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文  殊

 【题注】：最近在新浪爱问上看到，有人提出了关于马哲的几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质疑马哲的科学性以及通过逻辑分析能否证明它的科学性等。几个简单提问涉及面既广且深，而且对认识马哲的本质有普遍意义。所以我作了简要确切的回答。本文除了批判马哲的主观唯心主义外，还论述了毛泽东辩证法与马哲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并指出了实现哲学科学化和革命化的道路和方向。可供研究哲学的学者和网友参考。2008-10-1

 楼主提的问题并不简单，楼主的假设也不能成立。之所以说楼主的提问不简单，是因为这些问题并非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而且牵涉面既广且深。之所以说楼主的假设不能成立，是因为科学本身是实事求是的，任何理论都必须有可靠的实验事实为依据，而且要求任何结论都必须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再现。因此，它在认识和研究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时是彻底的唯物的。正因为它认识和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实事求是、彻底唯物的，所以科学研究永远不可能得出唯心的结论。在从事实验研究时科学家们也从来不会有唯心唯物之争，而只有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质疑。

 至于马哲是不是一种信仰？答案是肯定的。不仅马哲是信仰，所有传统哲学都和各种宗教一样，都是信仰。因为以往的哲学与宗教只是同源不同宗而已。“同源”是指，以往的哲学和宗教学说都源于由事物运动演变的表面现象引发的人的主观认识，且这种认识几乎全都是推测和猜想；“不同宗”是指，哲学始于某个哲人的主观认识，而宗教则始于某个宗教创始人的主观认识。而主观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信仰——这些哲人和宗教创始人都确信自己的想象和猜测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由于各个哲人和宗教创始人的主观认识各有不同，故哲学和宗教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门派。而各学科的科学理论则都基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故科学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那么哲学和宗教的门派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同样要靠信仰。信仰就是对某种认识和学说的认同和笃信。离开了信徒们的信仰，哲学和宗教就都不会有门派之分，也不可能谬种流传至今。所谓主义（即某种主张的要义），其实都是主观定义。因此只有在哲学上才有各种主义之争。而科学的存在和蓬勃发展却不是靠信仰。靠的是其本身的科学性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百发百中的可靠性。因此，你只要主观上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包括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你就能成为铁杆儿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建立在主观认识基础上的，所以马克思才说，只要你主观上承认物质第一性，你就是响当当的唯物主义者。可见，马克思及其信徒的唯物主义其实都是自封的。而事实上传统哲学却都是主观、唯心的。这样的哲学，除了统治者可以用来愚弄百姓之外，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指出，只能夸夸其谈，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用科学语言来说就是指导不了革命实践。一个科学家，如果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唯物原则，一旦陷入主观想象的泥潭，面对科学尚未揭开的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的奥秘时，在其智慧的尽头，就必然会生出唯心主义的怪胎来。此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科学家，而堕落为一个哲学家了，就像科学巨匠牛顿那样。牛顿在为科学的发展作出划时代的巨大贡献之后却认为，物质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除了来自上帝，别无他途。他忘记了自己的重大发现——万有引力。根据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定理，只要有物质存在，物质之间就必有万有引力存在。再依据他自己确立的物质运动与所受外力之间的关系F=ma，在万有引力F作用下，物质m就必定要发生加速度为a的加速运动。或者说，按照牛顿力学，物质运动总是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发生的，有物质就必有物质运动。而物质之间最常见、最普遍的相互作用就是万有引力作用。可见，他所谓的第一推动力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问题。他心目中的上帝，也和哲学、宗教邪说中的上帝一样，都是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学者，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学者，对于自己不理解的现象和问题，千万不要妄加推测，妄下结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提出问题，留待他人或后人去研究解决，以免谬种流传。像楼主那样带有参考答案的提问方式就很值得提倡。

 楼主基于假设提出的参考答案1，揭示了所有铁杆儿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心态。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已由信仰步入崇拜甚至迷信的程度，就像那些虔诚的，口中念念有词，心中只有“佛”和“神灵”的小脚老太婆那样。在他们看来，当代科学都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工作，不过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已。他们哪能把当代科学放在眼里！在他们眼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是统帅一切的。他们所说的要尊重科学，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又何必当真。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样的实践方式是科学的实践方式，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一句话，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

