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问我是不是有病了？如若不然，何以以一己之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与当今“和谐”社会主流论调逥然不同的如此不和谐音。这岂不是自寻末日来临？且别急，我是这样想的，好在如今社会倡导和谐，在已如此和谐的大好局势下，国家认为即便是有了些许不和谐音，一来从和谐大局考虑，二来会认为这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式的疯狂，所以自必不屑一顾。再说都“改开搞”了三十余年，这一变革最初不也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发起的？你国家总不能自己不断深化地解放着思想，而不许别人解放思想吧？又再说了，从今以前的种种切莫絮谈，现在又听说要创造“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社会，还要“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我自然是深信了这些话的，故此就麻着胆子大放厥词了。
先说改革了。谈改革就必然离不开开放。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再细化了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就这样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这样讲改革似乎还不确切，改革开放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就被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当然，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据说因为改革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可能是因为当年“总设计师”再次复出后，深感当年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为什么呢？流行观点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致使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温饱还没有解决，这种局面不解决还行？哪么，改变之路就是改革。
还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了，以利于解放生产力。而要解放生产力，还非改革不可。
所以改革看起来就是大势所趋，就势在必行了。
但还有人认为，上述的观点仅是代表了执政官方当局的思想，因为具备执政的条件，所以具有话语权，拥有对社会好多事物现象的解释权、定义权，再到国家政策的最后决定权。“文革”和“模仿苏联体制”“严重阻碍”说这些话题太大，小小百姓既无资格也无能力讨论这样的话题。再就是“和谐”社会提出如此问题有违“和谐”大局，我们就还是从解放生产力说起。
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表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时候，拥有什么样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机能，利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去作用于自然界，来实现预定的生产目的。所以，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机能的人同生产工具这两项，就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
在生产力的构成中，人这个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倡导发起改革和后来的践行者都是从人——生产力要素的角度来诠释和自夸着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为由于农村的土地下放，城市工厂的竞岗聘任制都能从根本上刺激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某种合理性，但不可否认，人能动的因素必然是有限度的，当它被最大化提高而再也无法人为拔高的时候，生产力的第二要素——生产工具的运用和改善就显得决定性的重要了。我暂且单拿农村来论述，由于土地实际上的私有化耕作模式限制和束缚，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已变成了一句空话。还无法否认，水利化和机械化对于农业生产就无以得到发展和提高。这从我国近些年农业的实际收入即可一窥端倪。人和生产工具这两个因素，改革实际上只重视了人的因素，而忽略了生产工具不计。未免有顾此失彼之弊。
生产力的两个因素，如果把人比喻成意识，生产工具喻作物质，这就成了只强调意识而忽视了物质的力量。倘按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意识已被当做了第一性，这就本末倒置了。
再来说开放。只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我们也应该清楚：“经济活动国际化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和技术，再由于各国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差别，在同一时期内生产的同种商品，会有不同的国别劳动耗费，有不同的国别价值。要是用输出国际价值较高的商品换回国际价值较低的商品，就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于是，如果中国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重视通过发展对外关系，利用国际分工来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这应该是正确的思路。但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听起来是冕冠堂皇的理论，但具体实施中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结果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中美国”这个国际经济殖民圈的怪胎，还使得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于是资源贱卖致使逐渐匮乏，环境日益被污染，经济上被外来资本殖民式掠夺，还有巨额外债……如果说通过几十年的开放，除了从西方引进的所谓“民主”思想、“法制”观念和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外，我们又实际得到过什么？
接下来最不可思议的莫过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了。七分功劳三分过，这是来自官方的评价。但许多年了，对于七分功劳从无人或是很少人提起，而且每提起这功劳，那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许多非毛反毛妖魔化毛泽东的言论却会时常见诸各种媒体。我想问这一切正常吗？中国难道真是与时俱进到了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这是要遭天谴的！
我们不妨从建国六十年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奇怪现象来谈起。前三十年中国社会风行革命，后三十年这个社会流行改革。但无论是革命或是改革，都是表述了对旧有秩序、制度的不满，是一种励新和变革。因为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事业，是未有前路可循的。所以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改造社会、改善民生的一种大胆探索。这里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哪些革命前辈的一切行为都是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角度出发，而没有给其子女后代留下巨额家产和政治高位，当然也没有给社会留下“乱自上作”的根源。后三十年的改革，为鼓励、探索社会变革，遂有了“摸石头过河”的理论出笼，有了“交学费”的自慰借口。前三十年的革命错是错了，对的也是错了，“资改派”极右势力可能认为，其实人民应该是最好愚弄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代表人民的声音，难道不是吗？现在的主流舆论、媒体无不对中国社会前三十年的发展大加污蔑、讨伐，似乎把前三十年越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证明后三十年的成绩斐然、领导英明。同样是失误，前三十年就罪不可恕，而后三十年就是“交学费”了般的轻松。只是他们在“交学费”的同时还暗里留了一手，那就是给其子女后代留下了丰厚遗产。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实力方面，这些优越权自然是寻常百姓无法比拟的。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但人民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们自己能“交学费”，而不给毛泽东也留下“交学费”的机会？
我以为，能否正确客观评价毛泽东在现代中国，在新中国革命史，在中国图强奋斗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已成了一块试金石。它在试验着做为一个中国人，是否还具备中国人的良知、操守和无畏胆识，人是应该讲真话、讲良心的。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我明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它会有许多的不如意，而我们就身在其中。这预示着无奈、迷茫、或是机遇？
让我以毛泽东平生喜爱的南宋词人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为此文的结尾：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余斗河，疏星淡云，断云微渡。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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