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之三》
五 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进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于在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习惯于摇着头讲“没有办法，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不论是在改革的年代，还是在后改革的时期。若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得到的回答，或许只有一个，即“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现在口口声声喊着“民主”、唱着“宪政”的人，想来他们是要去管一管这体制出了问题的事了，但他们是否真的就清楚了我们的体制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从他们只是想着要将现有的一切都甩开的作派来看，他们是并没有想得很明白的。这就如同邓小平当时下决心去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时，其对于我们所要去建立的那个需要为经济服务的体制，并不是已经弄明白了，所以才会有所谓“后改革” 一样。
我们要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事关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健康稳定发展的大事。我们如何去改，是需要有指导思想的；要有指导思想，就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要作出一个价值判断，就涉及到世间的价值观；涉及到世间的价值观，就涉及到了人类的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表面上看是只是一个关乎政权的问题，一个关乎秩序的问题，一个关乎法治的问题，然而从它的深层结构上讲，则是一个关乎文化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关乎文化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需要弄明白。
首先，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下，在中
国社会为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新中国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堆人们不愿再看到再闻到的臭狗屎吗？我想，对于它在实际存在中的性质及其演变，我们是可以去讨论，去批判的；然而，我们不能抹杀的是，我们之所以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其所要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它已经不是只满足于去推翻一个帝制而迎来一个所谓的“民主”的政府了，而是还要在民众自身对于社会发展有选择权的社会生活中，去为社会不再出现弱肉强食以及两极分化现象提供有力的保障。这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讲，是这个国家有了反掠夺反压迫反奴役的社会意识而选择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今天认为有着“普世价值”的话语讲，就是这个政权除了要讲究自由民主之外，还要讲究公平正义，持续发展；若以传统的历史文化去看，就是这个社会比原来那个中华民国，在“义”字上有了一个更为高远或更加文明的价值取向。对于这样一个较中华民国更为高远或更加文明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先把它去叫做什么放在一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好，还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也好，而只是单就这一价值取向而言，我们认不认同？如果你不认同，或者对此根本就视而不见，只知道以民主为目的去搞什么三权分立，那作为政权的把握者，自然是要反抗的。这谈不好谁是反动。因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它们都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只是我们去生活得更好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应当如果去运用好自身在社会中去争取到的有关自由与民主的权利的问题。“自由”二字，有两层涵义，一是自主，二是有活动的空间，并非是任性而为；而“民主”二字，也包含有两个内容，一是自己有要求有主张，二是有关公务的治理权在公众，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去组织的问题，并非是没有专权就可了事的。
其次，如果我们都认同社会不要有两极分化，而要有所谓的“公平正义”，那么，对于这个应当是“公平正义”的，而不仅仅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能用什么名称去标榜它？是不是因为共产党曾经用过了“社会主义”这个词，我们就不愿，或者不能用它了？我认为，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如今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是又回到如国民党时期的官国了，就不去用共产党已经用烂了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来为自己张目；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它的基础、目的及其实现条件去看，都是离不开“社会”二字，进而只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才能准确地表述它，那我们就应当高举这个旗号，并用这四个字中所蕴含的道理去与共产党对话来获得自身的民主与自由。即我们所要的民主，是要去跟共产党理论我们究竟要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道路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既然是在摸索，就不能只由共产党人单方说了算。如果他们要一直沿用什么不争论，是行不通的。“不争论”，纯属一种霸王作风。
第三，如果我们是要在由官与民所组成的社会中，通过既不是官本位，也不是民本位的，而是以公民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体现为一定生存质量的这么一个社会为本位，去追求社会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所谓“公平”以及由此而让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得到保障的所谓“正义”，那原先也追求过所谓“公平正义”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着我们可以去加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将共产党人也视为我们要在“民主”中去追求“公平正义”的老大哥呢？尽管他们曾经犯了不少的错误。我想，如果我们是真心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共产党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汲取的，不然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同时，我们也应当把共产党视为是我们在追求民主中去获得公平正义的先驱而尊其为老大哥，不能将之排折在我们所要追求的民主之外，除非是他们自身不认同我们所要高举的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这一“社会主义”旗帜。
