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恶意诬陷汪晖的现象所想到的一句话

由恶意诬陷汪晖的现象所想到的一句话　　

最近几天看着网络上热炒的所谓汪晖学术剽窃事件，突然间想起了好像是恩格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原话可是不记得了，大意是这样的吧：由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因此就很难或者说无法彻底摆脱身上的动物性（注：我也如某先生所自称的那样“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所以引用什么话时总是不愿去查明具体的出处，不过好在写的也不是什么学术论文，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吓人的“学术规范”问题，总该不会因为上面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落得一个“偷意”的恶谥吧，毕竟这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所以凡事总得多加小心。但愿不会的，我祈祷！）    　　

 仔细品味一下那句话，就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人界与动物界之所以常常会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某些人的兽言兽行），其根柢就全在那祖先身上。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在地说，人类其实是蛮给祖宗长脸的，因为“虫蛆自然是不干净的吧，但也从来都不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弱小的动物为饵，自然是残忍的吧，但从来也不竖起公理正义的幌子，使被吃者直到牺牲前还要对其感恩戴德”，人家虎狼“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绝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①，这些事情唯有人类才做得出来。所以倘使那最初的猿猴祖先现在仍然地下有知的话，在看了人类这后生小子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一定会自叹弗如，并要由衷的感慨：后生可畏啊！　　

汪晖的学术成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早已是有目共睹，所以要想去撼动其稳固的地位实在是万难之事。不过，这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凡事只要你认真琢磨，肯下功夫，那就总有解决的办法。什么罪名可以使一个学者蒙受最大的耻辱呢？剽窃！好了，罪名设计出来了，接下来要考虑如何向人们回答自己问罪的动机。什么样的动机最美妙，最诱人，又最能使自己立于不容质疑和否定的道德制高点呢？那当然得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学者要为学术界开辟一块净土，撑起一片蓝天这样的宝贵的“良知”。罪名设计好了，问罪的动机也构思得够精当了，接下来就要考虑问罪的时机了：时机的把握恰当与否至关重要，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全局的成败得失。究竟选择在什么时候出击呢？　　

首先应该选择在他出国之际：身在国外，即使有天大的能耐那也肯定是鞭长莫及；　　

其次最好选择在他参加国际会议之际：整天忙于开会事宜，自然无瑕顾及回应此事；　　

最后还要选对攻击的靶子：倘是近作，他肯定印象清晰，即使手边没有资料也比较便于回击；但若是旧作，最好是二十年前的，那效果可就不同了，因为谁能背着自己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满世界跑呢？身边没有相关资料，自然也就缺乏回应和反击的必要依据，所以只能暂时保持沉默。　　

而沉默就可以给人家进一步攻击陷害的口实：你看，我们是希望他就此事作出回应的，可是他一定是自知理亏，否则怎么会不出面解释和反驳呢？不反驳首先就是默认了罪名；继而还会产生另一重罪过：不反驳就意味着对中国学术界不负责任！明知道人家当下不具备回应此事的条件，所以就以如此的高姿态步步紧逼。那么倘使日后汪晖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回击那结果又会如何呢？那就是“无耻”，因为攻击者在施行攻击行为的同时，就预设了一个前提：我说你是错的，所以你就绝对是错的！不许反驳，只许道歉！因为我就是绝对真理、正义、道德、良知（总之是所有美好、漂亮的词汇都被他攫取了）的化身！倘若有谁替汪晖说话，那你就是反道德、非正义，就是否定真理，就是没有良知，甚至是无耻（他就是这样来形容为汪晖鸣不平的钱理群的：“钱理群这样说很无耻！”）而那些能够对此事保持沉默最好是“站在他一边”的人则是“比较高明的”，更是“有是非观念的，是有良知的”。　　

一边是肆意地毁损和践踏着人家的人格和名誉，一边却又竭力把自己装扮成道德拯救者的形象，而且还是一个即使历万劫也无悔的现代基督的形象。如此的阴险刻毒，却又如此的虚伪怯懦，这样丑陋的行径不但为禽兽所不齿，恐怕就是在比禽兽还不如的人类中也是不多见的吧！　　

　汪晖　先生当然会对此事作出回应！虽然可能不是现在。因为作为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深谙鲁迅精神的最可宝贵之处，那就是：即使走入无物之阵也要向敌人举起投枪，更要撕破、戳穿一切虚伪的上面刻着公理、正义、道德、良知等一切漂亮好看的字眼的假面，这是战士的精神，鲁迅曾经说过“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过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伎俩，自然至今还不屑为。”②　　

