者，而不构成针对直接下级的权威。权威间接地以法令和文件之类的非人格形式来自更上层。这就使多数人摆脱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直接受权威管束，面对面地与权威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压抑和受挫，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感和主人感。让逐级递选的层次把管束过滤成一种无色无味类似自然规律的法则，接受起来就会平心静气，而减少现在这些文人相轻﹑意志较量和互不服气了。从本质来讲，用金字塔比喻逐级递选社会不恰当，它应当是个倒锥型的陀螺。广大人民在上面，而当权者只是下面的支撑点，承受逐层传递的社会重量和摩擦。陀螺只有转动才能稳定。约束陀螺转动的鞭子在人民手中，因而逐级递选制的最终权威永远是人民。
这是逐级递选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则--每一层的行政领导者集体构成更高一层的立法者， 而他们推选的上级就是执行他们立法的行政领导。这种关系远比三权分立制灵活、准确、及时和彻底，同时仍然保持制约的能力。人的激烈大多出于内在的紧张和压力， 逐级递选制提供了一种整体的结构保障， 无需把千斤重担苦撑苦熬地压在个体肩上， 因而便获得一种极有把握的依赖感，使人松弛自信， 在对峙场合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超脱能力。
当年如果能实行逐级递选制， “六------四”可能不会发生， 历史也许会就是另外一条路。至少天安门广场不会被哗众取宠者得势， 运动也不会让一些不称职的人充当领导。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传统的组织意识和民主口号的杂交，产生的是缺胳膊少腿的怪胎， 结果是谁能把持高音喇叭谁就是“领袖”。对领袖的制约只来自乌合之众的掌声或嘘声。为了获得廉价的掌声， “领袖”们恶性互动地向极端赛跑，理性之声却被嘘赶下台。可镇压的枪声一响， “自焚者”逃得比谁都快！？
（七）逐级递选制与民主运动
普选制，即使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与香港，都无成功的案例，更不用说在庞大的中国内地实行了。民主派的理论家曾针对中国太大、选举成本太高的难题出过一招：距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和占国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偏远地区只象征性地设投票站，一来省钱省时，二来环境闭塞和不关心身外事的传统将使那里的人民多数既不知道也无兴趣长途跋涉去投票站，可以由此提高选举的文化素质。这种所谓普选，与投机取巧何异？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XX年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后却成为迎合群众的竞赛。无论那个派别，想在那股大潮中不因落后而被淘汰，只有不断拨高自己超过别人，反过来人家又要超你，结果形成一个越拔越高的循环，趋向极端，最终必然要失掉理性和控制……
经历了民主运动的失败后，人们不得不相信那种理论：群众的素质决定民主的素质。中国九亿农民，又从哪谈民主呢？然而，按那种理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民主呢？ 十三亿人全拿到大学文凭？ 二百年以后？ 何况念过大学就懂民主吗？历次学生运动──包括六------四──群众运动的问题样样全有。哪怕教授们凑一块，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手段，也同样是乌合之众。
普选首先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组织主持选举，而且必须选举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之后社会才能正常运转。逐级递选却是自下而上的，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数范围内进行，所建立的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和运转，而且具有自动组合的机能，分散的组织可以自发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方便地扩展，不断提高层次，人数再多也会井然有序，直到组合成一个国家，甚至组合成世界，假如设想世界大同的话。社会大系统的转换在社会变革中一向是最难的，以往总是要经过革命﹑流血﹑大动乱和大破坏。逐级递选制却可以避免那些灾难，哪怕在专制体制中，也可能做到以广泛自发的逐级递选和平地架空旧政权，以非暴力的不合作形式实现权力转移。逐级递选能使人民迅速有效自己组织起来，使不合作不致产生混乱，危及人民自身，从而提供了与当局决裂的自立基础。只要在恰当时机引发出一个大规模连锁蔓延的局势，就能在一夜之间让庞大的专制机器不战自败地土崩瓦解。以我看，这才是革命者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关键是能否在中国实现民主全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合适的程序。经过文雅课堂修饰和传播媒介灌输认同的民主戴着文明的高帽，因而被认定是不文明的中国所不适的──确实不适。中国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程序：任何一个具有思维的、活生生地劳动和生活着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文盲或农民，都能在这种程序里最真实地表达他做为一个人而必定具有的个人意志。并且，每个个人意志都能以矢量求和的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逐级递选制正是这样一种程序。文盲听不懂竞选纲领，不会判断国家大事，可再文明的人也不会比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小村子更了解，更善于判断和制约村里的当选人，那程序不必签字，也无需选票，只需随时举起他们长满老茧的大手就可以。
（八）逐级递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逐级递选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正相反，企业和农庄的老板由选举产生，那种社会只能是共产的。在当今世界纷纷退回资本主义的潮流中，逐级递选制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出路。
当全世界都以取笑共产主义为时髦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经过那么多天才头脑思考﹑吸引了人类上千年的伟大理想，百年间席卷全球，激荡起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亿万英烈前仆后继为消灭剥削﹑压迫﹑不公正﹑自私与贪婪所进行的悲壮斗争，全然是一个大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大闹剧，大徒劳！在感情上，他属于那些在精神与道德世界中不断憧憬和追求的人，而永远不会亲近那些为理想破灭而得意的庸俗政客﹑商人﹑实用主义者和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私有制﹑物欲﹑贪婪和竞争。即便是为了让那些为信仰献身的死者们不白死，为主义奋斗终生的先辈们不白活，也该在共产主义的前面而不是后面找到出路。
（九）逐级递选制是历史的支点
逐级递选制只是一种选举方法，复杂万千的人类社会怎么可能由于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变化就彻底改变呢？
我们认为，当代世界的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截然不同，两个社会的区别产生于哪里呢？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吗？民主社会实行竞选式的选举而专制社会的选举是受操纵的。如此而已。怎么能说程序不神奇呢？
民主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要实现这个概念，必须依靠某种非常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以往中国的群众运动把民主的大概念喊得震天，缺的就是细致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此要么处于有民无主的决策零状态，要么变成只有自己民主，不许别人民主的多数专制，最后无一例外地让位给“主”──由少数几个“主”来“主民”。为什么深入人心的民主这么没有力量，而孤家寡人的专制却总是胜利？除了其它原因，最重要的就在于民主没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而专制的制度和程序却是那么根深蒂固，成为习惯。
相反，正是由于确立了一种竞选制，专制在西方社会就很难重新上台。
那么，逐级递选制揭示了以往一切选举都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是虚假选举，它做为一个真实选举的程序确立起来，为什么不会引起更神奇的变化呢？应当说，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你应该超越心理障碍，相信理性判断，就像水加温到九十九度，再提高一度就有质变一样，人类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完了前面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只要一个完美的选举制出现，就会在最后一步跨进一个全新的社会。
（王力雄《黄祸》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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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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