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冲我喊了声“打倒新资产阶级！”
春华秋实
儿时阅读过《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开宗明义就是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伴随着革命理想教育而成长,懵懵懂懂地知道了：新中国是千百万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尚不成熟的世界观。
进入成年，恰逢政治版图重组。经历不断革命暨文革的人多少有一点审美疲劳,也欲突破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这就好像世纪之交的台湾大选，人们，包括泛蓝支持者，把票投给了并不十分了解的“台湾之子”，换一帮人试试吧。姓“社”姓“资”无所谓啦，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允许“先富”才能“共富”。资改派们就此向人民虚构了一幅美妙图腾——特色：只要改革开放，就能民富国强。老百姓有朴素感情，没有高深理论，不知道那些葫芦里装的什么“好药”。因为跟共产党走的惯性，亿万人民趋之若鹜，憧憬未来。人们不再唱“国际歌”，唱起了“祝酒歌”，不再唱“东方红”，唱起了“春天的故事”。阶级趋同了，路线“一致”了，斗争结束了，欢天喜地迎接消费主义新时代吧。我也跟随市民们涌向百货商店，“抢”到一台收录机，搞来邓丽君磁带，如痴如醉地欣赏起小资情调的靡靡之音。由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小时候常被教育“锄禾当日午，……粒粒皆辛苦”，常被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故产生了对极左的逆反，不喜约束喜自由，经权贵资改派们忽悠，我从一个家传左派变成了“新右派”。误以为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是解决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少一点马列主义，多一点个人主义，中国遂能融入西方世界，则将离岛归顺，邻邦和睦，“四海之内皆中华”。
她冲我喊了声“打倒新资产阶级！”
2006年的一天，春暖花开，微风拂熏。我开车去某大学的宿舍小区办事，这里居住的是教职工及干部。进入小区后，车缓慢地驶经一段窄路，广播里正播放着《走进新时代》的悠扬曲调：“……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正当我摇头换脑，得意忘形间，突然传来一声口号“打倒新资产阶级！”嗯，多么不协调的语言。遁声望去，紧挨车身与围墙之间，一位老妇人正鄙夷地看着我。她这一声吼，无异于对我的当头棒喝：显摆什么？就是你们这些“先富”造成了道路不畅，环境污染……。
一些观念来不及更新的老人，尚不明白在消费时代，开车，是很平常的现象，并非是贫富标志。比如因为喜欢玩车而开车，或者特别需要而开车，又比如受雇于老板为饭碗而开车。前者要看汽车档次，差别是天与地的大；后者嘛，要从开车人的仪态、气质、服饰来分辨：是否富态、气宇轩昂、衣着光鲜，以判断是老板、官员还是司机。穷人用来代步或谋生的“工具”与富人用以显示身份的豪车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在美国，低档车的价格还没有高档服装昂贵，“他家穷的只剩一辆汽车”就是对美国穷人的形容。
因喜好而选择性消费也是一种态度。例如，我小时候的邻居是大学老师，他特别喜欢摆弄无线电，在文革期间，自己动手装配音响、黑白电视机。有一次夫人给他五元钱去买生活用品，他却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大功率三极管，便用买生活品的五元钱买回了两只三极管，结果是，夫人气的大哭一场。本人的买车行为也类似。因为从小就喜欢机械，尤其喜欢捣鼓车辆，同样是在文革期间，小学五年级时我就能用轴承制作可以转向的三轮滑车。由于喜欢玩车，我的自行车是竞赛用跑车，然后是玩摩托车，再后来买了经济型轿车，总之就是把钱都花在车辆上了。由于养车的缘故，搞得囊中羞涩，不得不压缩其它方面的消费。例如我的手机从1999年一直用到2007年，实在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才更换。
走进新时代以来，我居然零距离地被冠以新资产阶级称号，颇感惊诧。阶级、阶级斗争不是早已消失了吗，怎么突然间又冒了出来？难道进入了时光隧道，又返回到那个“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激情燃烧岁月？抑或是返回到那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火红年代？非也，非也！殊不知就在这个和谐盛世里，阶级斗争却暗潮涌动，我竟然不知，或视若无睹。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毛主席曾带领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老人家高瞻远瞩：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所以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老人家是正确的。当资改派掌握政权后，逐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致使改革开放的航船，不但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风帆，也偏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导致两极分化，防止产生新资产阶级——驶上了资本主义航道。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泛滥，乱象频生。对此，老百姓相当不满，终于发出呐喊：“打倒新资产阶级！”
被“冠帽”以后，我并没有因此而反思社会、改变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依然随着媒体起舞，为发展而自豪。当我站在紫金山上眺望六朝古都，只见那号称世界第七高度的紫峰大厦与山比肩，熠熠生辉。感觉如今的中国大城市也有如澳洲电影《鳄鱼邓迪》中的纽约曼哈顿，大厦林立，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灯红酒绿，一派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在中国众多的“曼哈顿”里，星罗棋布的高级豪宅和会所，无不彰显“先富”们一掷千金的潇洒和我们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当我偶尔步入富丽堂皇的“广场”，惊叹衬衫800元，西服一万元的奇观，价格之高连外国人都难以置信！除了富豪们的“广场”外，“百货”是白领光顾的地方，“市场”才是蓝领能去的地方，消费分层也就是阶级分化之表现。尽管社会不公，我却依旧是每逢人代会、党代会都兴奋地观看直播，为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表演而击掌，为他们描绘的成就而欢呼。由于很少深入社会联系工农，使我对社会弊端视而不见，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后来听的多了，看的多了，尤其是访问了红色家园后，才打开了真理天窗，再经过理论联系实际，逐渐形成了正确认识，知道了社会真相：“大山”沉重、两级分化、国企贱卖、工人下岗、楼堂馆所、农民失地、资源透支、环境污染、公款腐败、浪费巨大、金融坏账、债务庞大、债权被控、增长虚假、封建回潮、信仰缺失，等等。真相惊心动魄，为我无知羞愧。