 楼主提供的参考答案2，也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正好本末倒置了。试问，有谁能运用哲学理论和哲学方法去鉴别科学理论的正误？难道就凭违反逻辑的，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如果不能，又何谈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咱们不说别的，就拿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来说，他们运用这个生意经剥削了劳动人民，达到了发家致富的目的，你能说这个剥削劳动人民的生意经就是真理吗？事实正好相反，只有懂得什么是科学的人才能去揭示传统哲学的伪科学、反科学本质。

 传统哲学家在科学面前几乎个个都是不自量力的，好打肿脸充胖子的白痴。试问，仅凭哲学家的脑子和感官，仅凭哲学家手中的一支笔，一张纸，就能去研究一切了吗？就凭哲学家对事物的外部特征、外部联系这些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就能揭示出事物运动演变的原理和规律了吗？这样的所谓研究不是胡说八道又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科学家离开了强大可靠的实验手段，离开了科学的认识路线，也依照哲学家的言传身教，以与之相同的方式方法去从事科学研究，能研究出物质运动的原理和规律来吗？

 那么仅凭一支笔一张纸人们能干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可以写纪实性文章，小说，戏剧和吟诗作画以及情况和情感交流等。但这些都不属于研究工作的范畴。能够从事的研究工作只有以下三方面：⑴数理研究。这是人类所从事的最早的，不需要任何实验手段的研究课题。数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不可须臾或缺的推理工具。⑵思维逻辑研究。它始于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思维逻辑研究促进了人类语言文字向近现代的发展，使学者的思维更严密，更顺理成章，思想表达更准确。⑶书面文史资料研究。它兴于秦汉和文艺复兴时期，盛于法国大革命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人类的近代革命就是在这种文史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历代社会体制的善恶优劣，不断拓宽新视野的结果。从人类在这三方面的发展进步来看，摇笔杆子的学者确实功不可没。但其间惟独不见传统哲学家的身影。至于上文没有提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更与传统哲学毫不相干。试问，有谁见过有哪个工人是照着哲学本本而不是照着相关的科学技术规程去生产的呢？

 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确实有所不同。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一颗红亮的心。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普遍崇敬，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真理”（其实不过是毫无科学性的道义文章而已）的错误论断。但在哲学上他却是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于一身的混血儿。这一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就是明证。他以为用剪辑拼图的方法，给黑格尔的辩证法戴上一顶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帽子，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就会变成他的唯物辩证法了。但他彻底地错了。在科学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牛顿力学相加是拼凑不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我们知道，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科学实验中新发现的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在哲学上把不同观点的学说拼凑在一起也只能是非驴非马的大杂烩。人们在认识社会时，一旦基本的哲学观点有错，就会一错百错。事实证明，正是马克思的正义呼声和响亮的革命口号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诱人描述，鼓动了共产党人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忘我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他的错误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理论彻底葬送了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胜的？要弄清这一点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里面是否包含有指导革命获胜的要素就行了。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光凭主观愿望、热情和干劲是成功不了的。还须有正确的方法。干革命更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仅靠道义是不可能抵达理想的彼岸的。那么请问，马克思的哪篇文章的哪章哪节讨论了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这个重大问题呢？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里有唯物辩证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到底是什么货色。