我们是从可以称为“中华官国”的中华民国走来的，我们在经过了一段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革”之后，目前又回到了比中华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华官国”了。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原来那实际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延续了我们在传统中寄生于“为民作主”的那一“官本位”的文化，而且也在“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为那些作为组织者的，高高在上的，公务与私务无法分辨的官僚们的大量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中国从一个追求民权的民国，发展为以国家至上的这么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度，可以说是由四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人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观念的影响；二是我们有着朝廷至上，政府至上文化传统；三是我们的社会有着在百废待兴中尽快强大起来的现实需要；四是共产党是以人民谋利益而诞生的。即由于人们需要服从于大局，共产党又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为了国家的富强，走一条以公有制为目标的，在民主中需要集中的，由共产党掌舵的，全民所有的，共建共享的发展生产力之路，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这里面的东西，从文化上讲，其要点就在于一个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因为要团结一致嘛。
尽管这一切对于我们刚刚从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中走过来的人们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是了，但它自身所存在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在随后的生活实践中便分别以三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因为，尽管毛泽东所领导的队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是为了工农的解放，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传统家天下中所形成的打天下与坐天下的观念影响下，共产党队伍中的特权思想及其在所谓“民主集中制”中的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三种极端的形式或表现是：
一、作为导师的有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丰富经验与重大成就的毛泽东，对于自己在需要集中也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所存在的特权思想与官僚主义伤透了脑筋，但又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关系，自身在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主义”的本质，以及这“国家主义”与传统专制制度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一方面孤立地将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视为是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结果，一方面又执着地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视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进而走上了一条脱离实际的以“公有制”为依托的改造人们世界观的“继续革命”的道路，并最终以极大的勇气发动了“踢开党委”的，“造反有理”的，旨在向自身所缔造但却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激情的官僚体制发起冲锋的，让“当权派”成了首要的革命对象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好，局限也好，就在于我们的导师是找到了要去革命的现象，而找错了我们要去革命的对象，从而偏离了我们要攻击的方向与目标。因为，这不是一个处于那“集中”中的“司令部”的事，“当权派”的事，而是这一“集中”本身的事。
二、处在体制之中当权派，由于自身在思想上是做不到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的，也想着自身如何过日子，所以这样的立场让他们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不切实际。他们认识到要真正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搞思想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物质刺激，重视人们对于自身的利益的追求；而且，从人们是要过日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不管白猫黑猫，我们只要能够去把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满足了人们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了。要做到这一点，打破原来的僵局，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方面是以“不搞群众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以“发展生产力”为理据来满足人们过日子的需要。如今一些人是富起来了，但在国家政权把正确引导人们的精神追求放在一边而好象人们是“只知道吃饭”式的“示利于民”的格局中，整个社会则为了那人们所要的“先富”，正在付出丧失正义的代价。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改革的失误在教育”。其实，是人们忘了一个问题，即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三，作为在国家至上而有着官民之别的民众来讲，人们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中，除了感觉到自身是被政治绑架了之外，是感受不到能够让自身要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的那样一种自由的天空的。因此，人们在不明白如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先生所讲的“‘一盘散沙’式的生活不能算是自由”这句中的道理的情况下，将那在历史上把理性和责任视为真正自由而试图在必然中去找到自由的毛泽东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人们除了在道听途说中通过骂人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之外，便是置挷架者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于不顾，只知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而只知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则要么让他们恨自己是生在中国，成了一个中国人，要么就是走极端地要另起炉灶另开锅。这种情绪的漫延，又让执政者为了维稳而加速地集权。他们唯独不知道和不愿去做的事，就是去对那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不能是“一盘散沙”而需要有所“集中”的那种“形式”或者“体制”应当怎样的问题给予思考和讨论。