在“猫论”、“摸论”、“不争论”、“阶段论”、“补课论”的特色理论指引下，权贵资产阶级吹响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集结号。私有制攻城略地，公有制节节后退，新资产阶级茁壮成长。据统计，我国每1 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包括不动产），总数约82.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有5.1万个，10亿富豪有2500个，100亿的超级富豪约有100人。更重要的是，比较财富增长速度，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从1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从继承财富者占富豪人数之比，英国是25%，美国是35%，而中国只有1%。继承财富者寥寥无几，说明中国资产者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迅速暴富，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何况前面还有一个 “社会主义”定语呢。财富增长的“火箭速度”，除了勤劳、政策因素外，仍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例如残酷剥削工人、农民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产品，损害国家利益的权钱交易等等“原罪”。也说明中国劳动者的付出比国外高，待遇比国外低。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7%，生活费用在1美元以下的还有1.7亿多人。一个GDP接近第二的富国，最低工资居然比非洲的32个国家还要低！基尼系数接近悬殊的0.5。而在毛泽东时代，基尼系数为比较平均的0.22至0.28。新老资产阶级不但掌控经济，而且涉足政治。近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开成了“富人代表大会”，相反，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则变成了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共产党的与时俱进撼动了信仰“大厦”
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当家作主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支柱，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信仰。正是因为有了信仰，中国人民才能够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斗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自主国防的工业国，从而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共产党里面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叛逆者，为了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急欲复辟资本主义，重建他们曾经失去的天堂。为此目的就必须要丑化毛泽东，改造共产党，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全民党，并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其结果就是共产党将名不符实，不再成为核心力量，那么民族的信仰大厦必将垮塌。
共产党员曾经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人”，虽然有点夸张，却恰当地反映了党的性质。我还不是党员，也不打算入党了。一方面因为我做不到理论上党员标准那样好，即使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不容易，更何况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共产党员呢！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共产党代表那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说一个政党代表所有阶级、民族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也没有先例。改革开放初的说法：“共产党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就道出了要害，当初还将信将疑，现在已经一切明了：过去的党经常搞政治运动，信仰教育；现在的党不搞运动了，一切为钱。中共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又从继续革命的执政党，变为实用主义至上的执政党，让中国人民无所适从。
本人见证了党的与时俱进。首先，改开数年后，九零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系总支书记传达了对党员思想的新见解：共产党员也是人，也可以自私自利。从此淡化了“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其次，在2001纪念中共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后，校党委书记传达了大会对党员阶级成份的新举措：因为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允许资本家入党，只要他赞成……，服从……，或者党员当资本家，只要他……，否则……云云。让共产党员和资产阶级划等号，也就是共产党员等于资产阶级？（“乱了，全乱了！”）再次，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党章竟被修改成：“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彻底模糊了党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共产党可以代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贫穷，资产阶级富有，到底向谁？）。最后，就是分裂、打倒共产党的“水到渠成”啦。西山会议派搞了一个“零八宪章”，声称共产党没有经过注册，是“非法”政党。极右派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要搞两党制。也就是全盘西化，这正好实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却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新生代的迷茫到老革命的动摇，复辟工程初见成效