 牛顿通过自己的科学实验和理论证实了事物运动都是他动的。然而在他追溯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时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对于牛顿之所以误入歧途，马克思并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唯心主义陷阱——捏造了一个事物运动的自动化理论。当然，既然事物运动是自动的，也就不需要外力的推动，更不需要去追究第一推动力了。这就摆脱了牛顿的困境。但他这一捏造，却使自己走到了科学的反面，使自己成了睁眼瞎，看不见身边的无数事实，看不到事物运动的真正动力和动因。对于这一捏造，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毛泽东有句话却是对它的彻底批判和否定。这句话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动化理论，免除了第一推动力的追究，却解释不了事物在运动以后的后续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动力动因只能到事物内部去找。于是自动化理论又陷入了困境。但天无绝人之路，黑格尔脑子里的“辩证运动”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于是他就把它从黑格尔的脑子里移植到一般事物内部。黑格尔脑子里的辩证运动就产生了质的“飞跃”，立即变为客观事物内部的辩证运动，成为事物运动演变的内在根据了。黑格尔描述概念运动的思维逻辑，即正反合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事物运动演变的“客观规律”。一切事物也都随之具有了辩证思维的能力，知道自己该如何运动演变了。但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怎能全盘接受唯心主义者的理论呢？必须给它包装一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黑格尔头朝下脚朝天倒立着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但他是怎样颠倒的却不得而知。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至于这种结合到底是化合还是混合，马克思自己和列宁都没有说清楚。如果是化合，那么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在形式和内容上就都应有质的不同。但人们却只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三个字前只多了“唯物”二字。马克思是怎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的，颠倒以后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原来的辩证法到底有哪些不同，还得请精通马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吝赐教。

 物质运动的自动化理论被事实和毛泽东彻底否定了，“唯物”二字只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包装，唯物辩证和唯心辩证所遵循的“三大规律”都完全一样，并无质的区别。那么两者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首先看看事物是否都是对立统一体？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弄清逻辑概念是否都包含客观事物的内涵就行了。请问：上和下、正和反、阴和阳，生和死等等是否都是物？既然不是物又怎能构成对立统一“体”？这些对立统一“体”又是什么？——不要忘记，所有辩证法大师都是以这些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例来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水分子中的氢和氧的同一性又表现在哪里？它们是否相互依存？单纯的氢和氧难道就不能独立存在？故对立统一说实属荒唐透顶。那么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事物到底有没有呢？绝无仅有的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事物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总是同时存在，同时消失；性质相同，大小相等，作用方向也总是相互对立的。而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演变。遗憾的是，这个惟一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却被马克思辩证法的自动化理论一笔抹杀了。有人说，所谓辩证，就是通过辩论来证明。这句话说出了辩证法似是而非的诡辩实质。因为仅靠辩论是证明不了任何观点和理论的正确性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源于实践，辩论不过是正确认识的推广过程而已。任何辩论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事实胜过雄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我们来看看辩证法的其余两大“规律”能否成立？先说说它的“质量互变律”。先做个小实验：你先轻推桌上的瓷碗，此时瓷碗会沿着你推的方向移动，朝哪个方向推都可以，你不推它就不动。这既是一次实践，又是一次最简单的科学实验。它说明事物运动是他动的而且是可以控制的，并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发展人类也是可以驾驭的。现在你再拿一把小铁锤去敲击它，力度从小到大直至把它击碎，并把这一实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都记下了。然后请你回忆并简单地思考一下。在瓷碗破碎以前，你一定会看到并感觉到你的手、小铁锤、瓷碗之间的相互作用，听到瓷碗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乐音，其音量也总是随着小铁锤与瓷碗相互作用的力度的增强而增强。只是在瓷碗破裂之时，也是敲击力度最大之时，你才看到瓷碗变成了碎片，听到的音质也变成了刺耳的噪音。此时我们就说瓷碗发生了质变。那么你思考一下，瓷碗的运动和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在瓷碗发生质变以前，它发生过量变没有呢？你肯定会说，瓷碗的运动和质变都是在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在质变以前也没有发生过量变，因为在破碎以前瓷碗一直完好无损，这一点听声音你也能听出来。那么你就应该承认，瓷碗的质变和量变是同时发生的，又何来质量互变之说？瓷碗的破碎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瓷碗原来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在相互作用中被改变了。由此可见，决定事物的质的并非是什么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事物本身的物质组成和织构。事物的物质组成和织构稍有改变，事物的质就随之发生改变。这一结论是被无数事实和当代科学一再证实了的。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机械混合物。如果把瓷碗的质变称作质的突变，那么发生在机械混合物中由各个物质组元的细微变化引起的混合物的质的细微变化就称之为质的渐变。这种质的渐变，由于人们受自身感官的灵敏度、分辨率的限制，一般都察觉不到，只有当这种质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大于人的感官的分辨率时人们才能察觉。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电视画面色彩演变的三元色原理。这在不懂科学的人看来就会误认为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质变。从这一简单实验我们也可看出“度”的概念。这里的度是和现实生活中的度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指相互作用的力度和强度，并非指事物本体量量变的度。或者说，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使事物发生质变，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是如此。那么马克思把事物所受外力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才能使事物发生质变的“度”说成是事物本体量量变的“度”，岂不是张冠李戴了？由上述简单实验及其所得重要结论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能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了。他的所谓智慧到底是洞察事理的智慧还是睁眼说瞎话的智慧？