所以汪晖目前没有正面回击此事，一定不是因为不屑于计较这些捏造的事实和散布的留言，只是还没有腾出回击那些“以秽物掷人”的下贱东西的时间和精力！　　

注释：　　

①鲁迅：《夏三虫》，《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②鲁迅：《学界的三魂》之《附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附文

汪晖与王彬彬：谁的学风问题？(2010-03-27 02:19:4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f38830100h79o.html

赵牧

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学风”的文章，在网上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学术不端的高潮。毫不讳言，汪晖是我颇为仰慕的一位学者，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却不是为他辩护，而是感到一种悲凉：哪怕对当前学术的圈子化、利益集团化有不少腹议，但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有思考的人，认真地写着自己既关注内心又关注社会的文章，即使这些文章在发表时因为种种学术弊端而遭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仍然坚信学术乃一项庄重的事业。像汪晖这样在我心目中顶尖的学者也“剽窃”的话，自己仍孜孜以求的学术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我于是上网搜索到了王彬彬的那篇正被热议的文章，并对照汪晖那本被批判的《反抗绝望》的书认真阅读起来。应该说，我的阅读是带着疑问的，我不想一下子就将自己推向绝境，不想一下子就因为别人的判断就真的绝望起来。我想看看到底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如果真的存在“剽窃”问题，我想我该重新思考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必要了。

真的绝望到来的时候，我想我是没有“反抗绝望”的勇气的。

此外，对于王彬彬，我是有所了解的。他应该是我的师辈，而且看过他的大部分文章。我一向觉得他的文风凌厉，尖锐而有力，而且颇有颇有文采，大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的文章，大致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骂毛的专制集权，骂革命无所不在的非人道的暴力；二是骂人，骂别人的文章不好。前一类的骂，基本上是跟主流意识形态一个腔调，是1980年代以来将革命污名化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其所谓革命就是非人道的，这一类观点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了，王彬彬不加反思地继续重复，这却是我觉得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后一类骂人，也许显出了他的个性，甘愿做个学术清道夫，这是颇有勇气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学术，还真的是有问题，多一个骂街的，也不是完全没好处，而且像他这样已经成为学术大腕的人，是有人给他提供骂街的平台的。不像我们这些小字辈，所有的不满，只有腹议的份。

但有一点，骂街的同时，总要先表白一番自己的无辜，自己的清高，似乎也没逃脱这一类骂街文章的叙事成规。任何文体，看似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有自己的习得的叙事成规，骂人的文章就是这个成规，首先要将自己撇清，要自己装扮成圣人，之所以要骂，不是处心积虑地要骂，而是因为某种偶然性因素，而之所以这偶然成为必须，是因为出于某种公心，如此等等。比如这次骂汪晖，先说《反抗绝望》是汪晖学术上的“第一桶金”，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却从来不看的——这用来表示自己的不屑，但却也未必是是正常的学术态度，他是搞学术研究的，而且确实写过关于鲁迅的文章，对这么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不看不代表水平高，而是代表不懂得学术规范，因为有一种声音先于你存在了，在理不在理都应该有分辨的义务，不然如何证明自己的研究是否别人的重复呢？

然后，王彬彬说现在看了这本书了，是很偶然的，但却也是出于公心：以正视听，免得谬种流传害人不浅的现象继续下去，因为他的学生不断在写文章的时候要参考这本书。所以说，这非常符合批评文体的叙述惯例，也就是俗套：骂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戴个高帽子。他这次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就纳闷为什么网上的很多评论不冲着小偷却冲着他这个抓贼的人——的确是有些人在对他这个抓贼的人说三道四了，但这有关抓贼的自我定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呢？我在对照汪晖的原著读了他的这篇辩难文章后，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抓贼的心思，但可惜选错了对象，为了抓贼而抓贼，结果在批判别人学风的时候，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学风的不端。

