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清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一枝清荷
感谢这个“特色社会”，它让我见识了一次又一次的“和谐”画面：从贵州的火烧警车的瓮安事件，到全国各起校园血案；从上海的杨佳杀害6警察，到永州的屈小军用机关枪连射3名法官——这些血淋淋的现实给了我们最直接、最干脆的回应：民不惧死，何以死惧之？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机关内部矛盾只能用机关枪来解决了。
感谢这个“精英世界”，它让我饱尝了一幅又一幅“稳定”的画面：从黑煤窑到富士康的N级跳，从“平棉大罢工”到佛山本田近两千工人参与罢工——当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认为改革开放的春风是在滋润我们还是在肆虐着我们？难道精英们就没有意识到，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的时候，外部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
感谢这个“拆迁时代”，它让我领略了一波又一波的“拆迁”奇闻：先别说四川唐福珍浑身裹着火球的痛苦表情，武汉被活埋的老人那纵身一跳的悲壮惨烈；也不说河南古稀老人魏克兴因为“没有地方去了”，而只能在麦地里啃吃麦苗的悲惨画面，我们就从最近的庄河上千名农民在政府门前跪诉的场景，到政府人员居然用枪来顶住人民群众的头，以200多人手持棍棒去围殴20来个手无寸铁的拆迁户——这些只有在旧社会才能出现的画面，现在活生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真实实地上演着。这个时候，清荷不禁要问，这是我们为民请命的人民“公仆”，还是专门来请民命走的“公捕”？
人民与“公仆”的对立，带回了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话题：水与舟的话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谁都懂得，平静的水面，轻舟荡漾——自然，这是一幅美丽和谐的画面!但是，当没有人去在乎水的洁净与水的健康的时候，甚至威胁到水的生存质量的时候，水就成了洪水猛兽，舟也就开始飘摇不定了。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舟，开始飘摇了。那是因为，作为“舟”的精英在执政之后完全堕落，与大众的裂痕日益加深，与人民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十分差劲。人民“公仆”已经丧失公众的尊重，社会责任感完全缺失，普遍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降到了民众无法接受的底线，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就会走向全面的腐烂，国家也将与这样的社会同步走向衰败。如果到了这么一天，我们的执政党也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
重塑执政党——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到了紧急迫切的时刻了。这些年，中央天天在提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何尝不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感？开展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那是因为我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已经不先进了。有的不但不先进，而且很差劲。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要提“和谐”？因为社会已经不和谐了；为什么要提“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凸显出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贫富分化，贪腐横行。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的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泡沫以及这些改革中精英表现出来的霸道与专横，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民众心里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信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精英们的表现，由于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不具备全局性、长远性的大视野，导致一两代人的历史观空前萎缩。这个结果的形成是以“文革”失败为标志的，以往的政治理念瓦解，革命叙述中断，导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你把“文革”与“改革”一刀切得那么整齐，并且以断裂与否定地形式来完成，使得我们的“过去”与“未来”这两个维度在历史视野中消失，只剩下一个被切断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孤零零的“现在”。于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去。我们只知道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清醒的时刻是虚无的，沉醉的床榻却成为唯一的温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当信仰之塔坍塌的那一刻，所谓的“和谐社会”又怎么去建构？
作为新的政治精英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在20世纪的东方世界里，书写过一段辉煌而光荣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怎么得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洒血，前赴后继，用两千万颗人头推翻了三座大山，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手里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根在哪里？力量来自哪里？中国共产党的根，来自于江南那条渡船上宁静的桌椅上，来自于天安门城楼上那荡涤历史阴霾的伟人之音中。每一个路过天安门城楼的人，都要面对这位历史伟人的炯炯目光，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农民之子——毛泽东，他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旗帜。他带领了中国共产党，靠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靠着“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群众修桥补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服务。靠着“牺牲在前，享受在后”几十年一点一滴从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干部做起，任劳任怨赢得全国老百姓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而存在的。在那个天空下，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在其价值谱系中以国家利益为重，处处体现出作为共产党员行为的高尚性。从革命和建设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里，我们都可以真实而真切地感受到党的高尚：一次是在1949年之前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多万人，而自1921年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已经达到370万人。这正是当时处于弱势的政治集团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另一次是在1949年之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践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经3次降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降至行政3级。正是这种同甘共苦的作风，使中国仅仅只用了四分之一世纪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条路，西方人却曾经走过一百年。
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依靠着信仰而凝成的钢铁团体。事实上，也只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强大精神力量才能凝聚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才能抵御随时可能袭来的艰辛困苦乃至死亡的威胁，才能经受权力、金钱、美色等世俗的考验和诱惑。
然而，自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金钱法则迅速席卷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伦理和行为。一方面是原有的政治信仰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市场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甚嚣尘上。自从1992年那首著名的诗篇谱成后，中国的权力精英腐败进程日益加快。权力精英与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的共谋成为这一年代独特的风景。掌握权力的精英与商业、知识等领域的精英相互腐化。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随着这些精英们的作为而江河日下。毛泽东时代枪毙了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贪官，老百姓不相信那么好的共产党里，居然有那么坏的人；而现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里，老百姓却在想：共产党里，能够有那么好的人？
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靠着信仰缔造的，我们党的政权是革命先辈们从血与火的斗争中夺来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夺取的红色政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这一切一切历史重任，如果夭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这一代是否会成为千古罪人，永远承受历史的骂名呢？那么，面对历史，我们是否该作如下的思考：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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