 至于“否定之否定律”那完全是无知者的误解。传统哲学家由于不知科学为何物，也就不懂什么谓之规律，总是把事物运动演变的过程和逻辑当规律。在科学上，只有事物运动本身的各个运动参量之间的必然关系才能称之为规律。因而规律都是不可见的。如加速运动的动力学规律是等。一事物从A点沿着某一路径运动到B点这样的过程绝非规律。而否定之否定仅仅是思维过程中的一条逻辑链，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事物运动演变的过程而已。故传统哲学总是把事物运动的典型过程以及人力难以改变的运动过程，如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昼夜交替，花开花落，生老病死等可视过程误认为规律。于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展过程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既然是规律，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是无法驾驭的。或者说，对于社会的发展，人类只能顺水推舟而不能改造它的运行轨迹（轨迹就是过程）。这显然是以规律作包装的宿命论，是和他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自相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马哲迷们总是说，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是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学说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运用。但从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从他41年的领导经历来看，多数时间是在运用自己的辩证法，只有在个别问题上受形格势禁才身不由己地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

 毛泽东的辩证法源自我国的传统辩证法，就是类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辩证法。“载”和“覆”都是水和舟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辩证法，因而是科学的。毛泽东对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总结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任何一个事物运动来说，与之相关的事物总有两方面作用，即既有推动作用，也会有阻碍作用。一事物对相关事物的运动演变既有推动作用，又有阻碍作用的这种特性，毛泽东就把它概括为“一分为二”。毛泽东的辩证法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指导人们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一些哲学上的糊涂虫却以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观来看待这个科学的一分为二，且自以为是地对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不科学。第一种人认为，人有左中右，物有酸碱盐，应该提一分为三；第二种人认为，事物是可以无限切分的，因而应该提一分为多，等等。表面上看来似乎都有理，但实质却是对科学、对毛泽东辩证法的无知。第一种人的错误有两点：⑴毛泽东辩证法不是事物分类法，而是对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两分法（在文殊哲学中称之为实践辩证法。因为实践的科学定义是“有人参与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实践对任何一个实践对象的运动演变都有正反两方面作用）。⑵在科学上，在分析事物运动演变时，与运动演变无关的不相干因素是从来不予考虑的。同理，对于革命来说，尽管人确有左中右之分，但对于革命既无利又无害的中间派和其他不起作用的因素也是没有必要加以考虑的。因此，所谓一分为三的提法完全是画蛇添足。第二种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毛泽东的两分法误认为对事物本体的切分法了。事实上这种切分法正是马克思辩证法对逻辑概念的切而不分的切分法。希望那些糊涂虫们再不要自作聪明了。班门弄斧，献丑的是弄斧人自己。

 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真理”错误舆论的误导下，我们党在整肃革命队伍时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但毛泽东的具体做法和他的历届前任也有本质的不同。在马哲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革命党和革命队伍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必定都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统一体。这就引起了信奉马列的历届领导者对自己领导的党和革命队伍的严重关注。每隔一段时间，或每到一个重要关头，必要对自己的队伍整肃一番，就怕养虎遗患。既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那么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反革命都不会把自己的真实身分写在脸上。这就只有靠大胆怀疑，甚至捕风捉影，决不放过一丁点儿有关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宁肯错抓错关错杀打击一大片，也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于是每一次整党整风等政治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给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丰功伟绩”。但到了毛泽东时代，情况有了根本改善，他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八字方针，取缔了残酷斗争。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没有把自己领导的党和革命队伍看作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统一体，始终满腔热情地关心爱护着每一个战友（即便他犯有错误），对自己的战友充满了阶级爱，同志情。即使在肃反和反右斗争中，为了缩小打击面，还把打击面限制在百分之一、二、三以内，从而保护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无辜的干部群众。但由于基数大，加之执行政策的偏差，受到打击的绝对数仍然不是一个小数。这些人中的许多“老革命”后来都成了邓小平的粉丝，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得力助手。这也是马哲的“功劳”。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不反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一点根据。