对此，我想如果逐条罗列的话，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写这样的文章，我也明知道不可能发表，换不来学术GDP的增长，反倒有可能得罪人，自毁长城，自断后路，但我却因为要说服自己继续从事这一个行当，却也不能不任着自己的性子说上一两句。所以，我就选择一则王彬彬对汪晖最严重的指控，来谈谈究竟是谁的学风出了问题吧。那么，且看被王彬彬指责汪晖将勒文森著作中有关梁启超的论述直接置换为鲁迅的那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反抗绝望》第68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作了这个罗列后，王彬彬就不无得意地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而他之所以用了“几乎”，实在不是为了给汪晖留些情面，而是为了下面的文章：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看了这段，不由得不佩服王彬彬遣词造句的“语文”功夫实在了得，而且排兵布阵处处包藏杀机，他的“几乎”，既强调了“名字的变换”，又追加了一个“剽窃”得“匆忙”乃至在“标点符号”上出现“疏忽”，并且因此而“有意无意地损害了原文”。从王彬彬对“技术”、“结构”及“技术结构”的有板有眼且煞有介事的分析中，他的这篇指责“汪晖的学风”的文章，是写得相当从容的，也就是不可能会有“匆忙间的疏忽”这样的问题的，既如此，那么，他在引述汪晖的文章时，避而不谈相关的注释，并且隐去紧随其后的带有转折性质的表述，则显然是蓄意为之了，但也正因此，让人觉得他挑剔别人“学风”的文章，其实正犯了学风不够端正的毛病。这里，我们不妨将原文粘贴在下面：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人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人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①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人。正是经由鲁迅及其同伴的努力，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步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反抗绝望》第68-69页）


这段引文中标注的“①”是个脚注，其内容是“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如果没有王彬彬的指出，一般的读者自然就会以为这是列文森在一本专论梁启超的书中旁及鲁迅的观点，但若细心一点，却不免疑惑，这是一节文章开头的话，此前的行文中并没有提到梁启超，怎么会突兀地出现“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转折呢？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通常用这样的转折来突出将要论述的核心观念，而前面往往是戴的一个帽子，如果说帽子上写有梁启超的标签的话，这番转折才符合逻辑，不然的话，就会直觉到文气不够顺畅，表达不够清晰。这是低级的错误，但却让人费解，因为这很不符合虽有几分“晦涩”但却特别注重行文起承转折关系的汪晖的文风。感谢王彬彬查阅了“勒文森”（汪晖的文章中用列文森，这种差异应该是同一个英文名字的不同翻译）的原文，原来是论述梁启超的一段话。因为有了前面的疑惑，而又看到这段原文的话，我想我最直接的反应应该是，汪晖或者该书的编辑“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而误将“梁启超”写成“鲁迅”了。并且如此订正一下的话，原来突兀的地方，便略微有些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样还可能有问题，即是在“与梁启超等人不同”之后，出现了“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的表述，也可能让人觉得汪晖前面的确是说“鲁迅”而不是说“梁启超”。不管怎样，假若认真阅读这段文字的话，最大的疑惑应该来自书写或编辑疏忽，但王彬彬却首先不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直接认定汪晖“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鲁迅先生论及《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说过，“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以，王彬彬既然以学术清道夫自命，从最有可能的书写或编辑疏忽中看到最严重的学术品德问题，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他为什么在行文中对汪晖对列文森的注释只字不提呢？事实上，他就是根据汪晖的注释才找到列文森的这段被“几乎原原本本地抄录”的话，但因为他的只字不提，不但给人一种汪晖做贼心虚的印象，而且让人以为他是看到汪晖如此论述鲁迅而想起了勒文森曾经这样对梁启超论述过，并进一步翻出勒文森的书，或者是大海捞针，或者是凭借牢固的阅读记忆，将那段话从书中找了出来。如此，汪晖“剽窃”的罪名，在王彬彬预期的阅读效果中，应该是板上钉钉百口莫辩的了。

在此基础上，得出汪晖“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正如钟彪以及我们上面的较完整的引文所指出的，汪晖此后的论述重点恰恰就在“鲁、梁二人的差别”上。或者汪晖的论述本身是有问题的，或者他花了大量的功夫，仍然没让我们看出鲁迅和梁启超的差别所在，这是很可诟病甚至批判的，但王彬彬却只在无视汪晖的注解的前提下引述他半句话，并由此而出正义凛然的结论，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他这篇指责别人学风的文章，其实本来就是学风不正的。

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钟彪 

按：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上面登了一篇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对汪晖扣了两顶帽子，一是文理不通，二是抄袭。文理不通，这是多年来很多学者对汪晖文风的批评，老生常谈，无足为奇，可抄袭就要命了。试想当年汪晖奠基之作都是抄袭的，那么他以后的作品。。。。。。（此处省略若干字）。所以王彬彬这一棍子着实厉害。若汪晖被他咬死，以后恐怕就没法在学界混了。更叫人怀疑的是，如果这件事再加一加二，搞个扩大化，特别是《南方周末》也插一杠子，又不知道会起什么硝烟。当代文坛学界，从来都政治化得很呐！这里有钟彪先生对王彬彬反驳的文章，现转帖于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读者心中有数。