当年，还是童稚的我，听过一曲好听的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开始对党有了概念，又接受了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并且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再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践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衷。可悲的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广大劳动人民曾经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热情奉献的壮丽事业，正在被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而恣意抹黑。
一方面，出生于特色年代的青年学生，受资改派教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形成错误认识，对两个“前二十八年”形成片面认识。在如今的高等院校，论坛里一片乌烟瘴气，充满了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无耻言论，充斥了对封、资、修和“普世价值”的无知歌颂。左倾观点的文章一出现，即招致反对之声、侮辱之声、讥讽之声。例如：“不要以为你隐藏的深……”，“过去崇毛是时髦，现在崇毛是傻瓜”，“抓住‘死人’不放”， “（共产党）是窃国大盗”，“不要脸”，“这种文章既不要看也不要回”等等。部分青年学生竟有如此“觉悟”，没有改造好的叫兽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许多老共产党员、老干部的变化，更令人吃惊、不解。曾经的革命，九死一生，伴随着战友们的倒下，居然从“为了新中国，前进！”变成“为了‘新生活’，‘钱’进！”老干部的“晚年变节”，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倡导的人民民主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意义。首先，资改派控制主流媒体，占领宣传阵地，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鼓吹西方价值观。右派报刊以妖魔化毛泽东、丑化毛泽东时代为能事。例如南方报系，凤凰报系，《炎黄春秋》等。而左派刊物例如《中流》、《真理的追求》则被查封，老干部看不到，又不会上网，只能偏听偏信右派的胡言。其次，用高薪收买，让离休干部拿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于是，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工资提高了一倍，企业单位离休干部，工资一下子提高了三倍。退休干部的退休金也相应大涨。在公园里，那帮老干部们各自对号地喜滋滋地谈论工资，厅局级多少、处级多少、科级多少，想必党的政策好啊。思想、物质双管齐下，离休干部的立场还能不动摇吗？资改派用掌握的资源收买人心，也顺便暴露了西方民主的实质。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母亲都是离休干部，伯父是抗日干部，伯母是解放干部。过去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我还聆听过他们的教诲。1990年，前苏联的颜色革命，他们给予谴责，我就听伯父骂过戈尔巴乔夫：“这个家伙最坏！”把苏共搞垮，从而把超级大国苏联搞垮，变成美国的附庸。而当时的我是拥护戈氏和叶氏的，从民族主义立场而不是阶级立场出发，以为搞垮苏联有利于中国。但这十几年来，自从订阅了《凤凰周刊》、《炎黄春秋》后，他们以及其他老干部对文革，对毛主席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认同三七开的说法，听信了冒进、饿死人、毛与服务员关系、毛不懂军事、毛更不懂经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等谣言，甚至对“五大卷毛泽东选集只有十几篇文章是毛泽东本人所著”这种对毛主席的侮辱也不以为然。还认同了“要补资本主义课”的歪理邪说。自从大幅度增加工资以后，他们对腐败、两极分化的谴责就不再那么高调了。资改派批评毛泽东时代旨在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多，挑动人民反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大搞修正主义宣教运动，并且初见成效。
国内外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着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把毛泽东“搞臭”。从而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消除共产主义“幽灵”。毛泽东为了他热爱的劳动阶级不再被剥削被压迫，为了中国不再被殖民盘剥，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做了艰巨的、不屈不饶的斗争，他们能不仇恨吗！正如帝国主义的“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一样，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武器，新老资产阶级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让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丧气的是，国庆六十周年游行队伍中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恰似穿过乌云的一缕霞光，给了无产阶级一丝希望。
我敬佩那位老妇人，她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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