 从以上列举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在衡量和对待马克思的学说时有他自己的一杆秤。他心中的这杆秤，经过革命实践的不断雕琢和磨砺，最终演变为他藉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科学的认识论和一整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同样是垃圾理论。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哲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如果他下点功夫把一些基本问题研究透了，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他也能给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毕竟在他生活的年代像他那样愿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两肋插刀的学者并不多见。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自己不去研究，那么在学术上就必定要犯拿来主义，使自己沦为抄书匠。总的来看，马克思就是走的这条路。从他的哲学政治经济理论来看，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几乎百分之百是套用资产阶级学者的。前面说过，在认识社会时，一旦基本的哲学观点有错，就会一错百错。那么，是哪一个基本观点出错才使他不惜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捏造一个错误的历史唯物论的呢？这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就是关于实践的观点。因此，只要建立起科学的实践观，也就彻底否定了他的唯物史观。其实，马克思的实践观也是在批判了他人的实践观基础上提出来的。但这种所谓的批判，不过是一种主观认识对另一种主观认识的批判。不管是黑格尔的实践观，还是费尔巴哈的实践观，抑或马克思的实践观，它们都不是来自实践本身，因而都是错误的。那么实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实践，远看都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而近看则都是人与物/人与人/在人的制约下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刚刚做过的小实验中，你用手推动瓷碗的实践就是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你手持小锤敲击瓷碗的实践就是在人的制约下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各种社会革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打架斗殴在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实践的本质。用哲学语言来说，实践就是有人参与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实践不过是发生在人类世界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哲学用语。认识这一点极其重要。在自然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推动物质运动的惟一动因动力。在人类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和一切社会产品在内），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就是推动人类世界各种社会事物运动演变的唯一动因动力。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那么，以这种惟一科学的实践观看来，马克思离开社会实践去空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有什么意义？离开社会实践去研究各种社会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离开社会实践去研究社会发展史和发展规律等等，能得出科学、唯物的结论吗？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呢？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人类可以凭借对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社会生产力来创造这个人类世界，那么人类同样可以在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引导下运用社会生产力来改造这个人类世界。或者说，人类既然有能力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世界，人类也就有能力通过实践来改造这个世界。人类一旦掌握了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事物。在此意义上说，唯物地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唯心地去改造世界。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要改造事物本体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就是要改造事物运动的轨迹。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呢？在有权的阶级社会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掠夺和剥削的方式。——当统治阶级的掠夺和剥削方式是以奴役剥削为主时，这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当统治阶级的掠夺和剥削方式是以租赁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为主时，这个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当统治阶级的掠夺和剥削方式是以社会交换中的不等价交易为主时，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消灭了权力，人类的一切实践，都处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彻底摆脱了权力的干预时，人类社会就将步入人人平等的无权社会（或称科学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各种剥削制度，都是历代统治阶级掠夺和剥削实践的产物，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无关。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试问，人们不通过革命实践，闭目塞听，社会存在能决定社会意识吗？人类史上有哪一次社会革命是靠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取胜的？相反，没有一次社会革命不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使生产力的水平倒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纯属马克思的捏造。这个貌似唯物的历史唯物论，后来成为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反动口号和反动的“补课论”的惟一借口，彻底葬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毛泽东却不信邪，他坚信人民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一定能改造这个人吃人的旧中国。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并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废墟上，而不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以上分析批判了马克思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相比之下，真正属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却是无可挑剔的。所谓“真正属于”，就是指毛泽东贯彻于革命实践中的哲学思想，而绝不包括仅仅出现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的笔误和口误。这是研习哲学，不管是研习谁的哲学，都必须贯彻始终的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继承和发扬源自实践的正确的哲学思想，扬弃不实的错误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以其毕生的革命实践诠释了他光辉的哲学思想。前文已简要论述了他的辩证观，现在再以少许笔墨来概括一下他的唯物观。毛泽东认为，真正唯物科学的认识必须满足下列三个基本条件：

