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第二次启蒙运动
一、 欧洲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并且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但他们只是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
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激励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二、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了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人的自觉”的时代,极大促进了个性解放。文化运动的标志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
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6条要求: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再次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德先生请回来,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国家;必须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继承五四先贤的遗志,高喊:“你们可以禁锢我的肉体,但绝对限制不了我的精神,我虽封闭于这小小的学校里,但我仍自认为无疆限之君主,仍可自由畅游在深邃之宇宙。”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
(1)中断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被民族主义中断了。五四运动后,胡适等继续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未竟事业;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由民主启蒙转向布尔什维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到无产阶级专政。新文化运动以启蒙和文化批判始,以复归政治斗争终。中国“人的解放”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处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交合的时期,我们渴望超越当下之资本腐朽精神,又要剔除古老的腐朽文化。
(2)反封建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为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新文化运动先贤们所宏扬的科学民主等西方先进文化,却磨难重重,举步维艰。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教育精神,尽管曾经在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辉煌一时,但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现今已了无踪影。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着严厉的批判。这些事实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的主要任务,迄今仍未完成。
(3)反资本
以上可以说是针对的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们的启蒙,但中国已经有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部分地区已经比较富有,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型力量,他们大都过分推崇西化,搞不清楚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同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主义苦闷,虚伪的民主,人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普遍商业化,集团人主宰导致了精神平面化,人生意义的失落,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无度的残天役物、生态危机,异化——结果对目的背离,自杀率上升等等问题,也在中国这个复杂的大地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4)当下中国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各种矛盾丛生,思想领域更是一片混乱又有着一片的统一,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改革开放重大胜利之后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更加资本化还是还是更加社会化?
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但用来启蒙的内容却有别于几百年前的欧美和90年前的中国。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海外华侨华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率先自觉进入公民行列的人,教授和大学生,他们是新启蒙的先锋。在被启蒙的人群中,不仅仅是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不会说话”的弱势群体;还有那些被国外的宣传蒙骗、参与蒙骗他人最后自己也被蒙住了的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们;以及,我们自己——这是个新的启蒙时代,在这里,我们互相启蒙。
(5)号召
当对金钱的关注远远胜过对于精神的终极追寻的时候,重建文化无疑是一种慷慨的道德承担。勇敢的力挽狂澜,自觉的呐喊疾呼,我们要继承启蒙运动的成果,又要超越历史上的启蒙,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传人的当代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而一个“学术腐败”,一个“上级压力”就寒了多少人的心,但鲁迅先生的话又不绝于耳——“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民族的脊梁就要担当起族脊梁的责任!
启蒙中国读书会
200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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