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一下59年饿死人的问题
本来，对三年时期饿死多少人，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记得童年的时候，每每抱怨米饭填不够肚子时，母亲就说起59年，当然也谈到饿死人的事，也只是别的大队，XX村的，具体的说法是，在修水库的工地上，XX村那个人一边挑土，一边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家属连尸体都没法收回去，就用席子一卷，埋在水库边的一个洼地里头。
还有就是我奶奶的死也说成是饿死，原因是59年冬，我大姑回来看望病中的奶奶，将奶奶那一碗粥喝了，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如此，我对我奶奶因饿而死是从来不置疑的。也就是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59年的一冬，60年的一春确实是饿死了人的。
至于饿死了多少，我是无法知晓的，也没必要知晓它，近年来在网上浏览，有人说饿死780万，有人说是1500万，也有说2000万的，3000万的，3500万的，4000万的，更有甚者，说饿死了6000万。
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有根有据的是留美学者费正清的2000万统计数字，道听途说的是辛子陵的3758万，近来有个袁腾飞也信口说出3000万。
可是，我从所看到的却是落差很大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邋遢道人。谁是谁非，我带着巨大的疑问在今年的清明节，同我80高龄的父亲作了详细的交流，从一个层面来了解那个饥饿的年代。
我父亲那时是民兵连长，26岁，已经有3个女儿了（就是我的大姐二姐三姐，我是66年出生的，排行老五），59年的冬天，他是守粮库的负责人。
说是粮库，其实就是祠堂，当时大食堂也开在这里，区上分下来的小麦稻谷也是在这里严格地按着人口的比例分下去，隔一天，区上的人会下来过秤点数，收走花名册，顺便也登记出生及死亡数字。出现短斤少两，贪吃虚报，我父亲是脱不了干系的，不吃“花生米”是幸运的了，起码五花大绑是少不了的。因此，我父亲晚上就睡在仓库里头，当然还有两个民兵一起睡。
尽管仓库的窗户上的木格子，能钻进去一个小孩，大人用力一点，就能豁然洞开，尽管值守的两个民兵饿得七昏八倒，连枪也拿不稳了，我父亲说也没见一个人，哪怕是小孩子来打过仓库一丝主意。
哪一家出生了小孩，孕妇每天可多分3两米，“老”了人的人家，办丧事，可补充5斤米，至于是怎么死的，也有区上的人来详细登记调查，比如，老死的，病死的，淹死的，毒蛇咬死的，野兽咬死的，他们会左邻右舍，老人妇女，干部群众，家家走访，户户倾听。当时，饥民对上面的官员—那时叫干部或同志—还是极其信任的，不像今日，你官员说什么都没人相信了。
当然，守仓库这种美事也害了我父亲，有人举报他深更半夜伙同值守民兵用搪瓷缸蒸饭吃，这与我母亲在世时的说法大体一致，小时候，有时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骂父亲自私，当年只顾自己，不顾儿女，奶奶饿死了，姐姐们吃糠拉不出来，用铲子往外捣，却半夜送米给隔壁老王，父亲便一声不吭了。这就是铁证，听说为了这件事，他还挨了沈区长两个大耳光。对于这种疑问，我在年轻时是断然不敢询问父亲的，他本就威严的面容，一提到59年，就更加沉寂了。
母亲说的隔壁老王，我叫王婶，听说曾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相好，为这事，我母亲与她近30年没有讲话，母亲2000年临死前还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问她根据，就是父亲在59年的一个凌晨，有人看到他从王婶家出来，手上还拿着一个类似瓷缸之类的容器，举报人认为我父亲是偷偷送米给她，损公肥私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这直接导致了我父亲民兵连长的撤职。
这次，我与父亲谈及了这回事，毕竟，我已经45了，在父亲的眼中不再是毛头小伙子了，他对我说了那回事。
一天夜里，他被沈区长一个电话打到了区上，区长在马灯下抽烟，二大队那个姓占的妇联主任坐在他对面哭泣，见我父亲进去，她马上起身走开，上衣的对襟花袄只扣了一个扣子，红肚兜却露出白里子。
一见面，沈区长就左右各甩了我父亲一巴掌，骂道：娘卖X的，你说，你偷吃了多少粮食。
我父亲指天划地：青天在上，我要偷吃了一点，天打雷劈，三个女儿不得好死。
区长说：不行，女儿不算，得将儿子拿来诅咒。
父亲说：我还没生儿子。
区长说：娘卖X，正是偷吃了粮食，才生不出儿子。
父亲那时很怕他，据说他当过营长，东北战役时，曾一个人活捉了一个班的国民党。不只是我父亲怕他，全区的干部都怕他，他动不动就捣出王八盒子：老子崩了你。那摇晃的手枪，说不定真的会飞出子弹，唬得人胆战心惊，更何况，他半夜三更检查工作时，单人将马的，山林也敢过，虎狼好像也知道他的枪法，并不曾惹过他。我父亲当时不敢吭声，我现在也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就是这天夜里，我父亲被撤销职务，但是那支汉阳造却没有收缴，他还能干他的民兵，至于没有提给隔壁王婶送米的事，可能是沈区长从骨子里头就认为这不是个事。可能是他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