 ⑴必须有可靠的事实根据。所谓认识是要你去深刻认识事物本身，包括事物本体和事物运动，而不是仅仅去认识事物的外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更不是去凭空捏造事物。一个唯物正确的认识必须与它所描述的客观事物相符。这一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

 ⑵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点儿都离不开实践。而且认为，这个实践不是一般的实践，而必须是变革现实的实践，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同时还指出，人类对复杂事物的认识必须经过实践的反复雕琢和磨砺才会不断逼近客观真实。

 ⑶必须经过科学的提炼。直接来自实践的感性认识，往往包含一些不实成分，必须经过科学提炼，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符合事物运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自然物在运动演变过程中会呈现出假象和虚像，在人和社会事物的运动演变中假象和虚像就更多。这些假象和虚像仅靠人的感官和逻辑思维是难以分辨的。必须借助于科学思维，即以当代科学所揭示的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基础的思维。科学思维亦称理论思维。例如，如果你不懂光的反射和折射原理，就会和刘姥姥一样不知水中月镜中花是虚像，更排除不了筷子斜插于水杯，于液面处看起来会变弯的假象。

 判断一个认识是否唯物正确，这三个基本条件不可偏废。三者相结合就形成了毛泽东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那杆秤，也铸就了他完美无缺的认识论，并由此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显然，这样的唯物观是和马克思根本不同的。这个科学的认识论就成为毛泽东一生坚持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科学，尊重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和学而致用原则的认识基础，把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之中。那种离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仅凭毛泽东的片言只语，甚至断章取义地来诠释毛泽东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

 既然毛泽东的认识论是正确、全面、科学的，那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人为什么不以此为鉴去对照一下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理论是否正确呢？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人的一切正确思想，包括道德品质在内，都必须在革命实践（即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社会革命）中获得，一切错误认识也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不断地得到改造。如果严格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并把所获认识分门别类地汇编成册，这不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集唯物性、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身的，而且能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的最完美的哲学吗？毛泽东说，“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论断又有什么错呢？

 其实人们对马哲的崇拜和迷信完全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宣传一手造成的（当然，其中也有列宁和斯大林的错）。早在毛泽东接任党的掌门人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尤其是在整肃异己时，甚至提出了令人恐怖的口号——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革命。致使人们不敢稍有微词。党的理论工作则千篇一律地只对马克思主义作注释工作，思想完全被禁锢了。一些投机分子则乘机大肆吹捧以彰显自己的所谓革命性。多数无知者对马克思的崇拜也就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如此恶性循环，终于迸发出“誓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口号。理论研究完全处于窒息状态。在毛泽东实践辩证法的指导下几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在如此昏庸的思想禁锢下，却始终未能调动起思想界的积极性。如此荒唐的做法也从未受到批判。其流毒至今仍影响着我国的学界。

 以上讨论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现在回过头来再来讨论靠一支笔一张纸能否研究哲学的问题。人们研究了数千年的哲学，如果依然照老样子胡说八道下去，那么我们就亵渎了“哲学”二字，也就愧对子孙了。要想靠一支笔一张纸继续研究下去并取得造福子孙的成果，必须对哲学研究进行彻底的科学化、革命化改造。