其实，这个“集中”的问题，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看，其作为一种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关乎“义”的问题；其作为一种目的，又可以说它一个关乎“智”的问题。这个需要“仁且智”的问题的存在，是要求我们在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去处理好个人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在权力与义务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价值追求与生活质量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点。我所讲到的“团结友爱”的问题，就是由此而来。因为，我们可以说“团结友爱”就是已经“集中”了的体现。
中国文化，在其人本位而非神本位中，是一个有着“义与利”结构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搬到中国来健康成长，是必须通过“集体主义”才能中国化的。与此同时，对于在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来讲，我们也是可以将其看作是西方人在西方“逐利”的社会中，开始提出了一个“义”的问题了。
假使我们是为着一个“义”字，要去建设一个所谓“团结友爱”的社会，这个“团结”，还是要在“国家主义”中去“团结”在以谁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吗？我想，如果我们已经明白“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只能是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团结在能够达至“团结友爱”的那些原则之下。即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对于我心目的“团结友爱的社会”，我是这样认识的：它是以民众的权益为本位的，以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的理念为道德基础的，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为基本内容的，以促成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而以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为行动指南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便完满地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追求和发展这一相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放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中去看，可将其视为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要去完成的第三次社会文化的大革命。这次大革命，是以中西方文明的交汇为背景，以自由和民主为主题，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为目标的。与此相映照的前两次，一次是以“绝地天通”为标志的“王道”的确立；一次是以“内法外儒”的“官本位”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制”的产生。
对于我们在第三次社会文化的大革命中所要成就的社会，毛泽东曾用“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句话去给予表达，但终因体制的错误而未能得到实现。对于这样的畅想，我们应如何去进行制度的构建呢？谈到自由民主，人们在没有看到就等于不存在的思维模式中，迷恋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其实，在“三权分立”中施行的那一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党政治”而已，其对于人们的“自主”来讲，只不过是在做一种人们提供了几种答案的选择题而已。毛泽东说，共产党也有被消灭的一天，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往前看，能不能去考虑施行一种可以在问题面前做思考题的民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其思路，毛泽东曾有过一个“踢开党委闹革命”，邓小平也有过一次“党政分开”想法。这些灵感，如果将其理论化，可以通过“党政分治，绝地天通；遵从公告，自我教育”去表述。即我们要有政党，但不是要在“权”与“利”的思维定势中去搞政党政治，而是要在“理”与“势”的理论框架中去搞按“部”分“责”的参与政治。政党的作用只在于辩明真理而归属于“天”，而政府的职责，则是在于执行由公民的选择所决定的带有大趋势性质的公共决议而归属于“地”。其中间环节，就是可以视为“圣人”的那一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了。在这样的“含三为一”而“鼎足三分”的体统中，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只能是通过由最高权力机构组织的由下而上的推举与竞选产生，同时，最高权力机构所做的事情，除了做好公务员的人才蓄备外，就只是去形成公诀和发布公告罢了。这便是真正的“集体领导”，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六亿神州尽舜尧”。
总之，我们要去讲的“社会主义”，从其以社会公民为本位的角度讲，它已经不满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的空话了，而是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担负着去共同促进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义务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着掌握公权和行使公权的权利。人们在“都有活路”的“公道”中，都拥有获得一份工作和保护自身财产不受侵害的经济权利，都拥有表达自身看法和批评社会作法的文化权利；都拥有随愿结社，推举委员，提交议案，提起公诉的政治权利。人们通过拥有这些权利，在促成每一个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利义兼顾”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在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充分的意见表达中，经由毛泽东总结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让社会得到平稳健康的发展。
毛泽东不是人渣，他是一个耳聪目明的中国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中国人，一个站在人类历史的浪尖俯瞰世界的中国人，一个震憾了世界并影响过世界的中国人；毛泽东也不是暴君，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历史的弄潮儿，一个拥有过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的领袖。曾经呼喊过“人民万岁”的毛泽东，其所犯的错误，是在于他急切地希望通过直接的改造人的方式去达到改造我们社会的目的。他已经因改造旧社会的挫折而走下神坛，但也会因迎接新社会的胆识而走上中国社会的圣坛。毛泽东已经去世，已经把中国未来交给我们。只要如今的中国人，不要把粗口当豪爽，不要把无知当英雄，不要总想着拣点现成，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争论与交流中，达成“反对国家本位，反对生搬硬套，反对骄横跋扈”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从完善政协制度和开放党禁开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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