我问父亲：你到底用瓷缸蒸饭吃了没有？
他说只是用锯末，砂罐煨过3-5次粥喝，绝没有用搪瓷缸蒸过饭吃，“那会儿能喝上粥就当吃肉了，别人只能和着野菜糠头煮粥，谁敢吃饭，想都不敢想。”
“那送米给王婶这事，如何说？”我问。
“是世叔爹（举报人）饿得发昏，看到我现身了。”说到这，父亲还愤愤不平。
母亲已经过世了10年，王婶去年也去世了，有无与否，已经不重要了，父亲有口难辩这么多年，母亲指桑骂槐了这么多年，王婶一声不吭这么多年，这都是很蹊巧的事情，我倒不认为是空穴来风。只是父亲不愿在晚辈面前承认而已。
如上所说，沈区长骂得没错，最起码部分没错，共产党在那时是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同样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不像今天的共产党，反个儿了，父亲挨了打，挨了骂，却还要诅咒发誓，还真不幸，62年，我的二姐病死了，不知与这诅咒有没有关系。
正像沈区长怀疑我父亲偷吃粮食一样，他也被人举报半夜偷吃，不光偷吃，还偷女人，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你要偷女人，不偷饭吃，哪来的劲啊，为此，60年还没过完，他就被公审了，罪状好像有10余条，我父亲隐约记得5条，大意是：
1．饿着肚子要人修水库，曾下令捆绑不去的人。
2．全区饿死102人，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3．军阀作风，经常打骂干部群众。
4．流氓作风，玩弄过两个妇女。
5．半夜三更躲在办公室吃干饭。
公审那天，人山人海，饿死人的家属都被请到了审判台上，县长亲自给他们
倒茶。他们中派出三四个代表台上控诉，“像50年斗地主一样”我父亲说。
那个占妇联也上台打了他好多耳光，也许是他打别人的耳光太多了，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终止了他的这个嗜好，反过头来，也让他尝尝被抽的味道。
我父亲那天也上台了，他是作为证人上台的，当然，他是不敢抽耳光来报仇的。
再之后，沈区长挂着牌子各个大队游行，再之后，拉了近20年粪车，77年，我读初一的时候，还经常见到他，只是前面加了一匹骡子。
颇具讽刺的是，沈区长也有一个57年出生的二公子，也在59年饿死了，这是在那102人之内的，他老婆要上台控诉他，被区长的老上级—县长—劝阻了，不过，他老婆到底还是离开了他，也不知后来的那18年，他是怎么过的，他心里想了一些什么。
78年的一天，沈区长拐着左腿，拄着木棍，来到我家，与我父亲吵得很凶，我记得他质问我父亲：你拿出证据来。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占妇联的事情。
临走时，他说，不搞清楚，要把我的父亲的右脚打成他的左脚一样。
我父亲说：你个反革命，你敢。
他当时扬起木棍，向我父亲劈头打来，被众人架住了。
我母亲拿出一瓶虎骨酒送给他，也被他甩得粉碎。
也好像是78年，或者是79年，他去了那个死在水库里头，尸骨都没搬回家的XX村XX户，说要去将坟迁回来，他要披麻戴孝。听说他哭了几大场，流了许多眼泪。那家人最后也没怪他，迁坟好像没迁成。
再后来，听说他补了很多钱，拿了一部分去找那个没有上台控诉他的妇女，不知找到了没有。
89年，我好像还见过他，是在镇法庭旁边，听说一个开着军人服务社的几个骗子骗了他10000块钱，他是去起诉的。之后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行文到此，我奶奶是饿死还是病死的，并没有说清楚，60年的统计，我奶奶不属饿死之列，但是，我妈妈一直认为是饿死的，这次回家，我征询父亲的意见，他说我奶奶得了水鼓病，就是现在的肝硬化腹水，就是现在，也是决然治不好的，只是在饥饿年中逝去，难免混淆，当听我说网上盛传那三年饿死了4000万人，他屈伸指头算了算，连连摇头，“不可能，我们这个大区8万余人，只饿死102人，还有部分是像你奶奶一样是病死的，只是他们年轻一些，若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哪一家不死人，那共产党还有人相信吗。”
至于那个占妇联，我还是有疑问，若是真的，沈区长在时隔20年之后为什么还要讨还清白，若是假的，占妇联却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台打他的耳光，须知，那个年代，女人把贞洁看得比命还要重要，遮盖都惟恐来之不及，谁还敢冒着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来给自己和他人栽赃呢。
这些问题，或许随着老人们的离去而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真如辛子陵，袁腾飞之流的胡编乱造，那三年时期的中国绝对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搜尽天涯，翻尽网络，也末能得出半点饥民暴动，公开抢粮的只言片语，通过我的了解，真正意义上的饥荒是59年冬60年春，之后，就再也没有饿死人了，如此严峻的局面表现出来的是：老百姓还是那么的拥护共产党。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稍微用一点脑子思想的人，绝对不会相信右派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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