 从哲学家仅靠一支笔一张纸就去研究问题的普遍做法来看，哲学家认识和研究问题是用眼、用脑不用手的。或者说哲学家从来不通过变革现实去认识事物。不变革现实，就只能依据所观察到的事物运动的表面现象（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部联系等）去想象和猜测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样去认识和研究问题，不是主观唯心又能是什么呢？马克思告诫他的信徒们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许马克思自己长了火眼金睛，或者有特异功能，可以透视一切。否则他怎能对他的信徒提出如此苛刻，根本做不到的要求呢？可见，判断一句话、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不能仅看逻辑上是否言之有理。只有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理论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范例。抽象的逻辑分析毫无现实意义。逻辑是管思维运动的，规律是管事物运动的，两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科学家研究问题的普遍做法则是边实验边研究。或者说，他们都是既动脑又动手的。他们决不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上，而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体和运动规律。即便是面对一个简单的长方体，也要用尺子量一量它的边长并用心地算一算求出它的边长比。在研究事物本体时，总要采取类似于小锤敲击瓷碗的方法，利用各种性质的相互作用，把事物本体剖切开来仔细研究它的物质组成和结构。研究事物运动时，则采取各种实验手段对事物运动进行解析，彻底弄清各运动参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利用数理推导的方法推导出它的运动规律来。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因此，科学研究所获得的认识是最深刻、最可靠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

 哲学家用眼、用脑不动手的认识事物的方式谓之绕物围观式。显然这是背着手观察事物的方式，一种动物本能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们只可能认识到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部联系这些表面现象，违背了深入认识事物本身的原则，根本不可能得到所谓事物本质的认识。选择的观察点（马克思称之为立场）不同，所得认识也不同。由于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部联系总是随着事物的运动而变，所以在不同的时刻所得到的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同。或者说这种认识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这些就是传统哲学有各门各派之分的根本原因。由于受人的感官的感知域，灵敏度，精确度和分辨率的限制，人们所看到的，只可能是客观真实的一个概貌，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细节还根本看不到。因此，哲学家根本不可能得到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在绕物围观的认识方式中，不管由谁来观察，都是站在人的主观立场上的观察，因而所得认识总是主观的。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反映在思维过程中就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故哲学家们都只知有逻辑不知有规律，总是把逻辑说成是规律。逻辑思维就成为他们惟一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的绕物围观方式＋逻辑思维就是以往的哲学家们认识事物的思想路线（亦称认识路线）。显然，这是一条通向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

 科学家认识事物的方式称之为剖析式，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变革现实的方式。从这种认识的内容来看，它所研究的都是事物本身深层次的质和量的关系。因而是确定不移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科学对水的认识，尽管水的外部特征总是随着气候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但它本身的质和量的关系H20，却总是确定不移的，且从不包含主观成分，不管由谁来研究。故科学根本不会有各门各派之分。事实证明，只有把事物本身各方面的质和量的关系弄清了，才能确切地认识它的外部特征和属性，洞察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厘清事物运动演变的来龙去脉。由于科学认识完全来自客观事物本身，所得认识的精准程度完全由精密的科学仪器来保证，几乎不受人的感官限制，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朝着客观真实逼近。科学研究从来不用一般的逻辑分析来推理，而是用数理推导的方法来分析与事物的质和量相对应的各种数量关系，并以事物本身的这种质和量的关系来说明事物本身，故而是彻底唯物的。以事物本身的质和量的关系为基础的思维就谓之理论思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思维。理论思维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惟一思维方式。剖析式认识事物的实践方式＋理论思维就构成了科学家认识事物的思想路线。这是一条惟一唯物科学的思想路线。也是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所遵循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的思想路线表明，只有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从实践出发，立足于事物本身的质和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才是彻底唯物的。

 可见，要实现哲学的科学化和革命化，必须把科学研究的思想路线移植到哲学研究中来，把哲学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这是首要的。其次，哲学研究必须专业化。要把张牙舞爪的五指收拢握成拳，集中全副精力专攻社会问题，把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全部交给当代科学去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没有强大的实验手段，根本无法研究，重复建设也没有必要。再说，哲学家没有研究自然的能力。应该明白：当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及其运动演变的原理和规律，服务于改造自然和社会生产；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各种社会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来龙去脉，服务于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第三，研究社会问题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并以当代科学所揭示的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指南，把哲学研究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确保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人类社会毕竟也是一个物质体系，它的运动演变必定服从物质运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这就是用一支笔一张纸来研究哲学的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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