学术“私律”与“莫须有”　　

——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钟 彪 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是想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需要探个究竟。　　

一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辨别仪器，足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必须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我暂且按照，来扫描一下案头随手可及的几本书，有关“参见”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本的“抄袭”。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166页这样论述：
有学者把《左传》引诗之方分别为“断章取义”、“摭句证言”、“先引以发其下”、“后引以承其上”、“意解以申其意”、“合引以贯其义”等。
对这一句的注即为“参看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中华丛书，1972年，64页。”在这里，陈来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明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34页：
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如斯而已。”
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59-60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13页：
首先，“西学东渐”乃大势所趋，章太炎等人之“救学弊”，至多不过是“扶微业，辅绝学”。
对此的注释是，“参阅章太炎的《救学弊论》和《国学会会刊宣言》，均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6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193-194页：
根据童书业的看法，卿大夫分置侧室、贰宗，……这些侧室、贰宗往往有室、有家、有邑、有臣，其后代在春秋战国的地位日渐重要。（引者注：中间省略部分无直接引语。）
对此的注释为“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153-154页。”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54页：
但庚子前此类“调和满汉”的观念在民间相当流行，后来提倡革命的章太炎也曾同意孔子纪年说，……并写出《客帝匡谬》，公开进行自我批判。
的注释为“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81-111页。”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306页：
清理这一思想背景，必须在抛弃“挑战—应战”的研究模式的同时，防止过分执著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因而漠视西学的巨大影响。
此处注释为“参阅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7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举了几例。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与既有的引注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样的纰漏。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8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手册》），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大的混淆，包括对“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9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给出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10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未注明出处。
三是《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处。
这三处脱注是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但从上下文的引证来看，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都曾引及这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并不涉及的中心观点。疏失和剽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王彬彬有意识混淆，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11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式，它“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2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效凭据的判断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之类的判断即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别“偷意”的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头雾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3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4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王彬彬只当没看见：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入。……15
紧接此后的两段，汪晖都对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评性的对话。难道王彬彬将自己文章的读者都预设为偏听一方、从不翻书、以讹传讹之人？也许《文艺研究》的个别编辑是这类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个口口声声讲“学风”的教授，“学风”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绝望》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关系，王彬彬说：
（《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舌。16
《反抗绝望》第54页引用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一处原文，但也正是在此处引用之后，汪晖这样分析和对话：
（林毓生）这种分析从变动不居、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某种恒定不变的“同一性”——不是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某种途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束缚在一个问题上，沉溺于同一的问题之中。不是的。……17
王彬彬认为这里“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难道是王彬彬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条件反射式地与抄袭联系起来，以为“非引注即抄袭”，以至于认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着全盘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别人在引用的同时竟然还表示不同意见，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作的人，他这个愿望已经强烈到一个极端敏感的地步：如果他意识到汪晖竟然还在引用前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时展开批评性对话和讨论，要么装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其实，在引述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观念的时候，有时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处，但因为所引看法在当时学术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是惯例。比如《反抗绝望》第62-63页：
这是否意味着，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汪晖在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来自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汪晖在后面的论述是对林毓生这一观点的批评性对话。汪晖在此并没有将林毓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而按王彬彬的逻辑，这样的地方应该也是汪晖“偷意”的表现。
对于那些被王彬彬指为或者可能被指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识•和积累的背景中来考虑。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从根本上说，人文学术研究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可以说，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是需要怀疑的。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如果没有步步为营地做注释，那么，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的学术文体都会崩溃。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王彬彬对“偷意”的无界限发挥，恰恰是在摧毁学术共同体的基础。这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注释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2同上，第126-127页。
3 同上，第131页。王彬彬以类似逻辑指出的例子还有，《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明是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部分内容的“参见”，王彬彬认为是“抄袭”。
4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1页。　　

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0页。
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18页。
8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9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第57页；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2-133页。
10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12 参见同上，第134页。
13参见同上，第133页。
14 参见同上，第133-134页。
15 汪晖，《反抗绝望》，第68-69页。
1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135页。
17汪晖，《反抗绝望》，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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