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药比黄金白银还要贵
由于黄金的稀有性，再加上黄金具有勘探难度大、开采不易、开采提炼成本高的特性，因此黄金十分珍贵。同时，又由于黄金的稳定性使黄金便于保存，所以黄金不仅成为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且成为人类储藏财富的重要手段，即使在目前黄金也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储备。因此，黄金是属于比较贵重的东西，是人类财富的象征。
白银由于与黄金具有类似的特性，因此白银与黄金一样也都是属于贵重的东西，同样也是人类财富的象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当年9月2 4日下午，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为了挽救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挽救中国自己的经济，我们的总理说出这样的话，作这样的比较，由此也可以看出黄金的重要性。我想温总理绝对不会做这样的比较，“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蚊子和蟑螂更重要。”——这是因为蚊子和蟑螂并不重要，如果这样说就不能够凸显信心的重要性了。
前天，母亲身体不适让我去买药。我拿着她交给我的两个药盒子跑到药店，二话没说就照着那两个药盒子把药买了。回到家中马上伺候母亲吃药，打开药盒子我才发现其中一盒仅有七粒，另一盒也只有十二粒，都是小小一粒的，不过盒子倒是大大的，仅用其中一小部分，我看是能够装得下来的。等母亲吃完了药，因为坐着没事干就顺手拿起那两个药盒子算了算这两种药的药价，情况如下：
七粒那一盒是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美洛昔康片，规格是7.5mg／粒，售价是22.80元／盒，相当于每克药的价格是434.29元（22.80÷7÷7.5×1000=434.29元／克）。当即查了4月23日那天黄金的收盘价格是251.07元／克，我非常惊讶的发现这种药竟然比黄金还要贵，比当天的黄金贵了73%，是当天黄金价格的1.73倍。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目前黄金价格正处在历史最高位——它是40年前黄金官方价格（金本位时代）的三十多倍，是1999年8月黄金市场价格的四倍多（这都是以美元来换算的）。就是说，我们有些药——即便是治疗普通疾病的药（在这里我所计算的药是用于治疗风湿和关节炎的）——竟然比处于最高价位的黄金还要贵！
十二粒那一盒是广州欧北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洛美沙星片，规格是0.1g／粒，售价是15.30元／盒，相当于每克药的价格是12.75元（15.30÷12÷0.1=12.75元／克）。我也当即查了4月23日那天白银的收盘价格是4.00元／克，发现这种药同样也比白银贵，比当天的白银贵了219%，是当天白银价格的3.19倍。
看到这样的计算结果，虽然我也知道这两个药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似乎也能悟出了为什么看病贵的道理。原来是因为我们买药所花的钱竟然比买黄金白银要花的钱还多，而且是多得多。这样子一来，我们看病能不贵吗？每次看病买药就如同去买黄金白银一样的。
因此，我个人以为目前我国民众之所以觉得看病贵，看来是因为对药物的定价出了问题。
用于制药的材料究竟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难道它们比黄金白银还要稀有吗？对它们的采集莫非比对黄金白银的勘探开采还要艰难？对它们进行提炼的成本难道比提炼黄金白银还要高吗？
因此，我个人以为，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得首先解决对药物定价的问题。国家应该不允许对药物进行乱定价，不允许药物制造业获取过高的利润。为此，国家应该根据需要（有这么多年的统计资料，什么药每年需要多少国家应该是清楚的——至少对基本药物是知道的，现在的计算工具又如此先进和发达，要进行这样的统计也是可能的）统一规划和组织好对制药材料的生产——目的是不能让这些材料成为稀缺品。然后根据制药材料的生产、采集和提炼成本规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售价，并且向全社会公布，让全国人民知道，让全国人民共同来监督。如果我们能够把药物的价格给控制住了，给降下来了，我想看病贵的问题也应该能够解决了。假如我们的药物价格能够和面粉价格一样，我们看病还会贵吗？如果它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比黄金白银还要高的价格，那么人民群众看病自然也就会很贵了！！！
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对药方研发的费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对于治疗和预防普通疾病，特别是治疗和预防常见病、多发病，我国在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里是已经得到了解决的。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大幅度提高到1978年的68岁以及这一时期内我国人口翻了一番多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事实，就完全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医疗卫生的建设是完全可以满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需要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我国为了满足人民治疗和预防疾病的需要，自主研发了大量而丰富，并且是实用有效的药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是我国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封锁遏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年代，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自主研发的这些大量丰富而实用有效的药方，是完全属于我国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同时，又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具有公有制这一性质。因此，它们也应该是我国全民共有的财富遗产，应该为全民所免费享用。所以，凡是利用这些药方进行生产的药物都不应该计算研发成本（除非这些药品用于出口）。第二、至于治疗和预防特殊疾病、少发病、罕见病，或者是新疗法、新药这些药方的研发费用，我个人以为应该由国家财政开支。在这里，政府既可以对药品制造商自主研发的真实有效的新药方实施财政补贴；也可以由政府统一组织研究开发，然后把研发出来的新药方无偿交给国有的药品制造商生产即可。后一种做法还可以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和重复开发所造成的浪费，但同时也会产生药方如何对外商进行保密的问题。之所以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国在1979年到现在这31年里，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目前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国家财政收入都是1978年的六七十倍以上，而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只增长了30%，就是说算人均水平也应该是1978年的五十倍以上，就经济实力而言我国的财政是完全能够承担得起这一费用开支的。而且作这样的安排也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前29年解决了对普通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后31年就应该来解决对特殊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这是何等的公平呀！
只要把对药方的研发给解决了，我想人民群众看病贵这一问题也应该可以解决了。
党和政府如果能够把“药盒子”、“药瓶子”摆到和“菜篮子”、“米袋子”同等重要的位置，就象控制米价菜价一样来控制药价。我想，这个药价一定能够像米价菜价一样降下来，并且稳定起来的。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药价和米价菜价差不多，就算它比米价菜价贵一两倍，人民群众看病也不会再感到贵了。假如真有这么一天，人民群众恐怕还得麻烦周小川同志下道命令，让分币重新使用起来——要不咱们就没有散钱来买药了。人民群众也一定会铭记党和政府这一伟大的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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